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山西人说话和周围的河南河北陕西都不一样？丨视知地图炮
每当方言大论战，广东福建江浙等地秀优越时，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论据是：“你们北方人的方言都被蛮夷玷污过，我们说的话才更接近古汉语！”而一般只要涉及到“存古”问题，北方人尽管不甘心，也只能缴械认输，把话题转向“约定俗成”和“使用人数众多”。
难道在长江以北广袤的土地上，真就没有一种“古风犹存”的方言吗？其实，北方人中有一群“叛徒”。他们发音难懂，词汇奇特，说话跟周围省份的人都不一样。
他们多半是山西人，说的是晋语。
接下来你将看到：
● 哪儿的人说“晋语”？
● 晋语难懂，有以下三个原因
● 晋语区为何会成为一个“方言孤岛”？
来自晋语区但不是山西人的值班编辑 / 马马马
哪儿的人说“晋语”？
首先要说明的是，“北方方言”指的并不是“北方人的方言”。
所谓的“北方方言”完全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北方。它的使用人口最多，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覆盖范围最广，从东北到新疆，从江淮到云南，甚至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区，人们都说“北方方言”。从日常使用来说，所有讲北方方言的人沟通起来，不会有特别大的障碍。
然而，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这个名不副实的词，还是把许多人带进了地域黑的陷阱里。因此现在许多人更喜欢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它——
“官话方言”。
与官话方言并列的，还有九个方言区。
1985年，语言学家李荣发表《官话方言的分区》、《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等论文，1987年，中国社科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写《中国语言地图集》，基本确立了汉语方言“十分法”：将全国的方言分为官话方言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十个方言大区，每个大区下面又细分区、片、小片和方言点。
●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十大方言区
所以，与“南方有一大群人说北方方言”同样反常识的，是“北方有一大群人不说北方方言”。这个神奇的方言就是
晋语不等于“山西方言”。山西方言只着眼于地理，指的是山西省境内的方言，晋语则着眼于语言和地理的复合，指的是分布于山西省及周围相邻地区，语音特征相似的方言。
根据这个定义，晋语区的范围大致包括：山西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河北西部和河南黄河以北，内部又分为并州片、吕梁片、上党片、五台片、大包片、张呼片、邯新片、志延片八个方言片。没错，要办冬奥会的张家口，和豪车满街跑的呼和浩特，说的都是晋方言。
而山西省东北角的广灵县讲北方官话，西南部的洪洞临泽运城等二十七个县市讲中原官话，都不属于晋语区。
● 晋语区与省界
晋语难懂，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般人可以依据听感，很直观地把晋语区和周边地区分开，因为晋语“与其他北方方言差别很大，几乎无法通话”。一个北京人尽管可以很容易地听懂成都人吵架，但向一个吕梁老农问路时，却很可能鸡同鸭讲，茫然无措，这是为什么？
首先就是晋语有入声。入声在普通话里是没有的。需要说明的是，普通话有四声，古汉语也是四声，但这两者并不对等。
普通话的四个声调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也就是“妈麻马骂”，而古汉语中的“四声”指的是“平上去入”。古汉语的平声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阴平和阳平，上声和去声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上声和去声，入声则在普通话里消失不见，分化到平上去声中。
唐人所著的《元和韵谱》中将平上去入四声形容为：“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深而远，入声者直而促”。也就是说，入声是一种发音短促，韵母有阻塞感的音，在宋代以前，这个“阻塞感”体现在韵母以[-p]、[-t]、[-k]结尾。现在普通话里的“白”、“国”、“浊”等字，在古汉语和现代一些方言中，都读入声。
● 古汉语同普通话四声对应关系
现在的闽南语、粤语、赣语等方言中，入声体系保留得比较好。在吴语、徽语、大部分江淮官话，以及晋语等方言中，入声字都以一种发音方式类似于“突然窒息”的喉塞音[-?]收尾。
晋语有一批入声音节不表意，但是能做词头词缀，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圪”（读音近似ge）和“日”就是这样的音节：人们把膝盖说成“圪膝盖”、蹲说成“圪蹴”、争吵说成“圪吵”、摆弄说成“日弄”。
其次，晋语的特殊词汇很多，使用频率也很高。
晋语至少有155个普通话里没有的词汇。有些词是从古代汉语中继承下来的，比如“床床”指小板凳、“蛄儿”指老鼠、“夜来”指昨天、“草鸡”指母鸡、“边前”指“近前”，有些是晋语区的人们自创的，比如“结咳子”指口吃，“冷蛋子”指冰雹，“不机密”指傻。
晋语里的四字词语则更加难懂。这些四字词语大多是形容词，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很难用汉字写出来，一般只能用同音字记录。例如“得拦二性”指人不做正经事，“圪球马蛋”指衣着不整齐，“粗楞圪糁”指粗糙。
最后，晋语非常“硬”。
晋语中元音的鼻音特别重，经常把“新”说成“星”、“什”说成“绳”、“群”说成“穷”。而且晋语区的许多小方言点没有普通话里阳平这个音调，阴平和去声的数量则大大超过了普通话，从听感上讲
接近吵架。
由于以上的这些特点，晋语在一般人耳朵里，基本上就是一种听起来很凶的“外星语言”。
晋语区为何会成为一个“方言孤岛”？
那为什么在官话方言的三面包围下，会存在一个保留中古汉语语音特色的晋语区呢？主要原因有三个：历史行政区划、历史人口迁移和封闭的地理环境。
历史政区的稳定是形成一种语言或者方言的客观保证，晋方言的形成和晋国开国以来的历史政区密切相关。
春秋前后，晋国领土包括现在山西省大部分土地，也覆盖了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同现在晋语核心区大体重合。秦统一六国以后，太原、上党、云中、代郡等地基本一直都同属于一个大行政区，内部方言相对稳定。
● 春秋 晋国
今天的大包片和张呼片是后来形成的。与清初山西陕西人为求生计的“走西口”“下云中”的自发性移民、清代晋商的商业移民以及康熙年间的“移民实边”政策有关。由于移民籍贯混杂，内蒙古西部的方言虽然以晋语为主体，但其中多多少少带有陕西、河北和东北口音。
● 大同人走西口路线
相比人口流出，晋语区的人口流入要少得多。除了有来自山西南部洪洞大槐树的人口流向晋中晋北，很少有其他方言区的人会迫于生计，迁移到这个海拔500米以上，降水量不足，土地也相对贫瘠的地区。
晋语区的形成还和当地独特的地理地貌特征有关。山西地貌如《山西通志》所说：“恒山峙其北，大河绕其南，四塞襟之，五原控之”。
晋语核心区域被太行山、黄河、太岳山脉和中条山脉所包围，阻挡了作为强势方言的中原官话的北上和北京官话的西进，使得晋语的语音演变更加缓慢，今天的山西人所操的晋语和几十上百年前的晋方言其实并无多大区别。
参考资料：
1.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第1期；
2.陈庆延：《晋方言里几个点的词汇特点》，《教学与管理》，1985年第2期
3.侯精一：《晋语的分区》，《方言》，1986年第4期；
4.温端政：《晋语“分立”与汉语方言分区问题》，《语文研究》，2000年第1期；
5.乔全生：《论晋方言区的形成》，《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6.乔全生：《晋方言向外的几次扩散》，《语文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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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县位于东北部，流域下游。境域东经103°2′至104°2′，北纬38°5′至39°6′。面积1.6万平方公里，辖23个乡镇。人口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共30.4864万人。其中汉族占99%以上。民勤方言属兰银官话河西片。声母26个，包括零声母在内。韵母31个。单字调4个，轻声在外。有关论著有：吴开华 赵登明《民勤方言与普通话》[1]
[M] 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6；黄大祥《民勤方言音系说略》[2]
[J] 兰州：《甘肃高师学报》 2005；吴开华 《甘肃民勤方言音系》[3]
[J] 北京：《方言》（商务印书馆）2009.1。
民勤方言影响民勤方言的因素
方言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会对方言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民勤方言体系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民勤方言一、历史上多民族杂居的影响
自汉至清，民勤一直是内地汉民和各少数民族杂居生活的地区。
在距今约七千万年以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祁连山区急剧上升，形成了绵延千里的祁连山脉。山脉以北的东部地带，形成了现代民勤盆地。祁连山森林茂密、冰川连绵，源源不断的雪水汇入盆地，聚为湖泊。草原与湖泊构成了辽阔而美丽的民勤绿洲。
早在沙井文化时期（其时代大体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先民们就在民勤进行着开发和建设。自秦至汉，先后有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在此游牧狩猎。汉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在河西设郡置县，元狩四年（前119年）末或元狩五年（前118年），开始移内地汉民实边垦殖。今民勤境内始有汉民，并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生活。
其后历代，民勤居民总体上呈少数民族入侵为主，汉族政权移内地汉民实边为辅的一种双向流动状态，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内地中央政权和地方（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争夺史。
前秦、后凉时的氐族，后秦时的羌族，南凉时的河西鲜卑，北凉时的卢水胡，隋唐时的突厥、吐蕃，五代时的六谷蕃，西夏时的党项，元代的蒙古，清代驻防的女真等，先后在今民勤境内，或游牧，或定居。至清乾隆时，县境内还有许多蒙古人在此放牧。
历代汉族政权移民实边，明代规模最大。大量内地汉民迁入今民勤境内，或戍守，或垦殖。在历史沿革的过程中，他们和少数民族杂处一地，长期共同生活，广泛交际，在对少数民族产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化所影响。这对民勤方言体系的形成，有不容置疑的作用。民勤方言中至今保留使用的许多少数民族词语便是一个佐证，如：
蒙古语词汇：兀那（那个）、海海子（沙漠中的湖）、歹（恶毒）、哈巴（巴结）。如说：“兀那个人心歹的太哩，见了穷人恨不得做死哩，见了当官的就哈巴哈巴的。”
有的词是蒙汉结合：淌土：“淌”是蒙语，“土”是汉语。“淌土”意为“道路上碾压而成的稀土”。直胡同：“直”是汉语，“胡同”是蒙语“井”。“直胡同”意为“做事直来直去的人”。贼忽拉：“贼”是汉语，“忽拉”是蒙语。“贼忽拉”意为“贼”。
解放前，民勤坝区有建立和祭祀鄂博（蒙语，道路和境界的标志）的习惯。一个村子，有多少姓氏，就有多少鄂博，如文化村有王家鄂博、蒋家鄂博、马家鄂博、姜家鄂博、安家鄂博、焦家鄂博等等。与鄂博密切联系的就是师公子（男巫师）。师公子诵经驱鬼时击单层羊皮鼓，甩大马鞭。这种习俗来自河套蒙古的萨满教，而非汉族固有。明代镇番从中原迁来大批汉民，有的甚至是从江南地区迁来的，原先都与萨满教毫无关系。但居住日久，他们受蒙古人的影响，普遍接受了萨满教祭祀鄂博的习惯。这种习惯如此普遍深入，不能不说是与蒙古人长期接触、相互影响所造成的。
其他少数民族词汇：温突水：“水”是汉语，“温突”是满语。“温突水”意为“不开的水”。麻利（满语）。烟支：匈奴语，用烟支花制作的颜料，妇女用来饰面。师比难缠：“师比”是匈奴语，指匈奴使用的一种带钩，“难缠”是汉语。“师比难缠”意为“纠缠”。
还有许多词语，如：欧拉（音，以下词语均为读音）、兀拉、兀拉个、兀的、怛杆、扎娃、机抓、掂炫、个那死、慌狍子、懒皇胎、冇出鬼、闲呆子、倒戈郎、索罗铃铛、血斯呼啦、格里生外、胡求毛吊、毛里搁草、冰几洼搭、呱声妄亮、黑蛆乌拉、克齐麻嚓、散不拉海、死缠钩带、噎死扽活、整打趸子等等。类似这样的词语，有音无字，难以书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是来自少数民族语言，就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嫁接。
民勤方言二、历代移民的影响
历代各种因素的移民是影响民勤方言体系构成的另一个主要因素。
历史上，在今民勤境内大规模移民有两次：一次是汉朝，另一次是明朝。
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置武威郡，治武威县，在今民勤县城东北约一百里处。武威郡所辖十县之中的休屠县、武威县、宣威县在今民勤境内，约有人口2万余人。
汉朝拓地河西，为解决边防军需供应问题，施行遣戍屯田政策。
西汉时期，西、北边防军有戍卒、正卒、谪卒、弛刑徒及属国兵等，其中戍卒、弛刑徒、谪卒等全部来自关内诸郡国。戍卒是屯田开发的主要承担者。从居延汉简的记录中可知，西、北边郡的戍卒，多数来自淮阳（今河南淮阳、太康、拓城、鹿邑、扶沟一带）、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魏郡（治今河北临漳西南）、汝南（今河南、安徽一带）等郡国。文献中也屡见“关中卒”、“东方之戍卒”、“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关东戍卒”等说法。
此外，汉武帝时恢复谪戍制，即将各地犯罪官吏、脱离户籍的亡命之人、赘婿、商贾、前有市籍（即曾为商贾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七类人列为谪戍对象，发往西、北边地戍守。《汉书·宣帝纪》载，神爵元年（前61年）平定羌乱时，曾调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驰刑徒从军。
在遣戍屯田的同时或稍后，汉王朝又在河西徙民实边，将关东贫民、罪犯迁来进行屯垦。《汉书·地理志下》载：河西四郡“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他们是大规模开发河西的先驱。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窦融割据河西。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遂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东北部及宁夏东部）、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相对稳定的河西还吸引了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不少人。当时，仅金城郡避难武威者就达4300多口。
综上所述，西汉武威郡屯田将士、实边移民以及避难民众多来自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陕西、宁夏和甘肃东部地区等地。关东（泛指整个函谷关以东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移民是河西基本居民。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使武威郡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武威郡的全面发展。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统治者开始在河西施行大规模屯田和移民实边。
嘉靖八年（1529年），朝廷下诏，令甘肃等边对统领所管的步兵，供给牛种农具，使之垦辟屯田，水地三年后起科，山地永不起科。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右佥都御史杨博巡抚甘肃，又在甘肃“大兴屯利，请募民垦田，永不征租”。 这些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移民和当地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恢复。当时，陕西行都司所辖12卫2所，移民军人及其家属竟达10万人左右。
洪武五年（1372年），江南滁州王兴任临河卫镇番营掌印指挥，卫驻2500名官兵，实行军屯。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垦”，“每军授田五十亩”，无事为农，有事为军。根据当时的规定，许多将士将家眷从江淮一带、中原和山西的浑源、汾阳、沁源、潞城、沁水、翼城、曲沃、洪洞、襄汾等地迁于民勤，参加垦殖。是年秋，又敕令山西、河南等地约2000余口迁于民勤，在今薛百、蔡旗一带从事垦种。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镇番卫屯田人数达5500人。至成化末（1487年前后），人口增加很快，镇番卫已有近万人从事垦殖活动。
民勤县文化馆保存的部分民勤氏族谱牒，对明代移民也有明确记载。
“文革”后，氏族谱牒大多遗失，但民勤1983年开始编修新志时仍在当地寻觅了30多部氏族谱牒。经综合分析研究发现，明代移居民勤者，有戍边而来的，有军屯、民屯、商屯而来的，也有部分定居的仕宦。其中戍边入籍的18户，从籍贯看，江南应天府5户，安徽滁州、凤阳2户，山西洪洞2户，甘肃文县、陇西各2户，江苏、浙江、河北、河南、陕西、宁夏各1户。
红沙梁王氏，原籍江南滁州，明洪武初因戍边入籍。苏武孟氏，原籍浙江宁波府，明永乐元年（1403年）从戎入籍。大坝卢氏，原籍金陵，明宣德、正统年间（年间）因戍边入籍。苏武、大滩、红柳园及西渠马氏，原籍直隶北京顺天府蓟州遵化县，明初因戍边入籍。其他如夹河、泉山梁氏原籍河北，明代至镇番。苏武、六坝及东镇彭氏原籍江南凤阳，其祖自明代世职本土，因以居家。
民屯入籍的有4户。其中山西洪洞、曲沃、襄陵各1户，甘肃临洮1户。民屯入籍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罪谪”，见于记载的有两例。王慎机，永乐间进士，原籍无考。谪于镇番，善书能文，工于诗。徐文彪，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明洪武时，以布衣征召朝廷为官。后因得罪权势，被谪于镇番。另一种是逃荒避乱者，数量较多，此举两例。三雷王氏，原籍山西省平阳府洪桐县，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年），因山西旱灾异常，其始祖迁于镇番。《王氏原籍疏》载：“始祖宗仁，原系山西洪洞大槐树村人。因大明嘉靖、隆庆间谙达数迢山西，师旅频加，所不及也。……时我始祖，怙恃皆失，系累俱无，亦不惮跋涉之劬劳，因懋迁而就安，宅于此邦焉。”苏武及东镇刘氏，原籍凤阳定远，后迁甘肃临洮，其祖于明成化间（年间）迁于民勤。
此外还有宦游侨居的，如三雷、大滩及西渠周氏，原籍山西翼城，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其始祖周琮任镇番训导，后卒于官，家小不去，世居本县。红柳园、收成方氏，原籍凤阳定远，其始祖明初调任镇番，遂安家。夹河、东镇、收成及苏武李氏，原籍北直小兴州，其始祖李忠，明宣德四年调镇番卫，世居本县，丁口繁盛。许氏原籍金陵，其始祖许升，明初任武职至镇，遂留家居镇，全县各乡皆有分布。
还有个别商贾居家的，如新河上浪、西茨李氏，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桐县胭脂巷。其始祖李海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至镇经商，居家不去。
综上所述，明代镇番卫移民大多来自今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宁夏和甘肃东部地区等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进一步促进了民勤的全面发展。
历代移民对民勤方言的影响强烈地体现在语音、词汇等方面。
民勤方音具有北方方言的大部分特征，有zh[t§]、ch[t§‘]、sh[§]和z[ts]、c[ts‘]、s[s]，单字音调4个。这是北方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的主要特征。但民勤方音的zh[t§]、ch[t§‘]、sh[§]与部分开口呼和齐齿呼韵母相拼时，往往读作z[ts]、c[ts‘]、s[s]。这又同北方方言有别，如：
闸(zhá) = 砸(zá) 斋(zhāi) = 灾(zāi) 斩(zhǎn) = 攒(zǎn)
叉(chā) = 擦(cā) 钗(chāi) = 猜(cāi) 搀(chāi) = 参(cāi)
杀(shā) = 撒(sā) 筛(shāi) = 塞(sāi) 山(shān) = 三(sāi)
找(zhǎo) = 早(zǎo) 抄(chāo) = 操(cāo) 稍(shāo) = 骚(sāo)
争(zhēnɡ) = 增(zēnɡ) 撑(chēnɡ) = 曾(cēnɡ) 生(shēnɡ) = 僧(sēnɡ)
皱(zhòu) = 奏(zòu) 愁(chóu) = 凑(cou) 瘦(shòu) = 嗽(sòu)
纸(zhǐ) = 紫(zǐ) 师( shī) = 丝( sī) 迟(chí) = 慈(cí)
这一特征与吴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有相似之处，吴方言多数地区只有z[ts]、c[ts‘]、s[s]。另外，民勤方音有[v]、[z]、[ü]等声母，这也同吴方言有相似之处。
除具有吴方言部分特征外，民勤方音还具有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的部分特征，即n [n]、l [l] 相混。如：
n[n]与开口呼、合口呼和撮口呼相拼，所统辖的字归入l[l]。
那(nà) = 辣(là) 奈(nài) = 赖(lài) 男(nán) = 蓝(lán)
能(nénɡ) = 棱(lénɡ) 农(nónɡ) = 龙(lónɡ) 努(nǔ) = 鲁(lǔ)
女(nǚ) = 吕(lǚ) 暖(nuǎn) = 峦(luán)
l[l]与齐齿呼相拼，所统辖的字归入n[n]。
里(lǐ) = 你(nǐ) 列(liè) = 聂(niè) 燎(liǎo) = 鸟(niǎo)
刘(liú) = 牛(niú) 连(lián) = 年(nián) 林(lín) = 您(nín)
零(línɡ) = 拧(nínɡ) 凉(liánɡ) = 娘(niánɡ)
民勤方音这一特征在兰银官话河西片中是独一无二的。另外民勤方音在声韵搭配上还兼有北方方言西南次方言（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及湖北大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北角等地）的一些特征：
古来母止摄合口三等字，民勤方音韵母读uei[uei]，如：累磊类泪。
古见母、疑母果摄开口一等平声字，古溪母、匣母的果摄开口一等字，民勤方音韵母读o[o]，如：歌哥阁搁见母|哦蛾鹅讹俄疑母|可科棵课磕壳溪母|荷何贺喝合河匣母。
古见溪疑晓匣影六母开口二等，民勤方言老派读洪音。如：
街kQ~门 脚t&ye大~ 解kQ~疙瘩 角ko牛~
敲k‘?~头 硬liN~强 鞋xQ皮~ 项巷xAN~目|~道
咸xQ盐味 赫x&O ~~有名 衔t&‘ie~食 瞎下xA~子|~车
遥想当年，秦晋子民，江东父老，自五湖四海汇于民勤绿洲，或从政，或戍边，或贸易，或生产，在长期共同的社会实践和广泛的语言交流中，汇各地方音构建了民勤方音以上这些特征。
历代移民对民勤方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音方面，在词汇方面也有鲜明的印记，此举一例便可见一斑。
对“妻子”的称谓，汉语方言中有许多说法，但一般来讲各方言区的说法有相对的稳定性，如苏州人说“家婆”，徐州人说“家下”，乌鲁木齐人说“央格子”。但在民勤这样一个人口不多，地域不大的地区，对“妻子”的称谓不仅很多，而且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如“女人”、“媳妇子”、“老婆”、“老婆子”、“婆姨”、“婆娘”、“屋里人”、“屋里的”、“家里的”、“娃娃的妈”、“爱人”、“老伴”、“伴儿”等等。
“女人”、“媳妇（子）”在北方地区通行。“老婆”一词则流行在济南、扬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南昌等地。上海人说“屋里个”，宁波人说“屋里人”，哈尔滨人说“屋里人儿”、“老伴”，萍乡人说“婆娘”，忻州、万荣、银川、西宁、西安、洛阳等地的人说“婆姨”或“婆娘”。这种现象是移民区方言独有的特征。
历代移民影响新移民区的语言，这是无庸置疑事实；同时，今天我们通过调查了解方言区的方言特征，又可追溯方言区人口源流。
民勤方言三、流民返乡的影响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镇番卫有户2413，口6517。至成化末（1487年前后），镇番卫人口增加很快，境内已有近万人从事垦殖活动。可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了1871户，3363口，人口比永乐年间减少了52%。除殁于兵乱、饥荒、疾病外，部分人口或因失去土地，或不堪压榨与剥削相继返回了内地。
至清代，清政府“招募内地民人前往耕种，既可以实边储，并令腹地无业贫民，得资生养繁息”。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从乾隆年间直到清末，山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源源不断地移往西北地区垦种，使河西地区人口数量急剧增加。
乾隆时，镇番县人口近7万人，至道光年间，全县人口达18万余人。同治年间，因兵乱、饥荒、疾病等多种原因，人民或外出谋生，或谋求仕宦，奔走于内蒙、新疆、四川、京津等地，人口减少约2万人。民国时期，因瘟疫、饥荒、兵祸，先后有大批人口逃难于内蒙、新疆、宁夏、青海等地，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全县人口仅存10.4万余人。据县志记载，当时外流生活于内蒙、宁夏、新疆、青海等地的民勤籍人约有50万之众。时有“天下有民勤，民勤无天下”之说。
公元1949年解放后，外流人口纷纷返归本土，至年末全县有户3.72万，口19.9723万。外流人口的返归不仅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术、风土人情，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土语，丰富了民勤方言。流民返乡对民勤方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方面。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民勤方言中的许多日常用语同山西、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四川新疆、内蒙、宁夏、青海等地如出一辙。以下略举几例。
山西方言词汇：下手（请客时坐南面北的位子）、家当（家产）、吓人倒怪（怪吓人的样子）、抓抓（量词，一抓抓）、耍笑（戏弄人以取笑）、肉敦敦（身材矮胖而结实）等等。
山东方言词汇：大米干饭（米饭）、包子（肉陷饺子）、拉扯（辛勤抚养）、养活（赡养、抚养）、称公公为“爹”、婆婆为“妈”，“~不拉几”（酸不拉几、傻不拉几）等等。
河南方言词汇：颔水（口水）、鼻疙瘩（鼻子）、后脑勺（脑后部）、前年个（前年）、大天白日（大白天）、规(kuī)成（一定的规矩）等等。
陕西方言词汇：念诵（思念）、告诵（诉说）、干办（做事或争吵）、揲（打）、喋（吃）、麻缠（麻烦）等等。
四川方言词汇：瓜子（傻子）、巴不得（别人想的和做的正好是自己想的）、歪（形容人很凶）、直杠杠（说话、做事不拐弯抹角）、磨皮擦痒（磨磨蹭蹭）、哈数（心里有没有数，或者有没有把握）、占香因（占便宜）、颇烦（很烦）等等。
内蒙河套方言词汇：寻无常（自杀）、不消停（不安静）、沙窝（沙漠）、断（追赶）、呱喊（大声呼叫）、闲谝（拉家常）等等。
江苏南京方言词汇：褂子（泛指上衣）、单鞋（布鞋）、抠（吝啬）、露脸（出风头）、“~兮兮”式（神经兮兮、脏兮兮）、相公（旧时指老板带的徒弟）、大姑子、小姑子（妻子背称丈夫的姐妹）等等。
民勤方言四、商业贸易的影响
民勤古为“丝绸之路”的北路驿站。以县城为中心，西通新疆，北达包头，东抵兰州、汉中。商贸运输主要靠骆驼驮运。明代至民国时期，民勤商驼队所走路线：东北经北衙门（阿拉善左旗王爷府）、包头、张家口至北京、天津；东南经武威、兰州分抵泾阳、汉中、西安、河南；南经青海至西藏；西经哈密、乌鲁木齐分抵北疆、南疆；北路直达蒙古。
一代代骆驼客们，走南闯北，从民勤运出甘草、沙枣、食盐、枸杞、沙米等土特产，运来铜铁、棉花、丝绸、布匹、药材、木料及各种生活用品。长期与沿途各地人民商贸交往的过程中，骆驼客们不仅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而且带来了各地的方言土语，渗入民勤方言。
民勤方言五、古典白话文学作品的影响
宋元以来产生了许多白话文学作品，影响较大的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金瓶梅》等。这些文学作品，经民勤学子之口，在民勤广泛流传，丰富、发展了民勤方言。如：
【倒灶】遇事不利，遭遇不好。《西游记》第二十五回：“那大仙惊骂道：‘你这猢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行者笑道：‘你遇着我就该倒灶，干我甚事？’”
【聒臊】即“聒噪”，声音嘈杂刺耳，令人心烦。《红楼梦》四十九回：“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
【合该】理当、应该、该当。《红楼梦》十回：“这么看来，竟是合该媳妇的病在他手里除灾也未可知。”
【话把】供人谈笑的丑闻。《金瓶梅》四十回：“我是个娇滴滴的洛阳花，险些露出风流的话把。”
【款款】慢慢地、轻轻地。《金瓶梅》一百回：“春事阑珊首夏时，弓鞋款款出帘迟〉”
【鲫溜】圆滑、机灵。《拍案惊奇》二十回：“这几项人都是老鲫溜，也会得使人喜，也会得使人怒，弄得人死心塌地，不敢不从。”
【央及】请求。《儒林外史》三回：“老太太没奈何，只得央及一个邻居去寻她儿子。”
【不睦】不和睦。《红楼梦》七十七回：“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乘机下了些话。”
【菜蔬】蔬菜。《金瓶梅》一回：“那妇人早令迎儿把前门上了闩，后门也关了，却换些煮酒菜蔬，入房里来，摆在桌上。”
【着实】十分、非常、很。《儒林外史》十九回：“吃酒中间，匡超人告诉他这些话，景兰江着实羡了一回。”
民勤方言六、普通话的影响
普通话对于方言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普通话对方言的强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渗透和覆盖两个方面。
所谓渗透就是普通话语言成分直接进入方言。普通话的渗透，一方面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普通话更加深入人心，为有知识的人所接受；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发达，人们逐渐突破了过去固守当地的意识，异地交往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生活。人们到各地工作、学习、参观、旅游，与方言区以外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多，这使普通话的使用成为一种生活需要。
所谓覆盖，就是普通话进入方言区，与方言并存并用，形成双语区，普通话与方言以双语方式在同一地区并用，二者在使用范围和使用场合上有所分工，不过人们在交际中可以根据交际对象的不同选择使用方言或普通话来会话。
普通话在民勤方言中的渗透和覆盖，使民勤方言区形成了新派和老派两个不同的层次，从而产生了民勤方言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
1．语音方面的不同，如古见溪疑晓匣影六母开口二等，民勤方言老派读洪音，新派读细音：
2．根据交际对象、使用范围和使用场合的不同，新派和老派词汇上的不同：
老派 菜蔬 实诚 摩揣 心诚 该应 绿翠 扰打 硬强
新派 蔬菜 诚实 揣摩 诚心 应该 翠绿 打扰 强硬
老派 彼家 日头 旁处人 过事情 养娃娃 好的太 兀那些
新派 他们 太阳 外地人 办喜事 生孩子 好得很 那里
3．根据交际对象、使用范围和使用场合的不同，新派和老派语法上的不同：
新派 你快点走啊！
你的宝贝给我看一看！
老派 你走快些噻！
把你的宝贝给我看喀！
新派 滩上有很多兔子。 我家中有很多粮食。
老派 滩上的兔子多的太。 我屋里粮食有的是。
新派 我们队里死了一头骡子。 你知道不知道？
老派 我们队里把个骡子给死掉了。 你知道阿吧？
显然新派无论读音还是词汇和语法都已基本接近普通话。
．每日甘肃．2006年1月[引用日期]
．中国知网．2005年6月[引用日期]
．中国知网．2009年1月[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