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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港民俗风情》第五辑社会风情　　　　　陈华发
泉港人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中，通过约定俗成仪规，形成丰富多彩的行业习俗和社交礼俗，构成了本区域特征的基本要素。而在生活中广泛长久流传的民间艺术，对人民群众陶冶情操、娱乐身心、抒发情感、交流思想，起到了无形纽带的作用。
泉港各少数民族在特定的地域生活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俗，也是整个社会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积淀。上述种种社会风情通过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浓厚的地方特色，成为展示泉港魅力的一个个窗口。
一、行业风情
各行业生产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物质生产方式，这其中存在着大量的民俗文化现象。境内行业习俗的传承，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泉港人心灵手巧，各种行业纷呈异彩，人们所从事的工种不同，其习俗也就各具行业特色。行业习俗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现象，其精神与行为规范的内核又具有明显的社会伦理价值，容纳了尊师敬业、利民利群、诚信守规等道德内涵，是认识泉港社会史、经济史、民众思想史的重要证据，对于提升现代社会行业内部认同、沟通、凝聚，加强行业自律精神，增强社会自主的调节能力等都有积极意义。
清《惠安县志》载：“县西北多丛（聚集）山，有竹木果实薪炭之饶。田皆逼厄（险要的），山谷间导水于高者注之。水耕火耨（锄草），伐山为业……农民往往依崖涧，缚茅为屋，植篱以障内外，多者仅数家，田原肥美……”可见原位于县北的泉港一带自古农业的自然环境条件较为理想，主要产有甘薯、水稻、大麦、花生、大豆、蚕豆和豌豆等粮油作物；盛产龙眼、荔枝、余甘、枇杷、柑橘、茶叶等名果佳茗，其中涂岭镇丘后村的特稀晚熟荔枝曾作为进京贡品。泉港一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以农耕为主的农村，形成了生产民俗中“以农为本”的尚农特点。本书的前几个章节叙述的民俗风情，也主要是从广大农民的生活习俗出发，故本节只作简单叙述。
泉港人民勤劳、朴实，素有男耕女织习惯，一般男干重活、女干轻活。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妇女也干重活，“乡村妇人芒乔负担，与男人杂作”。旧时多数妇女农事大忙时下田劳动，农闲时做针线、绣花、织布、缝纫等。1952年土地改革后，男女平等，农村妇女除下田劳动外，回家还得干起繁重的家务。每当较大的农事完成后，农家也大多打点酒，买些肉鱼，加点菜，滋养身体。
旧时境内农民每年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等，总要到田头压金纸烧香、献菜肴水果敬祀田头公，其意在于祈求田间土地神护佑庄稼免受鸟兽糟蹋，保佑五谷丰登。现此俗已鲜见。谷物将熟时，农民往往于田间插稻草人，草人穿破衣戴烂帽，于头上挂扎一串敬神祭鬼的冥币，旨在吓鸟驱鼠，防止庄稼受损。在稻谷成熟季节，为防范台风暴雨的损坏，或个体农户因劳动力缺乏而导致过熟脱粒，有亲帮亲、邻帮邻的传统习惯，不付报酬，仅供三餐和点心，俗称“有吃没工钱”，或戏称“没钱也得腹肚圆”。
旧时在广大农村，还存在以下三种雇工形式：
丫头。民国以前，贫困的家庭，将八～十岁的小女孩，出具卖身契卖给富家当婢女供使唤，长大以后由买主卖出去为人妻妾，或由卖主赎回后再出嫁。丫头过着奴隶般生活，受尽折磨，吃不饱，穿不暖，经常挨打受骂，这种非人制度随着一九五○年土地改革而结束。
放牛仔。贫穷家庭子女多，为了减轻吃饭负担，把孩子临时送到富户牧牛、羊，富家给饭吃，不付工资。放牛仔可以辞退，也可以辞职，没有人身的依附关系。
保姆。一九四九年前，富裕人家招聘奶妈或保姆时，经达成口头协议，由雇主提供膳宿，每月发工资，一年两套衣服（春、秋两季）。雇主可以辞退，保姆也可以辞职。
长期以来，智慧的泉港农民特别重视用天之道和因地之利。所谓用天之道，便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农谚，如：“早春好佚桃（玩耍），早夏粒米无（夏天早来，却因涸早，晚冬收获减少）。”“春天南，夏天北，无水通磨墨（春天刮南风，夏天刮北风，可能大旱）。”“冬节在月头，寒在年冥兜（春节）；冬节在月中，无雪也无霜；冬节在月尾，寒在正二月。”“上半月看初三，下半月看十八。”“正月寒死猪，二月寒死牛，三月寒着播田夫（一至三月的天气都很冷）。”“南闪（闪电）百日晴，北闪在眼前。”……这些农谚世代流传，成为传授生产经验的一种特殊方式。
牛是农业耕作的主要动力。经济好的一家养一头，经济差的两家或数家合养一头，轮流放牧、饲养，初二、十六“做牙”拜牛栏，由轮养户办理。在大忙季节，每晚给牛喂晒干的甘署藤、早稻秆。要买牛，到牛墟上相牛。相中意了买下来，在两个牛角上系一条红布，叫做“挂红”，以示吉利。
一九四九年以前，猪养大了出卖，要先在灶公前焚香，卖后当晚要备牲礼谢灶公。买猪仔时，猪筐要系红布条，仔猪买回来快进门时，大人和小孩都要大声喊：“大猪公！大猪公！”傍晚在灶前供牲礼焚香，祈求灶公庇佑猪仔日夜长大，快快养成大猪。一九四九年后，此俗逐渐消失。
泉港枕山负海，濒海之民多以捕鱼为业。水产资源极其丰富，主要有牡蛎、缢蛏、青蟹、对虾、鲍鱼、花蛤、紫菜、海带等，如今新发展的鲍鱼养殖、吊蛎养殖、浅海养殖和网箱养鱼的面积和产量均居泉州首位。旧时，泉港许多渔船每年要到浙江海域捕鱼六个月。每当渔船出海捕捞，须选择吉利时辰。出海之前，有的到普陀山进香拜佛（又叫“打斋”）祈求平安。有的则办礼品（有五果六斋）、银纸、鞭炮，到妈祖宫奉祀，保佑渔船出海捕鱼平安无恙。
出海的前一天，船老板会大发慈悲，安排每两个伙计一小罐子卤猪肉，这是全汛生产期间的最大口福。平时伙食但求吃饱，不望吃好。在第二天天微亮就要起床，吃干饭，喝锅巴汤，渔民称“三下二作五，未到嘴巴先到肚”。之后就抓紧挂饵撒网放钩。喝剩的锅巴汤带到舢舨，作为充饥饮料。捱到午后一二点钟才用午餐，吃的是干饭配鱼头汤，每人只分与两个鱼头，极少有其它下饭菜。晚餐要等到入夜八点后，吃稀粥配咸鱼头和咸鱼尾。只有在每只舢舨日产达到八～十担时，才能享受一餐带鱼汤。每当渔船满载返航，也要备水果盆酒，放长串鞭炮，祭祀妈祖，或到普陀山还愿。
钓船每年转浙前要进行一次加固修补，中小业主大都要向控制渔市的“渔伢”预借资金（俗称“提行头”）；业主取了行头款后，生产的鱼货就要受渔伢控制，鱼价由他操纵定夺。如把鱼货卖给他人被发现，要接受很重的罚款。业主如果遇上年景不佳，还不起“行头款”，日子就很不好过，有的甚至倾家荡产，要卖船、卖房、卖小囡，惨不可言。因此人们又把小钓船称为“钓子（仔）”船。
旧时渔民讨海的艰苦生活，正如峰尾渔区流传的一段歌谣所唱的：“有福居城市，无福住海边；无园以海作为田。受尽风霜不敢言。一只小船挂破篷，祖孙三代睡一舱。捕来鱼虾换薯干，老婆孩子过一冬。讨海真艰苦，无风要摇橹。五人困一肚（船舱），吃粥配菜脯。日曝无物遮，雨泼无地避。泳（浪）大船摇摆，风透（狂）歹（难）蹲站。”其中艰辛，难以言尽。
新中国成立以来，渔民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旧社会相比，渔业生产条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生产安全系数提高了，劳动强度降低了。过去船体小，经不起大风浪，信息交流闭塞，生产盲目，安全隐患大，而且几乎全靠人工操作，“行船真艰苦，挂帆兼摇橹”。现在渔船吨位高，抗风浪能力大，气象卫星通讯信息敏捷，生产安全有保障，而且现在全部实现机电动力化，大大地减轻了劳动负荷强度。二是船上生活环境得到改善，渔民生活得到保障。过去四五个人挤在小钓的低舱里，被人谑称为“贼吃、狗困、螃蟹爬”；现在船舱上每人都有一处平坦暖和的休憩铺位。过去由于生活所迫，渔民子女十一二岁下船当学徒做童工，到六七十岁还在“讨海”驶船；现在都是青壮年业航捕鱼，已没有渔童、渔翁上岗的情况，渔民队伍的文化素质劳作技能，比过去也有很大的提高。
渔区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巨大的飞跃。衣着由“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到如今讲究布料、款式，年青人还追求时尚、名牌。饮食由过去是麦糊配类似于小蛏的“公代”，甚至许多人经常缺米断粮揭不开锅；到现在基本上是一日加菜一顿，逢年过节鱼肉不离。居住环境由过去几代人、几户人家住在一座旧大厝里，到现在绝大多数渔户告别了古厝，迁入宽敞的新式楼房。
峰尾刘恢贤同志整理的《新航海谣》一文，表现了新时期泉港渔民欢快喜悦劳作生活的情景：“渔船过湄洲湾，行到平海波浪翻，再驶娘宫纳盐税，又出许屿门，风平浪静才放白大洋，叩拜妈祖圣母娘，庇佑顺风水航北上，无风摇橹要力量，船行到坎门，满天布黑云，渔船排成群，狂风要降临，不开就着停，夜里巡更查船肚，风静又开去石埔，石埔无停船，开入沈家门，籴米添水人成群，洗船烧服（金纸）忙纷纷，鱼肉祈神又改善，总部（炊事员）煮菜喷黑烟，择日驶去普陀山，渔民进香都上岸，佛寺念经做道场，拜完佛祖渡大洋，大洋渡过是舟山，渔澳选择在嵊山，渔行伙计来招商，捕捞丰收在别乡。渔工分红笑哈哈，汛期已经差不多，扬帆南下购年货，打算大年（春节）好好过，落头（返航）水路经祖庙，叩谢妈祖要丰厚，入澳下锭进家园，全家男女老少来团圆。”
每逢过年，渔船上都要张贴春联。春联的内容体现了渔民们盼望“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利得天时”的美好意愿。通用横披（或正菱形“大春”）有：一帆风顺、满载而归、乘风破浪等，镜面板匾有“木龙光彩”等，船后匾有“海不扬波”等，舵杆匾有“万军主帅”等。通用对联有：履巨涛如平地，拥大海作良田；九曲三湾随舵转，五湖四海任君航；出湄洲一帆风顺，入本澳满载而归。等等。
泉港沿海渔民世代靠海生息，一扬帆出海就要“乘风破浪”，浪由风起，风因气生，气从天来；天气变化直接影响渔航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渔民特别重视观察天气变化，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许多语言生动、简明扼要的渔谚。如：六月北风就是台（南风季出现北风是台风前兆）；秋风台，无人知（北风季节很难辨别是大风还是台风，务必提防）；十月防三五（指农历初五、十五、廿五日常出现强大风）；早时东南黑，势必午前雨；有雨天顶亮，无雨四边光；久雨现星光，明朝雨更狂；久雨傍晚停，一定转天晴；久晴大雾雨，久雨大雾晴；春看山头晴，来日便分明；冬观海崖晴，无雨风平静；虹出东，水流入；西出虹，雨来停；春茫风，冬茫霜，夏茫日头公；早时西北仔，午后东南风，免得问天公（指正常天气）；雷电起西方，定是雨和风；雨打小满头，鱼虾眼泪流（晴）。等等。
渔民因为他们常在海中作业，最担心的就是翻船，由此忌“翻”字，上船时禁忌说“翻”、“覆”之话；船上的鞋帽及缸、坛、碗、罐等器具，禁忌倒翻放置；盘里放鱼禁忌斜倒放置，吃盘中鱼也忌讳将鱼整条掀翻。渔人忌将碗筷丢下海中，因为随手将饭碗丢进海中，意味着看不起渔家及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渔人在海上行船或作业，遇到漂流的尸体，禁忌不予理睬，而要把尸体打捞上岸埋葬；如捕鱼时捞到人或动物骨头，禁忌丢回大海，也要拾上岸安葬。妇女不能乱上大渔船，若上船禁忌从船头坎走过。
泉港地处沿海，盐业资源极其丰富。境内的山腰盐场是个大型国营企业，年产量十万吨以上，在职干部职工二千八多人。在清乾隆中期之前，山腰也只是小面积产盐。《福建盐业志》载：“明末清初，惠安产盐地共七馆六乡一百八十一户，山腰四十九户。”当时采用的是较为落后的“洗卤煎盐”方法，也就是把近海滩涂上含盐量较高、呈现白色的海泥刮起，集中成堆，用海水反复冲洗出卤水，然后把卤水倒进锅里煎出盐来，此法取盐成本高、产量低，成卤一百斤，只能煎盐十五～二十斤；而且杂质多，口感苦涩。在山腰盐埕建立前，当地人们普遍食用的便是这种苦涩的盐。
“清乾隆六十年（一七五九年），山腰……被海水冲坍田地1875.14亩，改筑盐埕1595.77亩，山腰产盐伊始。”（《惠安盐志》）山腰盐埕一带原为田地，被海水冲坍之后，才因祸得福，引进了围埕晒盐的方法。这里面还有个掌故，相传山腰富绅庄捷轩从平潭县海山请来一位堪舆先生勘测先人墓地，此堪舆先生甚为高明，对周围的地理环境进行考探之后，建议其把墓地东南边辽阔的海滩开发成盐埕，造福子孙。庄捷轩大受启发，遂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动工造堤围海，并完善蓄水池、蒸发池和结晶池等制盐工艺流程的设施设备。因山腰盐场自那时起便在结晶池中用硋片垫底，用杉木板隔离盐坎，保证了原盐的质量，使山腰盐二百多年来名扬遐迩，山腰盐业也从此成为是本地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清嘉庆年间，山腰六乡村山腰、前蔡、前黄、普安、钟厝、叶厝产盐。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山腰盐场增设厘卡。随着盐业的发展壮大，一九一五年，民国政府在山腰建成盐馆，成立盐税局，向盐民征收盐税，并派盐兵看守，防走税及偷私盐。解放后，山腰盐场先后组织互助组、公社，盐农合一管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盐工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扩建了工区和外滩，一九五九年，山腰盐场转为地方国营盐场。
由于长期生产工艺和劳动工具落后，盐工们劳动强度大，解放初围海时，盐区还流行着“出门鸡打胸，入门手提灯，脚底肉要补钉”俗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先进的机器，使盐工从纯劳力中解脱出来，生产盐既高效率，又保质量。就比如以前是采用人工氽水或车水将海水从大海氽或车到盐田里，现在则是用电动抽水机。盐工的职业世代相传，父母退休后，子女可顶替。因为收入较为稳定，一直以来，盐工的生活质量相对周围的农户高，文化氛围也比较浓。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山腰盐场盐工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由于从事特重体力工作，男的五十五周岁，女的四十五周岁，从事工作十年以上即可退休，现领取退休金的老盐工有二千多名。一些退休盐工日子过得舒心，还自发组织了秧歌队、体操队，演练扭秧歌、舞剑等文体活动，形成一股盐区新风。
盐工们的生活习俗、礼俗和几乎与周围的群众一样。在宗教信仰上略有差别的是，解放前盐区十月初十到十七做普度，做的是盐埕普，而十五日这天是整个盐区做“通普”，其它七日各个村落各自做普度，风俗、仪式与农户普度相差无几。解放后政府倡导文明生活，盐区“盐埕普”之俗也就逐渐消失。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性，盐业生产与天气变化关系密切，有“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之说，盐民对气象变化特别关注，盐区流行的时令和气象谚语也别具特色，流行较为广泛的有：“芒种夏至，盐仔出世。”“不怕七月半鬼，就怕七月半水。”“（下雨天）东南不出西，三日又再来。”等等，成为一代代相传生产经验的一个重要途径。
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泉港的谋生职业多种多样，一般都是用手工作业的，统称手工业。旧时，除富豪之家外，凡农村少田者，城市无业者，除念书的外，儿童一般在七岁上下，父母都要给他选择一种手艺，从小就让他学手艺，以便将来长大后，有个谋生养家的本领。学艺务工的事项大约有如下几种：
一、拜师。旧时，民间拜师学艺，要备办“拜师礼”敬师。一般备办“一担盘”，每头五盘共十盘，内盛线面、猪脚、美酒、鲜果、红包（内封现金）等作为拜师见面礼。徒弟拜师时，要行跪拜大礼，称为“师父”、“一日为师，终生是父”。学成之后，即能独当一面后，要办酒席“谢师”。
二、动工、散工。民间雇用木工、泥工、石工等手工业者兴建某种工程时，总要备办果品酒肴祭神，燃放鞭炮，表示工程开始，祈求工程顺利、工匠安全。祭神后的东西煮成盘菜办酒席，宴请雇工们，俗称“动工”。“动工”后工程就连续不断地进行着。工程建成结束了，主人也要备办供品谢神，同时宴请各种工匠，俗称“散工”。
三、牙祭。旧时，即使是现时，凡雇用手工业工匠兴建工程的主人（包括工厂、作坊的主人），每逢农历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备办酒菜祀神，同时宴请各工匠，称为“牙祭”，俗称“做牙”。每年的二月初二为“头牙”，十二月十六为“尾牙”，此两日的“牙祭”尤为隆重。
四、拜祖师爷。旧时各种手艺的匠人都供奉各自的祖师爷。木工、泥工、石工拜鲁班；陶工拜宁封子（一说范蠡）；酿酒工拜杜康；茶工拜陆羽；烧窑工拜董宾；箍桶工拜陈楠；理发师拜罗祖。各自尊奉各自的祖师爷，祈求工艺长进，精益求精，事业顺利。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分离成为独立的部门，由副业变为主业，尽可能的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泉港地区传统的手工业丰富多彩，有烧窑制陶、造船、建筑（木工、泥工、石工）、做面线、纺织、制茶、采石等。现主要介绍以下四种：
制陶烧窑。在涂岭镇蚁山的商周文化遗址上，曾发掘出一件陶纺纶、一件陶豆及二百多件尊、鬲、罐、钵等陶器碎片，说明泉港在有文献记载之前，闽越族已从事制陶生产劳动。唐五代，闽南地区随着移民的入迁、人口急增和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制瓷窑场纷纷开辟，至宋元时达到鼎盛，窑址遍布。泉港槐山村俗称“瓷窑”村，唐、宋时期全村陶瓷作业极盛，相传有99窑之多，村中主要生产同安窑系青瓷，现仍保存五六处古窑遗址。这些窑址生产的小底广肩四系罐、梭形及饼形网坠别具一格，适合沿海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元明之后，由于青瓷品种和质量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以及景德镇、龙泉窑场的兴盛致使青瓷生产日渐式微，窑址锐减，至清代一蹶不振。
自唐宋以来，泉港制陶烧窑业风风雨雨历经一千多年的过程，其兴盛和衰微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海外市场的供需关系密切相关，产品不仅是本地群众重要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运往邻近的日本、朝鲜、东南亚、中西亚等地。现槐山村富饶的土地，在明时仍是濒海之澳，在村中一处叫“下支底”的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民挖窑土时就挖出一块船只残骸，村中现存有始建于明朝的供奉海上女神妈祖的宫庙，就是当时水手扬帆出海时祭神祈祷平安之处。泉港的砖瓦业和制陶业几乎同时发展，制陶业低潮时大多数窑主改制砖瓦，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沿海各乡村仍常见作坊式砖瓦窑，如今为适应建筑业发展的需要，砖瓦皆为较大规模的工厂生产。
造船业。从开斧动工到竖龙骨、安桅、安龙目、钉头钧、下水，都要举行祭礼。其中竖龙骨、安龙目、钉头钧是造船过程中三道最重要的工序，动工前必须先择定吉日吉时，届时要摆上供品，请来境主神坐镇，举行祭仪。龙骨即船脊，竖龙骨时，需在其前部钉一片棕垫，意为“头综”，寓意日后生产获头名；尾部要扎一块红布，意为“尾红”，即从头到尾红火吉利。船头两侧浮雕的眼睛称龙目，安装时，要在龙目周边套上五色小布条，用三根特制洁净的铁钉一次钉成，意使龙目光彩。钉头钧即安装阔头船船头的碇仔木，头钧上需套小红布以示兴旺吉利。渔船上的许多部位以“龙”命名，如龙身、龙骨、龙舌、龙目等，这显然与渔民信仰海龙王有关。
泉港沿海先民唐时便从事渔业生产，经宋元明不断发展壮大，造船业也随之发展壮大，如明代峰尾黄姓族人多习造船工艺，相传为首执斧者有九十九人之多，造船为业者分布全境各地、惠安黄崎、净峰、崇武及莆仙等地。黄氏造船世代相传，驰名遐迩。据峰尾黄氏族谱记载，清康熙廿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黄氏先人在郑成功东征台湾时，受聘建造战船；后又受清廷任用为道宪厦厂军工监匠，分辖监造圭峰、沙格二澳战船。清朝中叶，峰尾与台湾通商颇为发达，那时大商船以及其它渔船，都是黄氏家族所建造。
清道光年间，为抵抗西洋船和海匪的侵犯骚扰，民船与官船联合战斗，因为船只多，枪炮不够配置供给，黄氏造船工匠设计按官船枪炮架的形状，在民船两舷涂画假孔（枪眼）迷惑敌船，加上军民英勇奋战，使西洋船和匪船惧怕，不敢嚣张恋战。后来，为纪念这段荣耀历史，峰尾民船把船两舷上的假孔改为方孔，造型构建既规格统一，又大方美观。这种船型就是所谓的“黑皮五青案”，是峰尾古船型代表。而黄氏为莆仙等地沿海建造的这种船型，船舷是漆上赤色，故名“赤皮五青案”。因峰尾古船过去在海上屡与海盗作殊死抗争，常给匪敌以致命的歼击，海盗匪敌见到黑皮五枪孔船，不敢贸然进犯，所以，莆仙等地的赤皮五枪孔船，也多改成黑五枪孔船。此古船型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船型随之改造创新，旧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逐渐退出，进入历史博物馆。
建筑业。旧时起厝造宅，先要请风水先生择测宅地，用罗盘勘定坐向，再择吉日动工。动工之日，主人于宅地外围立土地公神位，摆上敬祀品，然后主人手拿铁锄沿宅址四周挖戮一遍，称“破土动基”。安门、上梁等是建屋程序中几个重要环节要先择吉日，当日主人均要设宴款待工匠，唯恐有所怠慢。
旧时筑灶前，必择吉日良辰。砌灶时在的底部放置五谷种子和古铜钱，蕴含着五谷丰登，家运昌盛之意。再切灶面。因一般人家灶面往往要安放一大鼎一中鼎或小鼎，或三鼎俱全，因此砌筑烟囱时，会有两三个烟孔集中到同一烟囱来，此时应在灶盘上面用红砖砌起一个烟囱座，统一排烟，再于其上继续砌筑烟囱，直至屋顶为止。砌完灶后，要用红纸书写“灶君司命”或“东厨司命灶君”，贴在排楼式的烟囱座上或灶边墙上，主人焚香备祭品供奉灶君，祈求保佑，少顷烧金放炮。之后宴请筑灶师傅，以征来日大发之吉兆。此后每逢节日，也须虔诚供奉灶君爷，以祈诸事平安、家运发达。
做面线。本地自古盛产面线，各镇均有从事这项手工业的专业户，如界山镇的河阳、槐山，南埔镇的西枫、文阪，前黄镇的凤南、凤林，山腰镇的锦山、锦塔，涂岭镇的涂岭、松园，峰尾镇的联岩等等，以往都有人家制作面线。现全区仍有为数四十多户制作经营面线的家庭作坊，有的村庄甚至好几户家庭都以做面线为生，如界山镇河阳、南埔镇西枫（现因炼化一体化项目拆迁至涂岭）等村即有这种村民群体做面线的现象。
面线具体制作过程是：在作坊里把用面粉和水、盐调好的面团，捏成条状，一端安置于面线架上，一端安置于手提的线架上，数十枚连成一排，边拉扯边甩，渐拉渐长，越长越细，细得像线，同时要尽量减少断头，这就需要高水平的手艺。一排拉甩好又拉甩一排，挂于架上晾干，未待全干即收拢装成束（民间谓一束为一“结”），装成后再晒干收藏。面线寓有“福寿绵长”之意，泉港人不但居家必备，而且是常用来馈赠庆贺他人的礼品之一。
泉港行业民俗的地域性特征相当突出，一是与地理环境有关，如上述的制陶业和造船业，只局限在几个沿海村庄。一是与境内工匠民俗的保守性与其技艺的传授继承的途径有关。我国自古以来主要是采取师徒传承的方式，但师傅对徒弟通常总是留一手，以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因此学徒学艺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能得到师傅绝招真传的，一般只能是师傅的后裔，甚至“传子不传女”，所以较容易形成家族同操一业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此民俗已逐渐淡化。
樵夫初下山，渔夫才泊船。
邂逅即相问，生涯两堪怜。
我渴鱼可羹，尔归突未烟。
尔鱼莫索价，我薪不论钱。
惟将薪换鱼，一笑各欣然。
这是元代进士、峰尾人卢琦所作的《渔樵问答》，此诗雅俗成趣，情意深切，描绘了当时泉港一带交易平等、集市和睦的商业情境。在宋元时期，随着泉港渔业的发展，峰尾街市已呈繁荣景象，时前街三十六铺，后街三百六十户。山村农民常挑柴粮到峰尾街换鱼货，集贸热闹异常。
商业是发生在流通领域的行为，流通过程主要在民间实现，反映出民众心理。商业的行为方式，从早期氏族之间的“日中为市”开始，大都是约定俗成的，依据一定的潜形社会契约（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原则）进行。这些都形成民俗——商俗。商俗是有着浓郁气息的民俗文化。
二十世纪之前，泉港一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是乡村，历史上最早的市场是圩。古时交通不便，乡村购买力又低，有资财者不愿到乡下开店营业，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和年节世事应用物品，除前往集镇购买外，主要依赖于圩市。圩市是乡民自发形成或约定俗成的，有固定地点，但非每日开放，或三日一集，或五日一集，有的甚至十天半个月才一集。乡间贸易除圩集外，还有庙会，它是一种综合性集市，包括祭祀神灵、看戏娱乐、探亲访友、商业交易这四大功能。
交易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交换方式和议价方式等。交换方式如篇首《渔樵问答》所述的交易情景。议价方式主要有讨价还价和明码标价两种形式。如今有的商店在明码标价时，还特地声明“货真价实”、“不二价”，以取得顾客信任。
商业方式大致有坐商、行商和居间商三种民俗形态。坐商是由市场交易发展起来的固定性的经商方式的民俗。由于坐商的经营方式是积货待需，坐等顾客上门，因此其特点以卖方的主动热情为特征，正如民谚所说：“和气生财。”为了拉顾客，店主还不时搞一些所谓开业若干周年大酬宾、换季清仓大甩卖，以及购物摸奖等销售活动。
行商是一种游动性的商业行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即是行商所开辟的。当然，渡洋跨国贸易毕竟少见。行商富者上苏杭下粤浙，舟车所至，皆可探索致富之路。如清康熙十八年泉港全境奉旨迁界，涂坑村刘氏族人在这次苦难中扩开眼界，增长见识。复界后，族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进行商贸活动。村南的刘端弘及其子置18艘船，自海上走关东，经受着种种海上风浪和商场险恶，终成一方巨贾。时村北的坐商刘端瑜，在许厝港开设杉行也成巨富。在这两人的带动下，整个涂坑村经济面貌开始复苏。行商贫者则背负肩挑货物，深入乡里小巷招徕顾客。如卖饼、卖荔枝、卖柑、卖桃李、卖杨梅、卖甘蔗等，熙来攘往，声满街衢，朝暮不息。
居间商是一种纯媒介性的商业形态，民间或称“牙郞（人）”。他们手上并没有可以买卖的商品，是通过介绍耕牛、猪、羊等买卖以获取一定的报酬。居间商具有沟通市场和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
商业标志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商业广告方式。如肩挑小贩沿街巷叫卖时大多拉腔提嗓，如喊如唱，吸引顾客。有的则以吹响器或打击器物为记，如卖蜜饯的吹唢呐，阉禽畜的吹短笛，算命先生敲牛角等等，各具一格。现在商店大多用音响播唱流行歌曲，千篇一律，未免缺乏韵味。新店营业开张，要装饰门面，并举行隆重的悬挂招牌典礼，老式招牌多制成匾额，墨迹多出自书法名家或名人之手笔，这就是商业民俗中的文字标志。旧时商铺门面各有光彩：药店、茶庄、绸缎庄、鞋帽铺、金店等，内外装修，各有特色。不像现在大多是铝合金门窗。
泉港民风淳朴，商俗中还很注意职业道德，把道德规范变成口头传承的信条，如货真价实、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等，都是约定俗成的经营守则。旧商俗产生于旧时代，有的还脱胎于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形态。但它是一种精神财富，就发展商业来说，起着文化杠杆的作用。
二、社交风情
人的生活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物质方面的基本需求，也有精神方面的深层次需求。而要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社会交际就起到了桥梁和协调器的作用。泉港人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交际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仪和礼俗。
封建时代，相见时的礼节讲究尊卑长幼。清时下辈见长辈，男子要行跪拜礼或打千儿礼，女子行敛衽礼。平辈相见，绅商学界多作揖致意，农民、工匠见客人多垂手躬身表示敬意。
民国时期，改跪拜为鞠躬，改作揖为握手。后来，尊卑之分逐渐淡化，相见时互相点头，清早相遇就相互问早，一般时间相遇就问声“吃饱了未？”或“哪里去？”都要由晚辈先开口打招呼。
解放后，强调同志关系，鞠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少见，只在正式的公共场合和学生对老师还行鞠躬礼。文革期间，以“大老粗”为荣，礼貌礼仪多被当作“虚伪谄媚”或“旧文化”加以弃除，见面时或者故意大大咧咧，或者只谨慎地以点头打招呼。
旧时对教师、医生统称“先生”；对长辈尊称“伯伯”、“叔叔”、“伯公”、“叔公”、“阿姨”、“阿婶”或“婶妈”；一九五○年后，陌生人相称“同志”；一九八○年后，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等则以职务相称；禁忌连名带姓呼叫，如姓郑名某某，叫阿郑、老郑、某某都可以；问路时，不能对年纪大的人称“细弟”，不能对年轻的妇女称“阿婶”；称呼“嗨”、“喂”被视为无礼行为。上世纪八年代以来，境内打招呼多用“你好”来代替问“吃过没有”或“上哪里去”。
有客来访，主人要奉茶敬烟。长辈初次来访须先敬奉甜鸡蛋汤以表敬意，亲戚初次探亲也用此礼。煮鸡蛋一般四粒，加白糖。客人可以全部吃完，或吃两粒，留下一双；也可以四粒都不吃，只喝一口甜汤，表示已经领情了。外孙和亲戚朋友的小孩子第一次来做客，当他们要回家时，古时习俗是用红髻线穿住钱孔，挂在孩子的脖子上，俗称“挂兜”，现在则直接把钞票给孩子作为见面礼。有客人在座，不得打扫地板，以免被误认为逐客。请客人吃便饭时筷子不得插在饭上，因为这是祭拜死人的礼节。请客吃饭时不得用筷子敲碗盘，世俗以为这是呼猫、狗就食的方式。
旧时客人告辞时主人送至大门口，然后拱手道别。客人对主人说：“请留步。”主人应再三致意，并说“行好”、“慢行”、“再来坐”等。民国以来，送客的礼节也逐渐欧化，道别不再作揖而改用招手或挥手，告别语多为“再见”、“明天见”之类。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请年轻人兴说“拜拜”。
旧式筵席宴会多使用方桌，按与宗庙昭穆相同的顺序排列。神座前左边第一桌为首席，右边第一桌为第二席，首席之下一桌为第三席，第二席之下一桌为第四席，依次类推。也有另一种排法，即由中堂延至门外，以中堂第一排的中央为首席。每一席坐八人，席次安排有两种方式。
在私人宴会中，一般以母族、妻族的至亲长辈为上宾，姑姨姐妹的姻亲为次。一般戚属和本家宗族按辈分论列，一般友好和邻居按长幼为序，其它客人则根据其社会地位安排座次。结婚酒席，母舅居首位；满月、度坐宴，外公、外婆居首位；丧事酒席，外家居首位；喜庆酒席，长辈居首位。
开席前筷子要放在碗的右边，筷头朝座位，忌倒过来放，也忌将一双筷子分摆在碗的两边。准备菜谱，根据喜宴从丰、丧宴从简的原则，菜肴有十二道、二十道、二十四道或三十六道的规格。菜肴的组成和上菜的次序各地有所不同，同一地方亦因时代不同而不同。旧时办宴席第一道热菜多为炒面条或炒米粉，现在高档筵席已取消这道菜。除了丧宴之外，最后一道菜都是甜汤，有的地方以甜圆子结尾，寓意圆满甜美。现在的筵席往往另加一盘水果。总的说，过去较注重实惠；现今则讲究排场，重视雕琢花样，追求档次。
终席前主办者要轮流到每个餐桌前向客人敬酒至少一遍。在每一席上主人必须陪客人饮酒，在客人盛饭之前，主人不得先盛饭。旧时主人还必须给客人夹菜，现今因为讲究卫生，此俗不兴。旧时宴饮，主人应陪客人行酒令或划拳助兴。现在行酒令者少，猜拳斗酒也因为粗俗不雅而在较正规的宴会中被摒弃。
赴喜宴时客人要等主人催请，赴丧宴不必催请。开席后客人自己坐到适合自己身份的位置上。赴宴者还须注意遵守筵席上的诸多忌讳：用餐时忌用筷子在盘中翻动菜肴，挑肥拣瘦；忌将食物夹住后又放回盘内；忌夹菜时让汤汁不停地淌滴桌上；忌手持筷子目光久盯菜肴等。
结交朋友。泉港人交友形式纯朴，讲究情义。人们在共同的学习、工作、生活中，通过互相了解和帮助，就会建立深厚的友谊。一般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个行业都存在同行间的友谊，如参军的有战友，读书的有同窗、写文章的有文友，经商的有商业知交，农民、木匠、泥水匠、船员等有劳工朋友。朋友之间，全凭一个义字，有事相帮，有难相助。在农村有人家起厝，工友便要帮做几天义务工；青年朋友办婚事，众友便来帮助备办，接待来宾。谁个能力强、讲义气、社会声誉高，就能够广交朋友。
结拜金兰。即结拜为异姓兄弟或姐妹，俗称“换帖”。友情成至交，便有人结拜金兰，旧时要通过烧香盟誓的仪式确定关系，隆重的则择定吉日到宫庙行香，敬献牲礼，交换载有本人姓名和生辰八字的金兰帖，然后跪拜盟誓，礼毕则用供品办宴，按生辰称兄道弟，呼姐唤妹。结拜后情同手足，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凡遇到重大事项，共同商议，共同解决；凡逢年过节，或者喜庆，常把金兰请到家里，杀鸡宰鸭，当上宾和亲人款待。讲究礼数者遇到对方父母去逝，亦同孝男一样戴孝。
结拜义亲。即认干爹妈、干儿女，俗称“契爸”、“契母”、“契子”、“契女儿”。有的是长辈之间情谊深厚，为延续到下一代而进行结拜；有的是两人本为忘年之交，为进一步加深关系而进行结拜；有的是迷信认为其命相有所克，应认干爹妈才会解厄发达。结拜礼俗一般是幼辈依例送猪脚、面线上门拜见长辈，由此确定关系。有的幼辈尚是婴孩，此礼由其父母代办。此后，长辈对幼辈要加倍关心，甚至替其父母教导抚养。而幼辈也要对长辈孝敬有加，甚至和亲子女一样侍候赡养。
俗话说“亲戚有走才有亲”，亲友之间要经常走动和联系，逢年过节要互相探望并互赠礼品。亲友久客返乡，或遭不幸事故，应前去探望，并带炮烛、线面、红蛋等接风，称“脱草鞋”，意思是贺其平安归来，或祝不幸遭遇者“转运”、否极泰来。亲友跌倒或受伤，应上门探望，去时带一束线面、一个鸡蛋给受伤者“压惊”。亲友生病也应前去探望，旧时探病多带线面和鸡蛋，现在多带水果和营养品、贵重药品等。
得到他人帮忙，应表示酬谢。多半作法是办一场宴席，请恩人坐尊位，当着众宾客表示感谢。溺水得救，要请恩人吃甜蛋汤，还要设宴拜谢救命之恩。媒人帮助做成婚事，除了要送红包和在婚宴中给予礼遇之外，还要送猪脚以补偿媒人在来回奔走时消耗的“脚力”。
民间发生不愉快事件之后，由较有威信的人（俗称“公亲”）出面调解后，理亏的一方由调解人带到被损害的一方家中赔礼道歉；情节严重的，则要赔偿；对他们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则要送红布挂在对方大门上，俗称“挂红”，寓为辟邪保吉。
民间交际，还有诸多禁忌，如：
与人对话时不得单独伸出中指，更忌讳以中指指人，此为极不礼貌的行为。
见婴孩体胖，不可当面嘉赏其“肥”，须言“好样”，抱时亦不可言“重”，俗谓小儿经不起称赞，容易走向反面。
丧后穿孝服者，或穿麻衣，不可乱入人家；凡参与操办丧事的人，禁忌参加操办喜事。
登门作客不得穿草鞋进入他人屋内，以免被误认为身戴重孝。
忌言死，而以“百岁”代之；忌在节日讲不吉利的话。
家中饲养的猫和狗死了，忌乱埋，而要“死猫吊树头，死狗顺水流”。
用扫帚打人，挨打者会认为受到最大的侮辱。
客人在座时扫地，被人认为是逐客，有失礼仪。
与亲友进餐时，筷子不要插在饭上（因祭祀时往往在饭上插香），否则会被认为对别人不敬。
招待客人时，最忌讳摆六盘菜，因为依清朝旧例，死囚临刑前才食六盘菜肴。
产妇之房，未满月不可进。
儿童勿戴两顶帽，忌长不高。
进他人屋内不得打伞或戴斗笠，俗谓这样做是预兆该房屋会漏雨。
以上禁忌，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群众的视野日益开阔，一些不科学的禁忌已经自行泯灭，有些禁忌至今还在沿用，但多数已不再拘泥了。
三、民间戏曲
泉港依山傍海，自古水陆通畅，又处于闽南语系与莆仙语系的过渡地域，方言和地理的特殊性，造成了其民俗艺术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成为令中外艺术家惊叹的曲窝子、戏窝子。在当地民间流传的戏曲有芗剧、高甲戏、莆仙戏、木偶戏、南音和旷世稀有的北管。泉港人同时能够因地制宜，灵活运用这些戏曲进行各类大、中型的表演。
又名南曲、南弦，被誉为中国音乐的活化石。南音起源于泉州南部，以闽南语音为主，始于何时，民间有种种传说，却未见历史文献记载。如从南乐的音阶、曲牌、乐器等分析推断，可能起源于唐代之前。它的成因、发展、成型，与历史上的晋代永嘉年间衣冠南渡、唐末三王入闽、南宋南外宗正司迁泉等三次中原人南迁大移民有关。
泉港南音是泉州南音的支流，传入时间可追溯到明朝嘉靖时期，世代传唱，成为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乡音。即使处在泉州的北大门，泉港的南音演奏活动在山腰、前黄、涂岭、南埔、后龙一带也非常流行，城镇乡村时常闻丝竹管弦之声。十九世纪末，境内不少村庄的南音爱好者聘请南音艺人传授奏乐和演唱技巧，仅山腰一带就出现十多家南音弦管间，每家均有十多个青壮年为主的学艺者。
文革期间，南音停止活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文艺复兴，以庄神生为代表的山腰南音艺人又开始活跃起来，其独树一帜的演奏风格曾被美誉为“北派南音”。之后，南埔、后龙许多乡村陆续拥有南音社（组、乐队）。二千年泉港建区前后，又有涂岭、山腰、前黄三个镇成立了南音社。当年元宵节，泉港南音代表队赴泉州市参加第六届国际南音大会唱，山腰镇的庄三兰、庄小兰荣获演唱奖。二○○三年十二月，成立了全区性的社会团体区南音工作者协会，在区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该协会于二○○五年五月在前黄三朱小学成立南音培训基地，促进艺术传承，形成颇为可观的艺术阵容。
境内一些南音团体坚持每星期举办一次演唱活动，经常组队参加区、镇文艺演出和对外交流活动，曾为港、澳、台观光团献演，获得客人们的赞誉和肯定。逢年过节，南音演唱团体还在影剧院、村部广场或校园等处演唱，积极配合宣传计生、综治等工作，服务全区中心工作，活跃农村文化生活。
又名“小调、小曲、曲仔、北曲”，是一种流行于民间的丝竹音乐，与南音（南弦）并称为“南弦北管”。泉港北管与台湾的北管音乐隔岸唱和，与日本民间音乐也存在渊源关系，被专家称为“古味古韵一枝花”。泉港北管已列入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遗产”。北管流行于境内的山腰、后龙、峰尾等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时由于江淮一带河水常常泛滥成灾，多数灾民背井离乡往南逃荒。他们以卖艺为生，常唱的曲调有《打花鼓》等，人们笼统称她们为“风阳婆”，北管也由这些流浪艺人传入本区域。
清代，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民间音乐，通过海上运输、南下盐兵、淮河缺堤难民等管道，传入惠北（今泉港地区）。后经号称“峰尾三九”的北管名艺人刘阿九、刘进九、刘扣九等努力，盛行于泉港山腰、坝头、安兜等地。光绪八年，刘阿九受邀参加泉州“送孔子”南弦北管出游活动，震动听众，泉州府台申报上宪，赐与“佾生”，送府学就学，并为其取艺名舞庭。一年一度的“送孔子”，舞庭均受邀赴会。从此，北管受到地方官吏、文人学士的欣赏推崇。为区别于“南音”，就把这种源于外地的民间乐种称为“北管”。
北管分为曲、谱两大类。曲即声乐曲，演唱使用“官话”（土腔北方话），曲调揉进闽南、莆仙音乐的一些行腔特点。代表性曲目有《四大景》、《红绣鞋》、《采桑》、《采莲》、《采茶》、《玉美人》、《纱窗外》等。谱即器乐曲。代表性曲目有《六串》、《行板》、《平板》、《下山虎》、《拾相思》、《四板》、《大八板》、《江南大八板》等。乐器沿用江南丝竹乐器及闽南的琵琶、锁呐，莆仙的尺胡、小三弦、双清等，主奏乐器是提弦。乐队由演唱组和演奏组组成，乐队编制少则七八人，多则十五六人。演唱组一般有十三四岁的男女少年五六个，演唱时各人手执打击乐器，边唱边打。演唱（奏）的曲目内容，多为记物、述事、抒情，其中有一些是古曲。
泉港区域与兴化（莆田、仙游）接壤，原有“兴化曲”（莆仙音乐）流传。北管在传播过程中，虽然融合了“兴化曲”的一些艺术方法，有闽南、莆仙的柔婉、秀丽特点，但基本上还保留了江淮一带民歌明朗、遒劲、朴实的个性。每逢节庆，北管艺人都要参加化妆、游行、迎神、装阁等活动，乐队前面打着“天子传音”的旗号，与“御前清曲”的南音相辉映。
抗战时期，北管在泉港区峰尾、后龙、山腰等镇进入全盛。峰尾、后龙两镇有三十多个教习馆，山腰有二十多个教习馆。此时，北管还伴随华侨、港澳台同胞远渡重洋，东南亚等地也有“广东会馆”、“福建会馆”等北管乐社。文革期间，北管被视为“黑曲”，众多北管资料被没收焚烧，乐队被迫解散，北管一蹶不振，濒临绝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管复苏，至今泉港区峰尾、后龙、山腰、南埔四镇还有三十多支北管乐队，演奏北管乐成为民间婚丧喜庆重要仪式之一。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也组织音乐工作者抢救、挖掘、整理北管音乐，批准成立研究机构和社团。近年来，境内多所小学以北管音乐作为乡土教材，泉港人学习和推广北管音乐热潮再度兴起。北管艺人先后创作了合唱、合奏、表演唱、歌舞表演等新节目，在国际及省、市演出获奖；福建电视台拍摄的北管音乐专题片《古韵民风》，先后在福建电视台和美国中文电视台播出，引起海内外文艺界的关注。各北管团体多次接待了英、日、台湾及大陆音乐专家的考察，密切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使北管这朵扎根于泉港大地的艺术奇葩不断地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升华。
莆仙戏是福建省莆田、仙游地域文化的积淀与结晶，素以“宋元南戏活化石”和“南戏遗响”著称。剧目古老，现有传统的保留剧目五千多个，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古老剧目。音乐曲牌丰富，现有曲牌一千多个，音乐歌舞“集盛唐古曲之精英、留霓裳羽衣之遗响，采宫廷教坊之荟萃，取山村田野之歌调”。音乐唱腔，风格独特；表演艺术具有古朴典雅、绚丽多彩的特色，表演基本功科目五花八门，千姿百态，个性鲜明。表演程序揉合杂剧和民间木偶戏精华，行当脚色承袭南戏规制，其生、旦、净、末、丑、贴、外等七个行当，尤其“靓妆”一角，其源极古。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老舍先生一九六二年曾赞誉：“可爱莆仙戏，风流世代传。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
莆仙戏自宋代形成至今已有九百多年历史，因泉港许多村民的先祖，于明清时期自莆田、仙游一带迁徙而来，披荆斩棘，繁衍成村，莆仙戏也由此引入，并生根发展。建国初期后龙镇的涂坑村、界山镇的潘南盐场、山腰镇锦联村、锦山村、锦塔村曾办有莆仙戏剧团。其中潘南莆仙戏剧团曾排演新编历史剧《慧眼考官》参加福建省首届农村职业剧团创作会演。现莆仙戏仍是界山、南埔、后龙等镇民间欢庆的重要节目，每逢重大民俗节日，甚至老人庆寿，孩子考上大学，都请来莆仙戏剧团。最为隆重是演“文武台”，即请来两个戏班，在村里各搭一处戏台同时演出。莆仙戏的引入，也带来了与北管音乐不同特色的的莆仙音乐。
芗江，是福建九龙江流经漳州时的简称。芗剧，顾名思义，是流行于漳州芗江一带的地方剧种。其足迹遍及闽南和台湾等地区及东南亚华侨居住地区。芗剧是福建主要地方剧种中较为年轻的一个，它的前身是台湾歌仔戏，而歌仔戏又是由漳州一带的锦歌、车鼓、采茶和以后传入台湾的四平戏、白字戏、京剧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经过揉合吸收后形成的一个新兴剧种。因此，闽南芗剧与台湾歌仔戏同根同源。
泉港芗剧以漳州方言为戏腔，曲牌以芗剧传统曲牌、击乐以京班锣鼓经为主，基本轮廓类同台湾歌仔戏。芗剧在解放前夕传入前黄一带，迅速为泉港群众所接受，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停演，一九七八年再兴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鼎盛，最多时全区有六七个芗剧团，其中的两三个剧团从剧目选择、演出质量、舞台设备、经营管理等方面较为优秀，随着岁月的磨练，逐步地走向成熟，并不断创新。
曲艺队可以说是芗剧适应泉港民俗的独特形式，当地人俗称戏仔，最初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荷池村几位芗剧演员在村中演唱简易的芗剧片段娱乐，至一九七九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即填新词组队赴县演唱，获得嘉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不少芗剧演员自发组织戏仔队，最简单的形式便是以一生一旦为主演唱，有的则再配有四至六人歌舞表演，三五位乐器伴奏，边走边演。戏仔队根据服务对象演唱不同曲目，如赴殡葬演唱《梁祝二十四拜》、《安安寻母》、《五子哭墓》等曲。喜庆活动另选欢乐曲。至二千年，本地共发展六支曲艺队，成为境内岁时节俗和人生礼俗中一道独特的风情。
高甲戏又称戈甲戏、九甲戏，是福建省主要剧种之一，形成于清代中叶，主要流传于晋江、泉州、厦门、龙溪等闽南地区、台湾省，以及港、澳和东南亚华侨聚居地。高甲戏是由闽南化装游行、装扮故事而形成的。明末清初，泉南各地农村每遇迎神赛会或喜庆节日，村民们装扮梁山泊英雄人物，配以闽南锣鼓和民间的“红甲吹”、“十音”之类曲调，参加游行队伍游行，间或就地表演以宋江故事为主的简短故事和各种武打技艺，只有道白，少有唱腔。这种形式的出现，很受村民喜爱，随着便有由儿童组成的业余戏班出现，演出节目仍为梁山泊故事，后来逐渐为成年人扮演的专业戏班所代替，称为“宋江戏”，艺术上有了发展提高，唱、做、念、打俱全，节目内容也较丰富。解放后，泉州高甲戏经过改革、创新，有了很大的发展。
高甲戏在上世纪初传入境内，人们又称为南戏，主要在山腰、前黄、涂岭一带流行。一九○三年普安村戏剧艺师张来成，曾在上海向梅兰芳京剧大师学了京剧功底，回本村后组织成立普安村高甲戏剧团，山腰不少群众很喜爱此剧种。文革期间，高甲戏一度停演，直至一九七九年，普安村在村支书张泉富的牵头下，重新组建普安高甲戏剧团，曾聘请惠安县文化馆庄庆良、名旦李瑞媪夫妇导演，培训一批优秀高甲青年演员，排演《边关审子》等三十多个剧目，在惠安、晋江、石狮、南安、鲤城等县、区演出受到好评，成为全县最优秀的民间职业剧团之一。其后又根据境内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凤台高甲戏剧团、大众高甲戏剧团等相继出现。二○○一年八月，新成立泉港高甲戏剧团。
掌中木偶戏
掌中木偶戏又称布袋戏，国内外稀有，属于国家保护扶持剧种。在泉港属南派掌中木偶，主要受惠安涂寨辐射而发展。近百年来境内出现了涂岭驿阪村陈妈居、邱后村陈延生、山腰大前黄村黄乌猴等颇有名望的布袋戏班师傅。前黄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成立木偶剧团，黄乌猴及其子孙四代人相袭排演传统木偶剧目三百多个，在原惠安县各地演出深受老人和孩子们欢迎，成为著名的掌中木偶戏世家。二○○○年山腰文化站牵头组建泉港区掌中木偶艺术团，该团一方面发掘继承传统技艺，一方面创新儿童戏剧，经常深入中小学演课本剧，深受师生欢迎。当年十月，该团参加第三届中国泉州国际木偶节，取得了成功，受到同行们的肯定和赞许。
七星灯歌舞
七星灯是山腰、峰尾、前黄一带的村庄元宵民俗中一种吉祥的灯，人家相信这种灯能够庇佑早生贵子。它是在一根一丈多的竹竿顶挂着华丽的六角灯罩，每角系一盏纸制天地灯，俗称魁灯，有的还在灯罩上端糊着一只昂首的纸鹤。各村供奉七星灯的礼俗不一，如后张村是把七星灯奉在家中礼拜三日，然后把魁灯送给已婚未育人家，其余对象焚化；坝头一带是新添丁人家糊七星灯，供奉十五日，以谢神灵；峰尾则把七星灯横列于一竹竿中，挂在门前朝拜三日，然后焚化。
山腰一些村庄还会在元宵节举行抢七星灯活动。华灯初上时，礼炮三响后，撑灯者举着七星灯，朝广场上众多抢灯者舞动，抢灯者等六盏魁灯从头上划过时，跃起夺灯，一时互相碰撞，欢声雷动，夺得魁灯者笑逐颜开，将其带回家中供奉。抢七星灯的民俗活动自文革之后已逐渐匿迹，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一些民间艺人吸收其文化内涵，根据这种民俗活动独特的情景，编成民间歌舞。老艺人所编的抢灯歌舞《七星灯》，选南音、北管的小吹名曲《贵子图》作为舞曲，配上唢呐和打击乐，使整个舞蹈表现出喜气洋洋的氛围，特别是舞蹈中出现的男丑、女丑、老头、少女和儿童等角色，以不同的舞姿展现出活泼而又紧张、风趣而又幽雅的场景。一九八六年，《七星灯》经过加工，由惠安高甲剧团排练后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荣获创作、演出和编导一等奖。
如今艺人们还借助七星灯演练成七星灯踩街节目，参加市区一些大型的踩街歌舞活动。参加踩街的女生穿上红艳的传统服装，手里举着一盏红纱灯，头上戴着金色的圆形道具，道具上妆饰着六盏小纸灯。这样的踩街方队艳丽夺目，婀娜多姿，再加上民间曲乐的伴奏，别有一番民俗情趣。
此民间演艺团体俗称西乐队。据说一九三四年十九路军兵败之后，有一位十九路军士兵不愿被国民党军队收编，就在山腰潜居，闲时教当地村民吹无按键的五音铜号。抗日时期，其又办起管乐队宣传抗日思想。这一演艺形式流传开来后，泉港出现不少西乐队，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地殡葬仪队之一。当时一些学校也教习学生演奏，办起铜管乐队。
此外，泉港的民俗曲艺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以北管音乐伴奏、闽南话说白的北管戏剧，有以北管音乐为主的边行走边吹打唱奏的歌吹漫步，有用于群体表演的广场歌舞，有介于“歌吹漫步”与“广场歌舞”之间的行进踩街表演，有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北管音乐的鼎盛而在泉港扎根生长的京剧。在这里，同一个民间艺人身上展现出多乐种多剧种艺术的现象，是很平常的事。泉港的民间艺人能够灵巧地从民俗事象中提取营养，融合到各种艺术形式中，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感受。如几位民间文艺工作者根据本地妇女在喜庆日子身着红衣红裤等特色民俗，创作演练了广场歌舞《舞红娘》，二○○四年元宵节参加泉州市“闽南风．海丝情”文化节，其富有民俗情趣的表演获得观众和专家们一致好评，该节目的创作和表演均荣获本届文化节嘉奖。
泉港区文化部门每年都在人流量多的城区地带组织举行“泉港之夏”戏剧展演活动，各种戏剧和剧目争先登台，成了夏日之夜人们喜闻乐见的一处好风景。多姿多彩的民间曲艺，充实了泉港人的生活空间，熏染了泉港人的艺术氛围，丰富了泉港人的民俗意象。
四、少数民族
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汉族民俗是泉港民俗的主体，但整个社会的民俗实际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数民族的习俗而形成的，如闽越族的一些习俗就被汉族所继承。境内宗教信仰与闽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闽越族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这一习俗被入闽的汉族继承下来，在泉港农村和山区，妇女参加生产相当普遍。闽越族的后裔畲族，在保留其独特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汉族民俗，融合发展，形成独特的风情。境内一些地区汉族新婚夫妇有穿贴身白衣裤的现象，也极有可能是受到畲族民俗的影响。
现代社会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加速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二○○五年春节，泉港区举行了首届少数民族文化节，郭厝、龙山、柳亭、钟厝、鸢峰、小坝等六个村的少数民族群众齐聚在畲乡钟厝，除了举行民族歌舞表演外，还进行打篮球、挑水、拔河、踩汽球和猜谜等文体娱乐活动，搭起了少数民族进一步融合的平台，注入了一股文明喜庆的民族交流与沟通的时代新风。
关于回族来源，近几年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回族是以元代前后进人中国的中亚、西亚各族人为主体，汇合了唐宋时进人中国经商、传教、求学等而定居的一部分阿拉伯、波斯人后裔、并融合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主要是汉族）成份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民族。
回族是泉港地区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又比较集中的一个民族。一九八五年，原所属的惠安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当地郭氏群众的强烈要求，派干部下乡进行长时间调查，“通过查族谱碑文，看志铭风俗，召开座谈会，对照府志县志，查实确凿证据。”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下发惠政（八六）○一○号文批准恢复后龙乡郭厝村（今属峰尾镇）和山腰乡龙山村（今山腰街道龙山居委会）郭氏的回族成分，当时郭厝全村郭氏二千六百一十一户九千六百五十五人，龙山村四百二十八户二千四百四十三人，同时获批复的还有散居泉港其它地方的八十七户四百七十七人郭氏群众。泉港建区后，后龙镇划分为后龙、峰尾两镇，郭厝村也拆为郭厝和柳亭两个村，其中郭厝归峰尾镇管辖，柳亭归后龙镇管辖。
目前全区郭氏回族的人口有一梦四千多人，其中郭厝近九千人，柳亭二千多人，龙山三千多人。另有迁居各省市、台港澳和海外六千多人。散居各镇的郭氏回族，主要在南埔镇塘头村、界山镇鸠林村等地。
郭厝村是泉港最著名的回族郭氏居住地，居其北的柳亭村郭氏为其同族同宗，居其南的龙山村郭氏为其分脉。郭厝郭氏族谱载，郭氏始祖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八八五年），入闽始祖郭嵩因兵乱随闽王王审知从弟王想入闽避难，初居福州长乐，三世祖郭恂于五代后梁时迁居仙游大蜚山，四世祖郭质又迁居仙游碧溪旗里。至宋景定五年（公元一二六四年），郭质后裔郭霖到泉州荻州定居立业，成为如今郭厝、柳亭、龙山郭姓的始祖。荻州即是郭厝的古称，因当时此地有一条河流直奔峰尾海湾，河边小洲芦苇丛生，先人便以荻州称之。郭氏在此地拓荒发展，迄今已有七百多年。开基始祖郭霖时逢铨叙提拔，赐为进士出身，任建安主簿，回乡所建府第亦沿用中原官员府邸建筑风格，后因战乱全部毁坏。今郭氏宗祠乃在当时府邸的原址上建起。
说到郭氏入闽始祖郭嵩，首先应该讲一下其所姓的郭姓。郭嵩即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孙，而郭子仪所姓的“郭”在历史上很有一番来历。如果追溯到远古，此郭姓是源于“姬”姓，而姬姓在我国远古时期非常兴盛，我国历史早期的周朝就是姬姓建立的。郭子仪长子郭曜独辟郭氏一大衍派。据福建长乐郭氏族谱记载：郭曜有四子：锐锋链奇。锐无记载，锋有二子：长曰岩，无记载，次曰嵩，为南迁始祖。郭嵩于唐末迁居河南固始，五代后梁开平四年（九一○）南迁福州，居于新宁县芝山，建汾阳王庙，后改名福惠寺。所居之地称郭坑，以示不忘郭氏之本。后世繁衍，分迁于霞浦、长乐、福清、莆田、仙游……惠安（城北门外东赤程村、郭厝）……一带，并渡海迁台、远播海外。”其中惠安郭厝应是现泉港区郭厝村，现郭厝宗祠中厅还保存的一对清代留存下来的石柱镌刻对联：“系起汾阳世代源流由固始，支分荻水故家文献壮莲山。”即言及此处郭氏渊源。
郭厝回族的族源与古代中原辗转南迁的客家人相近，而观察其现在的衣食住行习俗，与当地汉族相差无几。如休闲时可人前穿短裤，光膀子；寡妇头上不能戴花，身上不能穿色彩鲜艳的衣服。郭厝回族也喜爱喝茶，把茶当成“山珍”，在招待客人时，以请茶为最热情最礼貌，茶越浓表示越热情，俗语“茶浓得可以用筷子夹”形容主人的特别好客。在节日或者办喜事等喜庆日子里请贵客时，茶里还要放冰糖，称之为“糖茶”，以示敬意和吉祥。
解放前，郭厝结婚仪式比周围村庄多一种“乞子”习俗，即在新婚当夜，新郎要提着两个灯笼，跟在乐队之后走到村中宫庙，将灯笼放在神明的供桌之上，祈求神明早生贵子。在节日习俗方面，一些具体内容与周围汉族略有不同。譬如元宵、端午两个节日，郭厝一般也只是煮煮菜饭改善一下生活而已，而且在元宵节不吃汤圆，不闹花灯。虽然也把端午节作为一个节日，一样蒸麦糕，煮豆荚，但是没包粽子的习惯。这里也看重清明祭祖的习俗，并有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清明正日，全村郭氏男丁要在统一时间汇集于开基始祖墓扫墓祭拜，上年有育子或新婚人家要到墓前分发花生或九重粿给前往扫墓者，此俗一直沿续至今。
据村中老人介绍，虽然现在郭厝郭氏已全部融入汉族社会中，从生活习俗上分辨不出特别的民族特征，但在殡葬方面，有意无意地保留着一些独特的习俗，而这些习俗与穆斯林回族风俗有着相通之处。如解放前一些老人逝世了，后人在给他洗身、穿衣后，用麻布将尸身紧紧捆绑，再置放入棺。当地的一些祖坟和新墓还保存着“汉回混合式”墓碑，这种墓碑由多块墓石组成，中间的主碑较高，两侧对称立着多块墓石，逐步呈弧形降低，整体呈塔形。而大家知道，穆斯林的坟墓正是塔式石棺墓。郭厝的一些坟墓的墓龟之上，刻有“卷云托月”的图案，即中间一轮圆月，两侧对称两朵卷起的彩云。这些与穆斯林回族的月亮崇拜有相通之处。穆斯林回族的祖先来自阿拉伯和伊朗，其地处沙漠，白天天气非常炎热，于是人们盼望太阳快点下山，月亮快点出现在天空。当月光流泻大地上，一片银辉涂抹出一种皓洁的境界……于是便出现月亮崇拜，人们把“卷云托月”的图案刻在先人的墓上，祈望先人在地下能够清静安宁，并能像月光一样庇荫后人。郭厝回族每逢清明扫墓时，人们要带两种颜色的笔，其中红笔为墓碑的字上色，蓝笔为墓龟上的图案上色。还有，穆斯林回族忌吃猪肉，也禁养猪。而郭厝回族也有吃猪肉“禁死不禁生”之俗，这里的民众吃猪肉无甚禁忌，但祭祀先人祖宗时，凡猪身上的种种，皆不可上供桌。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从表面上看，这里没有其它地区穆斯林回族男子戴白帽等习惯，但其中一些风俗与穆斯林回族确有相仿。郭厝村老人协会会长郭佑文认为，郭厝郭氏的先人，乃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后来就在闽地定居，繁衍生息。至明朝因朝廷“反色目”的排外政策，避难于古荻州这片沿海荒芜之地栖身。据《泉州府志》载：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朝统治者蒙古族及阿拉伯人、色目人十分仇视，反元时期，一次攻入泉州就杀死阿拉伯人几十万。元末明初，先人面对残酷的迫害，不得不辗转迁徙于穷乡僻壤。他们不敢表明自己是被追杀的少数民族，只好依附汾阳郭氏望族，以求生存的空间及仕途上的发展。而且入乡随俗，和当地的汉族人民一起过节日，渐渐被汉族同化。因历史久远，谱牒尽失，也无从稽查穆斯林先祖源至何处。
全村虽仍奉郭嵩为入闽始祖，但村中持这种“穆斯林后裔”观点的人亦不在少数。对于这种相悖的现象，许多郭厝郭氏后人并不注重，如村中一九九一年重新修建郭氏祠堂的大门联上赫然写着：“邹鲁遗风中西文化郁郁新郭厝，固始衍派回汉民俗融融古荻州。”因各种特定历史原因，中国境内的汉族成份与穆斯林回民融合并发展形成的回族，也是回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回一家，融合发展，成了泉港郭氏回族的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泉港地区的畲族，皆是钟氏，人口有六千余人，现聚居在山腰镇钟厝、鸢峰两村（原同为钟厝村，后划分分为两个村）。建国初期，政府曾派员到钟厝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拟进行民族登记。旧社会时境内“大族压小族”的陋习极为严重，虽然解放了，但钟氏群众仍有顾忌，不敢承认自己是畲族，因此长期张冠李戴，冒充汉族。一九八五年，惠安县政府又组织了调查组，此时社会风气日趋开放文明，两村干部群众大力协助下乡的工作人员搜集了大量的史料，终于证实两村的钟姓群众确系畲族，县政府便于同年九月二十四日发文，批准恢复他们的畲族成分。
泉港钟氏畲族为周朝大臣微子之后，周武王封微子于宋地，楚汉相争时，先祖钟离为项羽之大将军，尊为亚父，食采钟离，因而得姓“钟离”，后嗣独留钟字为姓，祖居豫州颍川，故钟氏灯号为“颍川”。三十一世祖钟善、钟圣、钟贤兄弟三人因东晋末期草寇四出，渡江避难，居于赣州，故江南一带钟氏皆称发脉于江西赣州。三十二世祖钟会居闽地宁化，任宋廷军职，辗转作战，退隐后定居福建白虎村。传至北宋，因王安石施行新法，各方势力互相倾轧，其祖钟准举进士第，任漳州府教谕，为避祸难，见漳州海澄“冠山耸秀，居焉。世久族蕃”。钟准字道器，被泉港钟厝畲族推为始祖。四世祖钟伴儒迁往厦门钟宅，公元一四二三年，六世祖钟颜德从厦门迁至清溪（即安溪）盐坛（后改为善坛）。钟厝、鸢峰两村钟姓，便是安溪善坛的分脉。《善坛四房家谱》记载，颜德第五世裔孙钟可仰，于明嘉靖六年（公元一五二七年）再分支于惠安海头开基。钟厝原属惠安，系滨海之地，今人亦称其开基祖墓为“海干公祖墓”，与善坛族谱所载相符。
钟厝，鸢峰两村钟姓，至今已定居四百六十多年，钟厝祠堂中柱有一副表明他们是畲族后裔的对联：“功建前朝，帝喾高辛亲教授；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这两联源自畲族社会中广泛流传的盘瓠神话传说。大意是：上古时，高辛皇后耳痛三年，后从耳中取出一虫，育于盘中，以瓠覆盖，后变成龙犬，高辛帝赐名龙期，号称盘瓠。其时犬戎兴兵来犯，帝下诏求贤，提出能斩番王头者以三公主嫁他为妻。龙犬揭榜后即往敌国，乘番王酒醉，咬断其头，回国献给高辛帝。高辛帝因他是犬而想悔婚。盘瓠作人语说：“将我放在金钟内，七昼夜可变成人。”盘瓠入钟六天，公主怕他饿死，打开金钟。见他身已成人形，但头依旧。盘瓠与公主结婚后生三子一女，到高辛帝处求姓，帝见长子以盘装，便赐姓盘，见次子穿蓝装，便赐姓蓝，看三子时，正好天上巨雷滚过，便赐姓雷，其女儿成人后嫁给钟智深，其后裔便姓钟。因盘瓠斩番王有功，高辛帝还降旨免除其子孙千秋万代之差徭。
盘瓠是畲族图腾崇拜的物件。畲族先民以拟人化的手法，把盘瓠描塑成神奇，机智、勇敢的民族英雄，尊崇为畲族的始祖。长篇叙事史诗《高皇歌》（又称《盘瓠王歌》）以朴素而深沉的民族感情追述了畲族的起源和历史，以及盘瓠不平凡的经历，它被尊为畲族的祖歌、史歌。泉港区钟厝、鸢峰二村一样流传《高皇歌》。因口头流传，加上年代久远，仅有《出征歌》和《成亲歌》二节：
　　出征歌
　　祖公名字叫龙期，原是当初一朝臣；龙期年青本事好，行云过海会化身。
　　当朝坐位高辛王，天下太平谷满仓；感谢高辛管理好，百姓耕田笑朗朗。
　　蕃王贼子起恶心，带兵过来打高辛；高辛皇上心慌乱，文武百官不安宁。
　　龙期胆大是当年，不怕贼子打过山；上朝奏本告皇上，自愿带兵打蕃王。
　　龙麒带兵打过洋，一直打到蕃王乡；蕃王不知兵马到，高楼吃酒醉醺醺。
　　割落王头过海洋，云雾弥来暗茫茫；一直雾散渡过海，王头奉上高辛王。
　　王头奉上高辛王，高辛酌酒笑朗朗；高辛看见心欢喜，愿招龙麒做婿郎。
　　成亲歌
　　高辛皇上养三女，三个公主一个样；第三公主巧伶俐，嫁给龙麒做妻房。
　　龙麒三子女一名，带上王朝去求姓；大子盘装便姓盘，二子清秀便姓蓝。
　　第三世子正一岁，王朝殿里讨姓来；凑看雷公刚打响，朱笔落纸便姓雷。
　　龙麒做官在朝中，亲养三子女一宫；亲女招来钟姓子，女婿养子是姓钟。
　　龙麒三子婿一人，当初原是带过兵；三子一婿本领高，文武朝臣生嫉心。
畲族许多礼仪、习俗和生活方式都基于“盘瓠传说”这个图腾崇拜。如畲族子孙相认时要示暗号，钟氏后裔之暗号便是写一个“汝”字，或见面时出示三个半指头，或道：一根竹劈成三条半篾。这都是盘瓠育三男一女的象征，如三点水意为三男，合一“女”部便成“汝”字，其它两则按此类推。一九五六年，安溪县善坛村族人钟铭两往云宵县修筑公路，丢失钱包，被寨仔村钟氏一孩子拾到，见内有证件，知失主是钟氏，返家告其母，主动送还，并邀钟铭两至村中，设宴款待。后钟铭两因对不上暗号，而被冷漠罢宴，其莫名其妙，回乡后请教乡老，方知其中奥妙。翌年钟铭两同老乡再度至云宵寨仔村对上暗号，村人甚悦，置酒菜尽其亲谊。
泉港钟氏畲族的祭祖活动主要有家祭、墓祭、祠祭三种。家祭受汉文化的影响，礼仪大致相同；墓祭多在清明节举行，届时，家家户户携带香、酒、纸钱、糕点、菜肴等，上坟祭扫，礼仪亦与汉族差不多。
祠祭一般是每年春、秋二祭，时间分别是清明和冬至。旧时祠祭的仪式相当隆重，主要有以下数项内容：
一、祭祀人：主祭官由族长或本族中德高望重者担任，另推荐引祭官一人，东边通唱官一人，西边赞唱官一人，读祭文生一人，香案前东西执事各一人；大厅宴桌左右两边执事者各一人。东西两边观祭礼者若干人；东边大乐、西边小乐各配一套，通用执事二人。主祭者、通官、赞官、引官、读祝生须着统一的蓝长衫。
二、祭品：大厅口设香案一席，上列香、花、果、烛、珠玉、金银锭、柴木、毛血。桌下一盆土栽一束茅草，旁放一瓶酒。厅内的神主案设一席，陈列三牲酒礼各一，饭三碗，面粉一碗，菜馔十二碗，汤一碗。天井左边备脸盆面巾各一。
三、祭祖程序：首先行迎神礼，其次行盥洗礼，三行参神礼，四行省馔礼，五行垩献礼，六行焚柴礼。
祭祖日半夜子时，鸣放铳炮一响，全族人起床漱洗，做好祭祖准备。丑时（一～三时）鸣放铳炮二响，主祭和配祭进入祠堂，家家户户成年男子，也捧着香烛祭品进入祠堂。进入祠堂大门时，要半跪蹲行进，以示尊敬。黎明时分，鸣铳炮三声，祭典正式开始。法师设坛请神安位，鼓乐鞭炮齐鸣，合族祭拜祖先，读《祭祖文》。钟厝《祭祖文》如下：
公元 ｘｘｘｘ年岁次ｘｘ年ｘ月ｘ日，致祭
钟厝历代祖考妣诸神位前曰：
窃闻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数腆未可或忘也，仁人享帝，孝子享亲，追远未可不慎也。
孙子之门祚昌隆，簪缨对起者，皆祖宗之积德累厚，而流泽长也。
仰维我祖，颍川衍派，盐坛分支，仁厚传家，钟厝村永垂世泽，宽和处世，福山铺独表名区，雨露沐深恩，文魁匾立，书香蒙酷耆，泮水迭游。
兹复学堂广开，绵其俊业，学子发缀，暮厥蜚声，其实报我祖之遗泽，留贻子孙之福荫者，正未有艾也。
际此节届清明（春祭用词，冬祭言：一阳将复），典隆孝祀，涧藻溪毛，微物殊惭不腆，斋盟盛复，式礼敢谓莫骞，肃衣冠而拜献，昭穆休分，鼓琴瑟而陈牲，少长咸集，礼维尊夫昭告，心实贮于孝思，既平既戒，来格来尝。
以上礼仪，自明、清、民国都是如此，至建国初，族人也将一些祭祀活动视为封建迷信，将其摒弃。文革后祭祀活动逐渐兴起，但大失原礼仪之民族特色，与汉族相去无几。畲族人旧时把“盘瓠传说”当作图腾崇拜，将故事情节绘成约四十幅左右连环式的画卷，称“祖图”，悬挂在祠堂中，每年定期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但由于封建社会中泉港钟氏畲族怕受大房大族之压迫，长期隐而不宣，于是自然汉化，“祖图”也已不见传。
畲族之“畲”的意思是在山搭棚居住的人，古时候畲族的群众大多住于山中，故他们常自称“山哈”。畲民为古代百越之一支，为当地土著，随着中原民士的大举迁入，经常发生摩擦，加上封建时期村落房族械斗不止，作为少数民族和小房小族的畲民便保持着群聚立寨的习性，并在寨内训练武艺，以御外敌。钟厝村便有一处古寨遗址，残留有寨基。并在村中查出寨规十条，分别为：清蠹、除奸、去恶、严核、服训、守御、备防、定赏、明罚和同寨。
解放前，虽然泉港钟氏隐其族属，但新人拜天地谒祖宗必须穿贴身的白衣裤的习俗，却显现出顽强的民族特征。这里新人新婚时，必须着一套白色的内衣裤拜天地，三天后方能脱下，之后不复穿，终老时用这套衣服裹体入殓。畲族后裔此举，缘自一则特别的历史典故：唐时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蛮獠之乱，把男人全杀光，抢其妻子为妾，妻子出于对前夫及亲人之悼念，把白衣白裤偷穿在内，为其带孝，后被发觉，士兵欲杀其抢来的妻子，但陈政为得民心，通告允许这些女子出嫁时为其先父先夫带孝。当时所称的蛮獠即为百越之畲、瑶等少数民族。这风俗便沿传至今，现在钟厝、鸢峰二村仍有青年在结婚时沿续此俗。泉港一带的其它民众也有这种类似习俗，应是当地闽越先民习俗的遗留，也有可能是受畲族的影响，吸收了这种特俗。
出姓蒙古族
在泉港广泛流传这么一则故事：清乾隆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出科联随乾隆皇帝下江南，一路上，君臣一边游历山水，一边诗词互和，兴致盎然，期间出科联所作“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十二州”一句气势非凡，颇得君心。乾隆对这位才华横溢的随臣的姓氏很奇怪，即予询问，出科联于是禀明来龙去脉，乾隆听后不禁赞叹：“好个奇姓，果然来历不凡。”隐匿闽南山区数百年的蒙古“出”氏源流遂一时大白于朝廷。泉港区涂岭镇小坝村即是出氏的发祥地，其中出氏祠堂内有联曰：“帝廷称奇姓，闽海振科名。”说的便是出科联为祖争光，乾隆帝赞叹奇姓的故事。
小坝出氏家庙大门楹联写着：“燕南无二族，惠北自一家。”那么这个百家姓中找不到的“出”氏，源流是在何方呢？原来这里的出氏民众，都是元朝蒙古贵族的后裔。其先祖木华黎为成吉思汗的结拜兄弟，官拜太师，爵封鲁王，权倾朝野，显赫风光，其家族世代为元朝辅弼股肱之臣。现被泉港出氏尊为始祖的“不归公”纳哈出，为木华黎八世裔孙，时任元顺帝时的内阁太尉，元亡后被迫降明，明太祖见他乃名臣之后裔，便让他回蒙古。纳哈出回蒙古后又聚兵屡犯辽东，被明大将冯胜击溃再次归降，封为福建、云南、两广海西侯，后随傅友德出征云南死于途中。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纳哈出的长子察罕因蓝玉党叛逆案被处死，次子佛家奴乃妾那氏所生，正在福州中卫街屯田御倭，闻长兄被诛，担心受株连祸及九族，便弃职归田，隐居泉港荒郊野岭，乃尊纳哈出为始祖。取其名的最后一字为姓，以“燕山”为郡号，以示永世不忘先祖是骠悍威猛的蒙古族英雄。“出”氏最初隐居惠安九都梅峰铺（今泉港区后龙镇上西村），传下两代后，出氏又迁居涂岭新厝村，再隔一代，出氏五世祖出光育又迁洪厝坑，依溪流小水坝定居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泉港一带为惠安县所辖，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惠安县人民政府在涂岭乡小坝村洪厝坑召开了恢复出姓蒙古族民族大会，使长期隐而不宣的出氏群众再现了蒙古族的本来族属。泉港区域的出氏群众这天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欢庆这难忘的日子，而从这里分脉出去的出氏后人，也纷纷赶来庆祝。
泉港的蒙古族“出”姓群众主要集中在涂岭镇小坝、前欧和樟脚三个行政村，总人口有二千余人。小坝村下属洪厝坑、横溪、甘蔗园、小坝、后头、上新、南型、东周八个自然村，出氏主要集中在前三个自然村，其中洪厝坑是泉港出氏的发祥地。这里的出氏大多具有蒜头鼻、宽低前额、颧骨突出、脸色乌红的蒙古人特征，且性情爽直，与北部蒙古人极其相似。如小坝村刚逝世不久的蒙古族长出仲法便是这种典型的蒙古人相貌，一九八五年二月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馆长和《呼和浩特晚报》新闻部主任王德明来泉，乍一见到出仲法，一致认为他就是如假包换的蒙古族人。
由于出氏初期在泉港避祸，自然对自己的身份隐而不宣，后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为避免受大房族的欺负，也不再宣扬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因而生活习俗大多已被汉化，仅保留少许特别的风俗。
大年除夕他们没有与汉族群众一样，举行跨火盆的民俗活动。原来当时元朝统治者把民族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三等汉人（契丹，女真，党项及北方汉人），四等南人（南方汉人及其它各族人民），对汉人和南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下令三家要养一元兵，他们定期给元兵称重，如果瘦了便要重罚，并规定合用一把由元人掌管的菜刀。到元末，随明朝义军节节胜利，当地人民也奋起反抗元军，一个大年除夕，村民们利用庆祝佳节的机会，相约以点火盆为号，杀死所寄养的元兵，当火盆相继点亮时，元兵便全被杀死。这便是民间流传着的“三家养一元，一夜杀完完”的故事。
出氏族人在元宵节也没有进行游灯等庆祝活动。因为“元宵”与“元消”谐音，含有元朝灭亡之意。而佛家奴为元朝重臣后裔，避入穷乡僻壤之后，自会尽力避免做出于元朝不敬的举动，于是便作为习俗流传下来。
出氏族人信奉的神佛屈指可数，只有观音、仙公（即何氏九仙）、土地公，境主公张巡、许远，以及出氏家庙所供奉的祖先出大人（即出科联）和出大人的恩师金大人。每年正月也和周围的汉族一样举行“游朝拜”民俗活动，即于农历正月十六，在出大人和金大人神像前卜杯（信杯）确定出游的日子，然后在这个日子将张巡、许远、出大人和金大人的神像抬出巡游。
出氏族人豪饮，并能自家酿造白酒和红酒，如洪厝坑的出姓几乎每户都自酿白酒，备于家中，不但每逢佳节畅饮，就是闲时也常常喝上一两杯。要是有客前来，他们更是热情备至，认为清冽甘醇的水酒刚好表达宾主的情谊，宴席上必迫不及待地取出家中佳酿，非得敬客人几杯不可。这种好客豪迈的性情，应是蒙古人的固有天性。
在出氏族人中，除了上述“乾隆赞奇姓”的故事外，还有《出光育定居洪厝坑》和《出科联中解元》两个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
关于出光育定居洪厝坑的原由，传说其在涂岭新厝村因单家独姓受乡邻欺侮，便打算移居涂岭深山。这日，他一头家具，一头孩子，挑着担子往山林深处走去。半路上，绳子突然断了，锅摔破了，孩子也跌到山沟里。出光育扶起孩子，心里极其彷徨，坐在石头上痛哭。这时忽然狂风大作，昏暗中有个声音在说：“若要富，洪厝猪槽兜；若要贵，兴化涵江口。”他一惊一乍之后，猛地醒悟过来：这是仙公指点啊！经过思索，他觉得先富再贵基础才稳。于是重新收拾担子直奔洪厝坑。到了那里，全家先住在一间猪舍里。有一天夜里，一阵暴风雨把猪舍吹倒，出光育第二天重盖猪舍时，竟在猪槽底下翻出三缸白银。从此，出光育成为一方富户。他暗暗感谢仙公指点，便出资重修了进山小路。至今，人们在涂岭泗洲水库沿的一块山岩上，还可看到当时所勒的“土岭出光育喜拾石梯路壬午冬十月”的字样。
《出科联中解元》的故事，说的是出科联在赴乡试之前，仙公曾托梦给他，他在梦里走进一座梅园，梅园的墙上写着一句诗：“梅花深处深又深，二八佳人报佳音。”乡试预考发榜时，出科联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他心灰意冷，不知不觉来到一个花园的后门。花园后门的匾额上写着“梅花深处”四个字。他心里一惊，就推门进去，看见花园里梅花全都盛开。走到园子深处，看到一位少女正在赏花。这个情景竟和梦中完全一样。惊奇之际，却被四个家丁抓去见主人。原来这里是布政使的私家花园。出科联向布政使辨明自己是前来参加乡试的秀才，布政使经过测试，发现他才华出众，便按规定保送其参加乡试。出科联不孚所望，高中解元。后来布政使又将年方二八的女儿，也正是那赏花之女许配给他。
以上传说自然大有虚构成分，但出氏群众确实存在仙公（即何氏九仙）信仰，认为是仙公保佑着出氏在这深山之内繁衍发展，便建燕山宫供奉九仙香火。燕山宫所在的山名为烟倒山，现不少出氏也以“燕山”称之，以示不忘祖籍。
长期以来，出氏蒙古族人民与当地汉族和睦相处，并崇尚文明，重视教化，历代培养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如前面所提到的清乾隆年间出科联，十八岁中秀才，后乡试为解元，第二年中进士，是当时颇有名望的书法家。出科联之弟出梦鲤，雍正朝中举，任过德化县教喻，后迁南部知县。其它如“忠节”、“文魁”者，亦代有人出。
出氏繁衍至今，除聚居在泉港深山的村落之外，还有部分散居在仙游、泉州、厦门及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出氏宗族在泉港山区的繁衍发展，也是蒙汉两族融合发展的别具意义的历史演绎，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天的涂岭镇小坝等村的出氏蒙古族，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大力发展山乡经济，日子过得和美欢愉，各种现代化的设施逐渐引入山乡，加之道路畅通，各项社会事业都有长足的进步，出氏族人正和全区群众一起建设着全面小康的家园。
编后记　　　　　张新联
“民俗”、“社会风情”、“民间文学”这些词汇，以前人们看似熟悉却未必经心，现在由于民俗文化学的建立，不仅被亲切地谈论着，而且还给予热切地关注。一种民间文化的建设与社会现代化进程相协调的学术导向，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涌现，逐渐形成了人们重视民俗文化的观念。
我们的家乡泉港，处于闽南沿海地区之一隅，传统的民俗源自中原地区，不过，受空间阻隔、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的影响，社会民俗风情已别有风味，独具特色。境内绝大部份民俗活动，含有祥和、善良、和谐、朴实的风貌。不可否认，也存在着一些陋风恶俗的累赘。近代以来，由于受西风东渐和时代变迁，以及新区开发建设后社会进步的影响，传统的民间习俗急速变化与流失。这时，如何把传统民俗去芜存精，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形成，更为生动地展现泉港魅力，成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一大课题。
民俗文化生存于特定区域和特定民族自身的土壤，这是它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当然，世间连泥带土的万事万物不一定都能开花结果，好像童话中的灰姑娘，要给她一双水晶鞋，她才能从一个美丽贫贱的弱女子变成万人争看的尊贵王后。民俗文化首先要进行收集和整理，辨别与梳理，然后才谈得上改莠为良、移风易俗、继承和发扬。这也正是我们决定编撰这一本书的初衷。本书即以泉港风俗事象为载体，从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和变异性角度，按岁时节俗、人生礼俗、生活习俗、信仰崇敬、社会风情等部分汇集成篇，将这项在泉港地区世代相传的文化现象进行详实记录。
本书是《泉港人文丛书》中的一册，由陈华发同志负责创作，在短短的半年中，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收集整理民俗数据。在撰稿过程中，他兢兢业业，常常为一个史实、一个细节的核定，多方查核资料，钻研古籍；或者骑车跋涉，不辞酷暑进行实地核对；或者拜访前辈求教，借鉴有关区域内的民俗数据，力求翔实、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面貌。
《泉港人文丛书》的编纂自始至终得到泉港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得到省、市专家的热情指导。区作家协会吴玉杯、张彦彬、林凤文、刘宗训、林凤鹏等同志积极参与了本书的校稿。值此《泉港民俗风情》成书之日，对支持我们工作的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编者和作者的编写水平有限，加上数据、人员、时间等客观条件限制，本书疏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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