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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泸西汉族女性传统服饰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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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地理》幕后英雄祁连山
草原王国的覆灭
［认识山脉］
幕后英雄祁连山
祁连山是一个对中国举足轻重的山。许多人知道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丝绸之路,知道大名鼎鼎的河西走廊,但是人们却不知道祁连山对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的贡献,不知道祁连山是幕后的英雄。本文作者深入祁连山中,并且环绕着祁连山走了一圈,他将给我们讲述祁连山的故事,以及祁连山对青海、甘肃乃至中国的意义。
青海祁连县:牛心山下,黑河河畔
这是青海省祁连县县城北边的牛心山,这里已是祁连山的深处。秋天的牛心山上已是白雪皑皑,阳光照射在收割后的田野上,一片金色的秋景。山前的河流,就是最终流到了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的黑河,黑河发源于走廊南山的南坡,在托来山和走廊南山之间一直向东流淌,在祁连县与八宝河汇合后,突然折向北流,在走廊南山和冷龙岭之间切开一道险峻的峡谷——黑河大峡谷,流向河西走廊,然后流向内蒙古的沙漠深处。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尽管这里已是祁连山的中段,但还有森林分布,田野里收获着麦子,这与它南面的青海湖周边显然不同,那里是游牧者的天下。 摄影/ 马福江
我们被地图洗了脑
中国人一般都知道祁连山,不过不是从地理书中知道的,而是从历史书中知道的。中国的历史书讲到汉代、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都会提到祁连山。匈奴有一首歌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祁连山是与匈奴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许多人对祁连山的印象。
除了历史书中对祁连山的描绘,我们许多人对祁连山的印象还来自于地图。我们平时所见的全国地图,大多是行政区划图,很少是地势图;再就是比例尺都很小,比如是1比400万或比这比例尺还小的地图。比如我面前的一本大16开的中国地图册,一张跨页全国地图的比例尺是1比1600万的,图中的一厘米代表的是160公里,在这样的图上,祁连山只能是一条线。在这种没有地势只有地名、小比例尺的全国地图上,不仅是祁连山,许多雄伟壮丽的庞大的山脉或山系都成了一条线,譬如秦岭等。由于总是看这种小比例尺没地势地形的地图(大比例尺有地势地形的地图在中国属保密范围,至今仍未解禁),许多人就像那些地图一样把一些庞大的山脉或山系,想象成长长的一条线。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已经被这种小比例尺没地势的地图洗了脑,我们已经对祖国的许多山川形成了错误的认识,这种错误的认识只有当你亲自走到那些山川面前,才能得到纠正。我的一位朋友是摄影师,他告诉过我他第一次到祁连山时给他带来的震撼。他说他一直以为祁连山就是一道长长的山岭,翻过山岭,那边就应是平地,祁连山就没了。可是那年他从河西走廊的张掖出发,经山丹军马场北面的著名古隘口——扁都口翻越了祁连山的山脊线,当他一登上隘口,站在制高点上向南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祁连山根本就不是他原来想象的那样是一条孤立的单薄山岭,而是山连山、岭连岭,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千山万岭山的海洋。
其实这千山万岭正是祁连山的真实形象。因为祁连山根本不是一条单独的山岭,而是一组大致平行的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群。这组山脉群长达1000多公里,宽达300多公里,当我那位摄影师的朋友登上扁都口向南张望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300多公里宽的山脉群,怎能不让他惊讶,怎能不彻底颠覆他头脑中关于祁连山的概念。
青海湖原来属于祁连山
虽然我知道祁连山是一个庞大的山系,但我对祁连山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2005年底,我来到了青海湖东边的海晏县。在那里,我才知道原来青海湖也在祁连山的范围内,甚至青海湖南边的青海南山也是祁连山系的一条山脉。在一张卫星三维地图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青海湖是一个近似椭圆形的湖,它的长轴方向与祁连山诸山脉的走向完全相同,它南边的青海南山不仅走向相同,而且与祁连山中的党河南山、哈尔科山相连,逶迤绵延,青海湖是祁连山的一颗耀眼的明珠。当我们想到祁连山时,如果能想到美丽浩瀚的中国第一大湖青海湖时,我们对祁连山才算有了基本的认识。
青海湖是祁连山的精华和亮点。我曾经沿着布哈河谷地向青海湖走去,那时正值隆冬。原以为此时此地定是大地蒙雪、百草凋零,但我眼前宽阔的布哈河谷却是一片耀眼的金黄草地。有一家牧人骑着马儿在草地上牧羊,还有几头黑色的牦牛在河里饮水。许多人都认为看草原一定要在春夏之交,那时候草原上繁花似锦、灿若云霞。然而冬天的青海湖边的草原自有一种风致,其实湖边的草原就是留做冬季牧场的,夏季,牧民们把牛羊赶到了山上的牧场。湖边草原上的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疯长,又经过秋天风霜的洗礼,此时灿若黄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大地仿佛铺上了金色的地毯,一直伸向远方的地平线。我曾经坐在金黄的草地上,看着远方的羊群,久久不愿离去。
青海湖东边海晏县的北面有一片草原,叫做金银滩草原,从它的名字就可知它的美丽和富饶。在这金银滩草原,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了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一位美丽的藏族牧羊姑娘轻轻地抽了他一鞭子,这一鞭触发了王洛宾的灵感,使他写出这首世界闻名的歌曲。
祁连山的美丽草原不仅仅在青海湖的周边,在祁连山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草原。当我从海晏出发,奔向祁连县时,我发现公路两旁处处是美丽的草原,虽然已是12月,远处的山脊上已是白雪皑皑,但是山坡上、河谷里,扑入视野的还是草原的景象。以至我兴奋地将我们走的这条从海晏县到祁连县的公路称之为:草原大道。
据说更美的草原还在山的那边,在甘肃省山丹县的大马营和山丹军马场那一带,那里的草原草深花艳,每当6、7月份,那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花海。这片草原历史上一直被用来牧养军马,最多时这里有军马40多万匹。
祁连山的景观不以山脊来划分
我说了许多草原,因为草原是祁连山很重要的景观。祁连山的奇特在于它的自然区划,不是以山的主脊线来划分,因为祁连山的山脊并没有给山两边带来不同的景观。祁连山景色的不同,取决于从太平洋吹来的东南季风向西吹到的位置和极限。因此可以将祁连山从东向西分为三段。
东祁连山在祁连山的东部西宁那一带,由于东部季风能吹到这里,所以这里降雨丰富,因此祁连山的东部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分布有许多国家森林公园,如仙米国家森林公园、互助北山国家森林公园、群加国家森林公园、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等。从这些森林公园就能看出祁连山的东部森林之蓊郁。
季风继续向西吹送,力量却是越来越弱,所带的水汽越来越少,因此祁连山的中段(哈拉湖以东,青海湖以西)降雨减弱,森林稀少,草原发育,到处可见。
哈拉湖以西为西祁连山,包含有几列大山,从北向南有党河南山、赛什鄂博图岭、土尔根达坂山、柴达木山等。由于东部季风吹到这里已成强弩之末,这一带降雨稀少,呈现一片荒漠景象。但由于祁连山属于高山和极高山的世界,有许多高大的山峰截住了高空中的气流和云团,在高山发育了众多的雪山和冰川,冰川融水形成了一些河流,因此即使在祁连山干旱的西部,也有河流从雪峰流下,河谷中也会出现草地和植被,也有野牦牛、野驴、藏羚羊等。
祁连山的三段各有不同的景观,即森林、草原、荒漠。这三种景观基本上是由气候(主要是由降雨)决定的。然而这仅仅是指祁连山地区的水平地带性分布,也就是说这基本上说的是祁连山麓基带的情况,即最下面第一自然带的景观特点。实际上祁连山的景观分布复杂得很,因为祁连山是雪峰林立的高山带,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占整个山区的三分之一,因此祁连山的景观分布还强烈地受到垂直地带性的控制。在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的双重控制下,祁连山的景观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化。譬如即使是在季风吹不到的西祁连山,由于山高,也会在某一海拔高度形成一个降雨带,在这一降雨带内则形成了森林。在西祁连山的南面或北面你都会看到这种奇异的景观:在一片光秃秃的大山的半山腰上好像玉带缠腰一样分布着一条森林带,那森林带中的树木主要是四季常青的祁连圆柏。尤其是在冬季,当山坡上铺满了白雪,那半山腰上的林带却墨玉般地深绿,在一片白色中跃入你的眼帘,让你觉得神奇。你不禁会好奇地发问:为什么在那个高度上出现了一条森林带?
祁连山对中国的意义
在这里我必须说明,尽管祁连山分布在青海和甘肃两省之内,但我所谈到的祁连山,是冲破行政区划的,是在谈自然意义上完整的祁连山。因为如果我们按照行政区划来谈论祁连山,只能谈论半个祁连山,这样我们将无法理解祁连山。只有将祁连山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祁连山。
在一张全国地图上,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祁连山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的三面被沙漠包围,它的北面是巴丹吉林沙漠、西面是库姆塔格沙漠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面是柴达木荒漠。它是伸向沙漠中的一座湿岛,这是祁连山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全国只有一座山与他相似,那就是新疆的天山,天山也是伸向沙漠中的一座湿岛。
天山与祁连山好像一对兄弟,他们在浩瀚的沙漠中遥相呼应,像两只伸出去要握住的手,就差那么一点点,他们就握在一起了。
我在想,祁连山和天山在沙海中的这种遥相呼应,他们伸进沙漠的半岛姿态有何意义?
由天山和祁连山,我想到了沙漠,想到了绿洲,想到了丝绸之路。
当想到丝绸之路时,我的思路豁然开朗了,好像重新认识了祁连山。
说到丝绸之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河西走廊。我们知道黄河流到了兰州后,忽然掉头北上,钻进茫茫沙漠之中。北上的黄河,成了一个地理的界限,人们将这里黄河以西的大片区域称之为河西。河西一带本应该是浩瀚的沙海,只是因为有了祁连山,才沿着祁连山的北麓,形成了由一个个绿洲连缀而成的一个条形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带被称之为河西走廊。现今这一地带属于甘肃省。
我甚至认为甘肃省是专为河西走廊设置的,这从甘肃的名称能看出来。因为甘肃两个字就取之于河西走廊两个重镇古地名的第一个字,古时的张掖称甘州,酒泉称肃州,两者的首字合起来为甘肃,由此看来甘肃省的省名来自于河西走廊。
为什么人们称这一带为“河西走廊”?尽管这一带良田万顷,稻谷飘香,但是人们看重的并不是这些,而是看重这一带的沟通和交流作用,看重的是这一带的通过能力。因此它才被称之为“走廊”。
河西走廊对古代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东西方的交流和贸易主要通过陆路来进行。丝绸之路就是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而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段。
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贸易之路,更重要的是文化之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就是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因此丝绸之路完全可以称之为宗教之路。
今年1、2月,我从兰州出发沿着河西走廊一直走到新疆的和田,这一路正是古代丝绸之路。沿途我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里处处可见伊斯兰教的影响,但是古迹和文物却是佛教的多。
在于田县克里雅河的大河沿乡,这里已经深入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夜晚我们住在一户维吾尔族的老乡家中。他们家紧邻克里雅河,周围是浩瀚的沙漠,没有第二户人家。即使在这沙漠的深处,宗教也是这里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虔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傍晚我们围着火炉正在聊天,一会儿主人就终止了谈话,在炕上铺上一个毯子,主人和陪同我们的向导一起跪在上面,面对西方(麦加的方向)开始了祷告。晚上我们已经钻入了睡袋,但对面的屋中又传来了连续不断的声音,原来那是又一次祷告开始了。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听到了主人祷告的声音。
然而古代这里的人们信奉的却是佛教。从这里向西大约90公里的沙漠中,就埋藏着英国人斯坦因挖掘的古代遗址——丹丹乌里克古城废墟,那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
在和田,我去了还没有正式开放的博物馆,我看到博物馆的造型是典型的伊斯兰式风格,但博物馆中的文物,却多是佛教的。在这里我还看到一个出土的唐代彩棺,制作极其考究,绘画非常精美,但棺木四面绘画的图案却是汉文化的题材: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可见这一带文化交流多么的频繁和充分。
佛教正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向中原传播的,只是到了10世纪,在现今喀什地区的喀喇汗王朝全面信奉伊斯兰教,并且灭掉了信奉佛教的古于阗国,使得这一地区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过程,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代替佛教开始了东进历程。
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尤其是佛教,沿着丝绸之路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佛教传播的轨迹和演变,譬如从佛教的石窟分布,就可以寻出佛教传播的轨迹,从河西走廊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石窟沿着丝绸之路一直分布到中原。我们从河西走廊的西端开始列举,最西边的就是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接下来是榆林石窟、昌马石窟、张掖市的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再往东是武威市的天梯山石窟,越过黄河佛教的石窟继续延伸一直到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甚至可以说,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佛教石窟的继续和延伸。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运送丝绸的,也不仅仅是传播宗教的。丝绸之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前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丝绸之路还是运送玉石的。著名的和田玉就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往中原的。在我沿着丝绸之路考察时,我的同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的队长巫新华博士,他通过对古代玉矿的考古工作,证明先于丝绸,这条路运送的是玉石。在河南安阳商代殷墟遗址出土的玉器,经分析证明就是来自新疆的和田。
丝绸之路是如此的重要,然而人们看到的只是像河西走廊这样的路,至于这条路是怎样维系的,这条路为什么能存在?很少有人去深究。其实河西走廊之所以能存在,全赖祁连山,没有祁连山上的雪山和冰川融水,就没有流向河西走廊的河流,也就没有了河西走廊的绿洲,没有了绿洲,没有了河流,就没有了河西走廊,所以祁连山是丝绸之路的幕后英雄。
失衡的祁连山
当我从兰州出发,准备环祁连山绕行一周前,特意到兰州大学,拜访了兰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所长吴景山教授。他在兰大历史系读书时,曾有过惊人的壮举,就是骑自行车走完了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他对河西走廊既十分了解,又有着深厚的情感。我邀请吴教授同行,他爽快地答应了。
如果不是亲自到河西走廊来,你很难想象河西走廊的富庶和繁荣。路上吴先生随口说出许多古时描述河西走廊富庶的诗词来:
“弱水西流接汉边,绿杨荫里系渔船”,这是写弱水河畔的;
“不望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这是写张掖的,张掖古称甘州;
“两行高柳沙淀暗,一派平湖水稻香。紫燕衔泥穿曲巷,白鸥冲雨过横塘。”这是说高台的;
而诗句:“稻花风里稻花香,妾去采花郎插秧”则透露了这里曾种植过双季稻的信息。
听了这些诗句,感到这里好像是江南水乡一样,可是这里向北不出几十公里,就是茫茫的腾格里沙漠。
车到了武威市,很远我就看到了“马踏飞燕”那个著名的雕塑耸立在一个巨大的拱形门上。这个得到郭沫若激赏,后来成为国家旅游局标志的汉代铜奔马,原件就是在武威出土的。吴教授告诉我,这种“马踏飞燕”的雕塑在武威已经出土了几十件,这说明武威是“天马”的故乡。
确实武威与马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我们离开武威向西行进,很快就到了山丹军马场,这一带历史上就是为朝廷养战马的地方。吴教授为我这个季节来,不能看到山丹马场那堪称中国最美的草原而遗憾,但我却为看到的汉代古长城遗迹而兴奋不已。我曾经在宁夏看到过汉代的古长城,但山丹的古长城不知比宁夏保留的好多少倍,这里的古长城高大、完整,长达几公里。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大地洁白,黄色的夯土而成的长城在祁连山下绵延起伏。
山丹的长城之美,吸引了我们的一位摄影师朋友,他竟在这里买了一处房子,接待摄影界的朋友来此拍长城及其周围的古迹和自然景观。我们找到了他的房子,想让他给我们带路,去看长城,但门锁着,人不在,我们只好自己前往。
离开山丹向西就是河西走廊中最大的城市张掖。在张掖,吴教授带我们去看了他曾经考察过的黑水国古城。遗憾的是张掖还有一些非常值得拜访的古迹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前往,譬如大佛寺的大佛。这大佛据说是全国最大的卧佛,由于供奉在大佛寺的大殿里,大殿空间有限,没有摄影师能拍到这大佛完整的图片,因此这大佛除了到过大佛寺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张掖这里还有如此大的卧佛。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离开了张掖,出城不远,我们遇到了一条河。太阳就要升起了,在蒙蒙的晨光中,可以看到河水并没有封冻,水面上弥漫着雾气,我意识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水河。这条从祁连山深处流出的,由冰川融水汇流而成的黑水河古时候一直流到了现今的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在那里曾经形成了一个浩大的湖泊——居延海,并养育了一个古城——黑城子。那里曾经出土几万枚汉代的木简,轰动了考古界。如今由于冰川的退缩,水量的减少,居延海已经消失了。但那里由黑河水养育的额济纳沙漠中的胡杨林,还在沙漠中顽强地生存着,那里的胡杨林,被称为“最美的胡杨林”。
由黑河我想到了河西走廊的河流,是祁连山北坡流下来的一条条河流,养育了河西走廊的一个个绿洲和城市,而且是一条河流对应一座城市。从河西走廊的东面算起,石羊河对应着武威,金昌市对应着大西河,张掖市对应着黑河,酒泉市和嘉峪关市对应着北大河,玉门市对应着昌马河,敦煌市对应着党河。甚至是河流水量的大小而不是所辖的土地面积,决定了城市的规模。譬如因为黑河在这些河中水量最大,因此张掖也就成了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
在嘉峪关市,甘肃著名的摄影师王金先生带我们去看长城博物馆,这里是明代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之所以建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从祁连山上流下来的北大河。明代是一个在国土和疆域上最萎缩的朝代,汉唐时的长城远远地修到了敦煌的西边,其中玉门关和阳关向西伸进了沙漠之中,然而这两个名关,也没有离开从祁连山上流下来的河流,玉门关紧邻着疏勒河(由于上游截水,今天疏勒河已经流不到玉门关了),阳关像敦煌一样靠的是党河。
当我们在敦煌看完了莫高窟,奔向鸣沙山和月牙泉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虽然这里比北京太阳落下得晚,但是月牙泉风景区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是我们的朋友敦煌研究院摄影部的主任吴健先生找到景区的负责人,我们才如愿以偿看到了月牙泉和鸣沙山。许多人对月牙泉的泉水出现在高大的沙丘之间,并且永不枯竭感到神奇。其实很好解释,是祁连山的雪山冰川的融水渗入到了地下,抬高了地下水位,使这一带的沙丘下面就是水。在阳关我们看到了一个名为南湖的湖泊,这个湖泊的出现同月牙泉是一个道理。而且在阳关附近,有一个叫葡萄沟的小村庄,村庄里有一道道水渠,用来灌溉葡萄,这个村庄在一个沙丘围成的凹处,地下水自动涌出来,这和月牙泉一样。
敦煌紧靠中国最干旱的地方——罗布泊,敦煌周围都是沙漠,敦煌之所以能存在全赖党河,党河能存在是因为祁连山西端的极高山上有冰川。
站在阳关的古遗址边,耳边响起王维那著名的诗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时我才意识到沿着河西走廊这一路走来,我们遇到了多少朋友,得到了多少朋友的帮助。
但是想想下面的行程,竟然想不到还会碰到什么朋友,真的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虽然我不是向西,而是掉头向东回返兰州,但是我要走的是祁连山的南面,要从甘肃进入青海了。其实这和西出阳关差不多,虽然是向东,但是要进入柴达木盆地了,进入少数民族的区域了。
党金山口是祁连山与阿尔金山的连接处,这里应该算作祁连山的最西端了。车开始爬坡,党金山口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很神圣,因为它是两座雄伟大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相遇的地方。2004年冬天我在柴达木的东台吉乃尔盐湖,曾经想翻越它去敦煌,但正逢大雪,人们说路难走,没有成行,今天却是从甘肃方向来翻越它,进入青海,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车的左面就是祁连山的西端,这里极端的干旱,降水稀少,一年只有几十毫米。扑入眼帘的是寸草不生的裸山,山峦起伏,基岩裸露,一片赭黄色,有些山麓下堆满了沙丘。右面的阿尔金山完全一样,看不出它们二者有何区别。
车终于爬上了垭口,我们停车下来活动,在野外,我们开车翻越大的山脉,一般爬上垭口,都会停车下来,这仿佛有点仪式的味道,就像藏民翻越垭口时,抛洒龙达(一种画有宗教图案的硬卡片),口中呼喊“雅拉索……”一样。
看到路牌上写着党金山口的海拔高度是3648米,这比我估计的要低,而且翻越党金山口也比我想象的要轻松些。翻过山口,我以为接着就是陡峭的下山路,然而不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辽阔的冲积平原,只不过有些倾斜。其实这就是柴达木盆地,我们已经进入了柴达木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一个高原盆地,平均海拔2700米—3500米。如果说祁连山的北面是河西走廊的话,那么它的南面就是柴达木盆地。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任何动物。我们想去寻找风蚀地貌——雅丹,听说冷湖一带有亚洲面积最大的雅丹群,这是很有诱惑力的。我们把车开向冷湖,这个当年石油开发的重镇,如今人员已经转移,房屋拆除,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在中午的阳光下沉默。我们在冷湖加满了油,然后离开冷湖向西开去,沿途看到了一些雅丹,但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壮观。当我们决定返回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顺原路返回,重新回到党金山口,然后沿215国道,向鱼卡方向前进,目标是大柴旦镇。这除了走回头路外,还要多走近百公里的路,但这条路,全是柏油路,好走、安全;还有一种走法是沿着一条石油勘探时开辟的土路向南一直开去,在最新出版的青海省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路会与青海到新疆的315国道会合,这样走从地图上看,会少走路,但是这条路,没人走过,不安全。但是走这条路,很可能看到我们想看到的雅丹群。
正是这一点吸引着我,最后我们决定走那条土路。当我们沿着那条土路一直向南开去,真的看到了壮观的雅丹群,雅丹高大、年轻、千姿百态,有时像千万条鲸鱼跃出沙海;有时像一个消失了的古老帝国,留下了一座座王陵;有时则像是一座废弃的城池,城墙、宫殿、屋宇鳞次栉比……,我们的车在雅丹群中迂回前进。
当我们走出雅丹群,天已经黑了,这时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碰到一辆车从对面开来,但是我们想这条路毕竟是石油勘探修的路,没有车正常,只要能与315国道会合就行了。我们终于把车开到了315国道上,但是我们还是碰不到车,这就不正常了,315国道,怎么能没有车呢?道路的状况也不对,在车灯的照射下,我们看到道路不仅坑坑洼洼,还经常被沙子掩埋,时常能看到流沙在道路上流窜。有时由于看不清道路,不得不下车查看。
更糟糕的是,油箱里的油越来越少了,路两旁一片黑暗,不见一丝光亮,显然没有任何加油的地方,手机也没有任何信号。
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我们顺着时隐时现的路一直向东开去,好在我们的车是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再坏的路都能应付,只是油没有了怎么办?
当我们的油只够跑40多公里时,前面终于看到了灯光,原来我们到了一个叫南八仙的地方。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之所以叫南八仙,是因为当年有8个来自南方的女地质队员在这里勘探石油,遭遇沙尘暴迷路在雅丹群里,最后全部死在这个地方。为了纪念这八位女地质队员,人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南八仙”。
我们看到了许多车聚集在这里,车全部是那种车轮有一人多高的奔驰公司产的沙漠越野车——尤尼莫克。他们显然是石油部门的,但我们不知他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问他们:这条315国道为什么没有车?他们告诉我们,这条道早已经废弃了,315国道已经改走另一条路了。看来地图不仅给我们洗了脑,这种不能及时更新的地图还可能让人迷失在公路已经废弃、没有人烟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在祁连山南面,在柴达木盆地遭遇的一段小插曲。总之,在祁连山南面的道路上行进,不仅“故人”很难遇到,就是城市也很难碰到了。整个祁连山的南缘,只有两座大一点的城市,一是德令哈市,还有一座大城市就是青海的省会西宁了。这与祁连山北面的河西走廊的情况完全不同。祁连山北面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而且北面的城市随便哪一个都比德令哈市大、人口多。德令哈市人口6万,但河西走廊最小的市敦煌,人口也是13万多。不仅是城市、人口,就是绿洲的面积和农业规模,北面河西走廊也比南面大得多。
由此我发现祁连山是一个两边人文现象极不平衡的山。山北是河西走廊,山南是柴达木盆地,从历史上看,祁连山北,也就是河西走廊早在汉代就在现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设立了河西四郡,而且玉门关和阳关已经向西超过了祁连山的最西端,但是在祁连山南,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汉代王莽在青海湖边设置了西海郡,西海郡后来很快就废弃了,后来即使中原汉王朝恢复了对青海湖地区的统治,也总是时断时续。可以说,就文化而言,在祁连山北面的河西走廊,汉文化一直延伸到了祁连山的最西边,但在祁连山的南边,汉文化则徘徊在祁连山的东部西宁一带。
虽然祁连山北的河西走廊人文胜于祁连山南,但是上帝似乎是公平的,他把更多的自然美景给予了祁连山南面,其实仅仅给一个青海湖就足矣,但这还不够,祁连山南面有更多的湖泊发育。在祁连山主脊线的一部分——南疏勒南山的南面有一个高山咸水湖——哈拉湖,周围雪峰巍峨,冰川磅礴,她的北面有整个祁连山系的最高峰5808米的团结峰(岗则吾结),她的西南有祁连山中面积最大的冰川敦德大冰帽,这里应是祁连山系中除了青海湖地区外,又一个美景集中的地带。
除了哈拉湖,就在德令哈市的西南有一对神奇的姊妹般的湖泊,一个叫可鲁克湖,一个叫托素湖,两湖紧邻,中间有河相连,从西宁到格尔木去的铁路正好从中间穿过,这两个湖的神奇在于:可鲁克湖是淡水湖,而托素湖却是咸水湖。这两个湖完全可以作为我国东部外流区的淡水湖与西部内流区的咸水湖的代表,它们可以形象地说明为什么一个湖是淡水湖而相距咫尺的另一个湖却是咸水湖,这其中的奥秘都在于连接这两个湖的那段短短的小河上,这段小河决定了流进可鲁克湖的水有进有出,带进湖中的盐又流走了,但是流走的带有盐的水却流进了托素湖,托素湖没有出口,是靠湖面的蒸发来维持湖水量的平衡,但是蒸发的是水,盐却留下了,所以托素湖是咸的。有趣的是,我们到这里时,虽是冬季12月,但是在可鲁克湖中,却有来自江苏的人在这里养大闸蟹。我问他们,托素湖能养大闸蟹吗?他们直摇头说:“不能。”冬天了,他们把螃蟹从湖中捞出来,养在湖边的池子里,我们买了一些螃蟹,在德令哈市的一个餐馆里,我们把这些螃蟹吃了,味道很不错。
祁连山南,还有一些湖,但都是咸水湖了,从西向东有大苏干湖、宗马海湖、依克柴达木湖、巴戛柴达木湖、尕海、希里沟湖、茶卡盐湖等,如果把柴达木盆地中心地带的盐湖都算上的话,那祁连山南的湖泊就更多了。可以说祁连山南面湖泊众多,是祁连山南北差异中的重要一点。
祁连山南面,自然景观给人的美感要优于山北河西走廊,这是我的观点。且不说那些湖泊,仅是冷湖一带的雅丹地貌也足以让人震撼了。
祁连山南面,不仅富有风景,更富有资源,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盐湖中的盐和稀有金属正在使这片人烟稀少的地方,日益繁盛起来。
人文不足,自然补之;地上不足,地下补之。这就是上帝之道。
为何祁连山中叫某某南山的多?
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祁连山两边的失衡,从祁连山系的一个个山名中也表现出来,譬如,祁连山系中的诸多山,以南山命名的很多,却没有一个以北山命名的大山。如从东面有青海南山、走廊南山、托来南山、疏勒南山、野马南山、党河南山等。这些山为什么都叫某某南山,而不叫某某北山,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就在于人们看祁连山系中的一列列近似平行的大山,基本上都是站在山的北边向南看,因此看到的山都是南山,同样一座山,如果是站在南边向北看,就成了北山。祁连山中的只有南山无北山,说明早期人类进入祁连山中,最先是从北面进入的。因此他们看到的山总是在南面,因此他们把这些山一一命名为某某南山。
实际上也是如此,因为祁连山系中的一列列大山,总的趋势是北低南高。从北面进入要比从南面进入容易,如以中部为例,覆雪山峰的平均高度,从北向南,最北面的走廊南山为4937米,向南托来南山为5046米,疏勒南山5373米,最南的柴达木山则高达5483米。很明显最早进入祁连山中的人,一定是北面的人,更重要的是北面是河西走廊,海拔低,绿洲一个接着一个,很适合人类生存,但是祁连山的南面,则是海拔高达米的高原盆地柴达木,干燥、寒冷,河流稀少,绿洲匮乏。因此人文不如河西走廊繁盛发达。正是这自然和人文的双重原因决定了人们是站在河西走廊的立场和角度来看祁连山,给祁连山命名的,而不是站在柴达木的立场和角度。有一个例外,就是在祁连山南面的西宁,它的北面有一条祁连山的分支山脉,叫做互助北山,这是祁连山诸多山中少有的叫某某北山的山,看来好像是一个例外,其实道理并不例外,就是山哪一面的人文鼎盛,就会被人从这种角度去命名。即山南人文盛,山被叫北山;山北人文盛,山被叫南山;东西走向的山是如此,南北走向的山,也不例外,只不过由把南山北山改为东山西山而已。
为何祁连山人文景观如此失衡?因为玫瑰花向北开放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祁连山的南北人文景象的失衡。有一组数字:祁连山北面的河西走廊,有440多万人口、生畜750多万、耕地70多万顷、可耕荒地120万顷、上千个工矿企业;而祁连山南面的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地方人口密度仅是每平方公里1-10人左右,只有极少的耕地。
为什么祁连山会出现这种两边极不平衡的现象?
我们如果面对一张祁连山的地图,就可以看出一些门道。你会发现从祁连山北坡流向河西走廊的河流比从祁连山南坡流向柴达木的河流数量要多得多,河西走廊号称有5大水系:从东向西为石羊河水系、黑河水系、北大河水系、疏勒河水系、党河水系。而祁连山南坡的柴达木盆地的几条河哈尔腾河、鱼卡河、塔塔棱河、巴音郭勒河都是流量小、长度短的小河,无法与河西走廊的河流相比。
我们知道无论是河西走廊还是柴达木盆地,都是绿洲型的经济,是河流养育了绿洲。据一位专家对祁连山地区降水的研究,结论是:山区的降水比平原多得多。比如黑河地区,平原地区年降水仅80—200毫米,这样的降水量,在平原几乎不能形成径流,可是黑河流域在山区的降水量却达到200—600毫米,降水随海拔高程的增加,每100米大约增加10—25毫米。其他河流也与黑河类似。是祁连山拦截了云团水汽,迫使它们冷凝降水,又是祁连山汇集了径流,形成了河流,养育了绿洲。
如果你仔细地看地图,你还会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河西走廊的河流分布得很均衡,彼此的距离大致相等,这一点在古代社会是很重要,因为在以人或畜为运输工具的古代,如果河流或绿洲相距很远,人畜很难到达,那么绿洲间的交通路线将不可能维系。如果那样河西走廊的走廊作用将丧失。
河西走廊河流分布的均衡,其实是冰川分布的均衡,因为河西走廊中五大河流的源头都是冰川,而且冰川对这些河流水量的补给占到1/4—3/5,越向西,冰川对河流的补给作用越大,西边的党河,几乎一半的水量来自冰川,党河是敦煌的母亲河,可以说是冰川养育了敦煌。
祁连山北坡的冰川东西方向均衡分布,造就了大致均衡的河西走廊的五大河流,这五大河流造就了五大绿洲,五大绿洲连缀成了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维系了一条伟大的丝绸之路。这是祁连山的伟大功勋。
但是祁连山北面东西方向的冰川分布均衡,南北向的冰川分布却很不均衡,就是山北面的冰川数量和冰储量远远大于山南面,这正是山北和山南人文景观不均衡重要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据专家统计,河西走廊五条河流的流域内共有冰川2166条,冰川面积1308平方公里,冰储量60立方公里;而柴达木盆地的4条河流与青海湖和哈拉湖水系共有冰川541条,冰川面积582平方公里,冰储量32立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冰川的南北分布是多么不均衡啊。
冰川学中有一个很形象也很浪漫的表示冰川分布的方向、条数、面积的方法,并且十分形象十分浪漫地称之为“玫瑰结”或“玫瑰图”,看一眼祁连山区冰川分布的“玫瑰图”,我们就会对祁连山冰川南北分布的不均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印象了,在这个“玫瑰图”上,我们会一目了然地看到:玫瑰花是向着北方开放。这正是祁连山两边人文景观失衡的原因。
就要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了前面我说过:祁连山是一个伸向沙漠中的湿岛,全国只有一座山与他相像,那就是新疆的天山,而且我说他们像一对兄弟,在沙海中遥相呼应,并且我问:他们在沙海中相望和呼唤的形象有何意义?
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祁连山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河西走廊,不仅仅是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引来了宗教、送来了玉石,更重要的是祁连山通过它造就和养育的冰川、河流与绿洲做垫脚石和桥梁,让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渡过了中国西北浩瀚的沙漠,与新疆的天山握手相接了,中国人在祁连山的护卫下走向了天山和帕米尔高原。据说张掖之名是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腋:手臂与身体相接处)”之意。河西走廊就是中国之臂,它为中国拽回了一个新疆。没有祁连山,就没有河西走廊;没有河西走廊,就没有了新疆。这就是祁连山的意义。
青海门源:山南山北油菜花
在祁连山的东端,由于季风的影响,其南面和北面,差异并不是很大,尤其是顺着大通河与湟水河谷,东南季风能吹送到祁连山的深处,因此大通河畔的门源县降水足以让油菜花开得一片灿烂,门源县的油菜花不仅是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而且成了一种美景资源,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摄影/郑云峰
甘肃肃南:这里的油菜花更鲜艳
好像是为了与山南边门源县的油菜花比美,在甘肃省肃南县,也种植了大面积的油菜花,这里的油菜花海把大地装扮得好像一幅色彩斑斓的大地毯。从上面两幅照片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祁连山的东段,山南和山北景观的差异不大,也可以说,祁连山的主山脊虽然高大,但是并没有起到分界作用,没有在山的两边造成很大的差异。 摄影/王金
青海省青海湖:这是中国最美的湖泊
青海湖是属于祁连山的。她是祁连山群山拱卫的一颗明珠。青海湖是中国水面最大的湖泊,也是中国最美的湖泊,她浩瀚如海,水碧如天,环绕她的是繁花似锦的草原。 摄影/马培华
甘肃山丹:这里有中国最美的草原
山丹军马场,这里的草原不仅以美丽闻名,而且这里在历史上是为朝廷饲养军马的地方,中原汉王朝一向离不开这里提供的战马,北宋王朝失败后,有人竟把原因归结为北宋王朝很早就失去了对这里的控制,因此缺乏这里提供的优良的战马。可见这里的草原价值不凡。摄影/王金
祁连山南盐湖多
祁连山南面是柴达木盆地,这里降水稀少,呈现出典型的荒漠景观,但是这里却多湖泊,不过这里的湖泊多是盐湖。盐湖不仅有可观的经济价值,能产食盐、化肥和各种稀有金属,盐湖更是一种可供观赏的景观。谁能说图中的盐湖不是一种罕见的美景呢?
消失在柴达木盆地的河流
一条条河流从祁连山上流下来,它们是季节性的河流,夏季才是属于它们的季节。在柴达木的荒漠中,它们留下了一条条痕迹,就消失了。
河西走廊的绿洲
如果没有祁连山,这里将是一片沙漠。祁连山的高大山体截留了水汽,形成了降水。是祁连山中的冰川融水和祁连山中发育的河流在河西走廊中造就了一个个绿洲,虽然已是冬天,但在图中,我们还是能看到远处的祁连山像卧龙一样绵延在远方,祁连山的奇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沿着西北—东南方向延伸达1000多公里,但是它的山体高度变化并不剧烈,平均高度从东到西都在4500米以上,好像一列长长的火车,这就决定了祁连山的冰川发育从东到西很均衡,河流发育也很均衡,即每隔一段距离,大约是100公里左右,就有一条河流出现,这种均衡出现的河流,十分有利于古代的交通,这也是为什么祁连山北麓,形成了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原因。
东部祁连山与西部的鲜明对比
东部的祁连山,在来自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是伸进西北干旱区的一座湿岛,没有祁连山,内蒙古的沙漠就会和柴达木盆地的荒漠连成一片,沙漠也许会大大向兰州方向推进。正是有了祁连山,有了极高山上的冰川和山区降雨才发育了一条条河流,才养育了河西走廊,才有了丝绸之路。然而祁连山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作为青海和甘肃的界山,就面积而言,祁连山在青海境内要多一些,但就知名度而言,似乎甘肃的祁连山要高。摄影/马培华
横空出世的林带 这是在祁连山中部拍摄的图片,在图中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在山的中部出现了一个横向的林带,这是在干旱区的大山上才有的一种植被分布现象。因为这里气候干旱,降水稀少,但是随着海拔的升高,降水量会逐渐增加,但到达某一高度后,又会逐渐减少,在山中那个降水量最大的海拔高度带,就会有植被或森林出现。在雪后,这种半山腰中的森林带,在白茫茫的大山上横空出世,非常具有美感。 摄影/ 单之蔷
祁连山南:雅丹地貌真壮观
在西祁连山山麓下的冷湖一带,有着荒漠地区独有的一种地貌:雅丹。雅丹地貌是一种被风吹出的地貌,在刮大风的荒漠地区,地表没有植被,并且是软硬适度的河湖相的松散沉积物。大风开始不断地吹走地面物质,由于地面有的地方硬一些,有的地方软一些,风把软处的物质吹走,留下沟槽;把硬的地方留下,形成高垄。长此以往,就在大地上留下了这种顺着风向一个个垄槽相间的地貌形态,如果风向复杂多变,又会使高垄的形态随之变化多端。柴达木盆地是一个雅丹的分布区,冷湖一带的雅丹极具观赏价值。 摄影/单之蔷
祁连山北:丹霞地貌现五彩 在河西走廊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南面,祁连山中发育了大面积的丹霞地貌。丹霞地貌是我国科学家最先发现并命名的一种地貌类型,这种地貌极具美感和观赏价值。但是肃南的丹霞地貌与其他地方的丹霞地貌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不符合丹霞地貌的定义和基本特征。如丹霞地貌被定义为:以赤壁丹崖为特征的红色陆相碎屑岩地貌,或者说丹霞地貌的景观具有顶平(或顶斜)、身陡、麓缓的形态特征。我们看到肃南的丹霞地貌,既不顶平、身陡,也不麓缓,但它色彩美丽,不仅有红色的砂岩,还有黄色、绿色等色彩,五彩缤纷,灿若云霞,也许就是因为它的色彩,它才被归为丹霞地貌吧。 摄影/王金
没有祁连山,就不可能有敦煌
敦煌是一颗世界级的文化明珠,人们为敦煌雕塑和壁画的精美所震撼,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敦煌朝圣。为研究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物,诞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但是来到敦煌的人们,首先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一片沙漠之中会出现敦煌莫高窟这样一块宗教和艺术的高峰地带?从上图中可以俯瞰敦煌莫高窟,我们看到敦煌的莫高窟显然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是莫高窟前的一条河流——党河,养育了莫高窟的文化和艺术。左下图是敦煌的月牙泉,月牙泉的一汪碧水,也与从祁连山上流下来的党河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党河流入沙漠,沙漠中的地下水就不会这样浅。右下图就是敦煌的母亲河——以祁连山冰川融水作为水源的党河。
祁连雄关珠联璧合
在夕阳和皑皑白雪的映照下,祁连山下的嘉峪关更显得雄浑和苍凉。如今的嘉峪关城楼是明代修建的,高大雄伟的城楼恰恰反映了明王朝对远方的威慑力不够,不得不靠长城的坚固来弥补。在明代,中央王朝的势力和疆域范围大大地萎缩,已经完全不能和汉唐时代相比。汉代的长城早已修到了敦煌以西的玉门关和阳关,那里才是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到了清代,清王朝的极盛期,气吞万里如虎,根本就不屑于建长城,而是把王朝的统治推到了中亚地区,当时的新疆首府建在了今日边境地区的伊犁。清王朝的伊犁将军坐镇那里管理那一带现今已经不属于中国的地区。 摄影/王金
丝绸之路:依稀驼铃声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部分,当年商旅络绎不绝,如今已经很难看到丝绸之路的遗迹。河西走廊的城市与其他地方的城市已经看不出有何区别,在嘉峪关市的大街上,我们看到路边的骆驼雕塑,似乎唤起了我们关于这个城市历史的记忆。摄影/单之蔷
长城与祁连相伴而行
在河西走廊,长城与祁连山好像是形影相伴、结伴而行。祁连山在南,长城在北,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在中。在河西走廊的张掖山丹一带,长城遗迹保存得还好,还有长长的汉长城蜿蜒在茫茫荒原上。 摄影/单之蔷
祁连山有一个冰雪圈 祁连山属于高山和极高山的世界,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占整个山区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气温较低,海拔米以上的山上年均气温低于0℃,祁连山区平均雪线高度是4700米,在4700米以上的山峰上,普遍发育着冰川。这些冰川在夏季的融水是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各个河流的主要补充水源,因此祁连山的冰川关系到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各个绿洲的命运。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祁连山的冰川已经出现了普遍退缩的现象,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祁连山中的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而祁连山冰川分布的特征之一就是小型冰川多,分布状态分散,这种小型冰川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比较容易融化消失,这将对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的生态发生影响,这种现象科学家们正在密切关注。左页图为祁连山中部山脉山脊上的冰川,可以看到这里是一片白皑皑的冰雪世界。左上图是祁连山中段北大河流域内的“七一”冰川,它是祁连山区的冰川中被考察研究最早的一条冰川。右上图是位于土尔根达坂山塔塔棱河流域的敦德平顶冰川,又称敦德冰帽。它的面积57平方公里,厚度约75米,是整个祁连山区面积最大的冰川。
阳关之外山万重
阳关在敦煌的西面,深入沙漠之中。祁连山在这里已经结束了,祁连山与长城结伴而行的旅程也结束了,但是阳关和玉门关就像长城伸出的触角,极力要向西挺进,前方已是浩瀚的罗布泊荒原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天山已经在西北方向出现,阿尔金山和昆仑山在西已开始迎接祁连山,因此丝绸之路在此分成南北两道继续前行,祁连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把中华引向了西部,引向了天山和帕米尔高原。 摄影/孙志军
［重塑历史］
草原王国的覆灭：吐谷浑
作者：崔永红 胡 芳
吐谷浑王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传奇,这个由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千里跋涉、辗转迁徙到青藏高原上的吐谷浑人建立的草原王国创造了诸多奇迹:350多年的存国时间开创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最长的纪录;成就了丝绸之路南道几个世纪的繁华;培育了中国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千里马“青海骢”。它的历代国王中涌现了许多雄姿英发、见识不凡的杰出之士……1600多年前,吐谷浑人在神奇而瑰丽的青藏高原上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长歌。
黄昏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青海湖西面约7公里处的伏俟城古城遗址,天空中正下着细雨。“伏俟”是鲜卑语,“伏俟城”意为“王者之城”,是曾经在青藏高原上存国350余年之久的草原王国吐谷浑的都城。在雨雾中远远望去,静静地横卧在我们前方的伏俟城就像是吐谷浑王国盖在青海湖环湖草原上的一枚印章,让人悠然向往。但当我们走近时,却发现这座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古城实际规模并不大,其城墙残高约有6米,周长约800多米,除了枯草与泥土,城内没有任何建筑遗留。我们是在暮色四起时离开的,回首望去,伏俟城已隐没在了浓深的黑夜中,正如1300多年前,它从历史中隐没一样。
远涉千里上高原
吐谷浑民族的兴起和王国的建立都是由一场小小的马斗引起的。1700多年前,在今天的辽宁彰武、铁岭一带,生活着中国古代民族鲜卑族的慕容部落。吐谷浑是这个部落首领涉归的庶长子,统率着1700户部众,而嫡出的年仅十六岁的弟弟慕容由于身份高贵,于公元284年继任了可汗之位。不久,慕容和吐谷浑两部的马群在草场上马斗,兄弟俩为此发生争执,吐谷浑一气之下率部众向西远徙。一个新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就这样传奇般地开始了。
吐谷浑人的西迁是一次长达30年的艰苦卓绝的长途旅程。他们西迁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两晋十六国时期,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乱世,是又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但这一次逐鹿中原的主角是来自北方的马背民族,鲜卑、匈奴、羌、氐、羯等民族从今天的蒙古草原、东北、西北等地呼啸而来,在从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到淮河长江的辽阔土地上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家。吐谷浑人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吐谷浑王国是十六国之外又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政权。
在被马群神秘地指引向西方后,吐谷浑人就义无反顾地从富饶的辽东老家出发,一路向西,跋山涉水,穿过了今天的辽宁北部、内蒙古草原的南部边缘,在呼和浩特以西、阴山迤南的河套平原停住了脚步,在这一带游牧了近20余年。这片地方原是长期与汉朝对抗的匈奴人的家园,气候温和,水草丰美,非常适于游牧民族居住,从东北和漠北向中原挺进的游牧民族大都先迁徙到这里。吐谷浑人刚到这片地方的时候,这一带势力最强的拓跋鲜卑部落恰好发生了内乱,自顾不暇,因此,吐谷浑部落才暂时在这儿立住了脚。大约十余年后,拓跋鲜卑强大起来了,居住在黄河内外的少数民族部落大都臣服于拓跋部,吐谷浑部不得已也向其低头。公元312年,不愿意仰人鼻息的吐谷浑可汗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乘拓跋部再次发生动乱之机,摆脱其控制,率领族人又一次向西迁徙。这一次,他们是朝着青藏高原进发,其迁徙路线大致是从阴山往西南,逾陇山,又西渡洮水。这一带土地肥沃,已被同是鲜卑人的河西鲜卑(即后来建立了南凉王国的秃发部)、陇西鲜卑(即后来建立了西秦王国的乞伏部)捷足先登,吐谷浑部难以与之争衡,因此,他们继续西行,来到了罕(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西北的罕原广大地区,在这儿落地生根了。这块地方后来成为吐谷浑人向广大羌人聚居区推进的桥头堡,而草原王国吐谷浑长达350多年的存国历史从这一年起就正式开始了。
公元317年,一生处在颠沛流离之中、始终坚定不移地为部落寻找一块繁衍生息之地的吐谷浑,在完成了民族迁徙的历史使命后,溘然与世长辞,享年72岁。作为一个民族和王国的开创者,吐谷浑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了后人的无限敬仰。公元329年,为了纪念吐谷浑,他的孙子叶延,一个自幼好学、仰慕中原儒家文化的少年可汗用祖父的名字作了王族姓氏,并立国号为“吐谷浑”,正式建立了国家政权。从此,人们用“吐谷浑”来称呼这一支慕容鲜卑和他们在西北建立的草原王国。
从吐谷浑人在西北的最初落脚地临夏往西行约80多公里,穿过在临津古渡旧址新修建的黄河大桥,就是素有“青海小江南”之称的民和县三川地区,在这片山青水秀的土地上生活着约4万多土族人。土族是青海省特有的少数民族,总人数约有20万,不少学者认为,现代土族是由吐谷浑人演变而来的。这些居住在黄河边上的三川土族人,有正月初一凌晨祭祖的习俗。届时,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各家的老人在自家庄廓的花坛前点上香,焚烧黄白两色的“宝盖”和“钱粮”,然后往地上洒一杯青稞酒,虔诚地向“河州帝帝”祷告,祈求他的护佑。土族学者吕建福认为这一习俗是吐谷浑可汗崇拜的遗留。他在《土族史》中明确写道:“河州帝帝,以吐谷浑可汗卒后祭葬并立庙于河州境内,故以地方名敬称,但后来与二郎神的信仰混合在一起,遂失其真,幸而在正月初一的祭祖中留下痕迹,其称呼中也留下遗迹(称先祖而不称神),使人从中能窥见吐谷浑可汗崇拜的信息。”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土族人的民族集体记忆已变得模糊不清,于是,吐谷浑可汗崇拜的祖先信仰逐渐与道教的二郎神信仰混合在一起了,致使今天的大多数三川土族人认为“河州帝帝”与二郎神有关,而忘却了自己民族最初的记忆,背离了纪念民族之父吐谷浑可汗的初衷。
西羌故地逞英豪
我们穿过了青海贵南草原,溯茫拉河东上,经过了泽库县、同仁县和甘肃南部的夏河县,又沿大夏河而下,来到了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临夏市。这片广袤的土地曾是吐谷浑人在西北的最初家园,但我们沿途所见的,却大都是衣着时尚的汉族人、穿着藏袍的藏族人和戴着小白帽的回族人,吐谷浑人的踪影早已无处可寻了。
当一路风尘仆仆的吐谷浑人来到这片土地时,这儿生活着西北最早的世居民族羌人。这个素有“西戎牧羊人”之称,却在今天让许多人感觉到陌生的古老民族,在驯养野生动物方面有过杰出的贡献,他们驯养羊、牛、犬、马成功之早,可能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正是这个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将桀骜不驯的野牦牛驯养成了“高原之舟”——温顺的家牦牛,而今天在青藏高原上到处可见的藏系羊和藏马也是他们驯养的成果。吐谷浑人来到西北后,将自己丰富的游牧经验和较为先进的养马、养驼技术带到了青藏高原,他们与当地羌人一起同恶劣的自然条件展开长期的艰苦斗争,大力发展青藏高原的畜牧业。正是羌人和吐谷浑人的心血使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一直繁衍了下来,即使在今天,畜牧产品仍是青藏高原最具竞争力的对外出口产品。
两晋时期,羌人主要居住在今天青海、甘肃、新疆南部及四川西部一带的辽阔地区,他们居住分散,没有统一的首领,生活和生产都比较原始、简陋,尚未走出原始社会末期阶段。而吐谷浑部早在辽东时,从吐谷浑可汗的曾祖莫护跋时,就已经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吐谷浑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羌、氐要开化、先进一些。所以,东来的吐谷浑部落很快在西羌故地立住了脚。吐谷浑可汗的长子吐延骁勇善战,号称“项羽”,他率领吐谷浑人以罕为基地,四处征战,用武力抢夺羌人的人口和土地,从而使自己的人口猛增,统治地区逐步扩大。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远道而来的吐谷浑人不仅在西羌故地牢牢地立住了脚,还开辟了极为广阔的新家园。据史书记载,吐谷浑在西北最初的疆域南至昂城(今四川西北的阿坝)、龙涸(今四川松潘),西到白兰(今以鄂陵湖、扎陵湖为中心的地区)一带,东西绵延数千里。
武艺超群的吐延可汗用武力强占羌人的土地,他英勇善战的威名令羌人闻风丧胆,但他的暴虐最终激起了羌人的反抗。公元329年,四川昂城的羌族酋长姜聪刺杀了吐延,而他自己也被吐延的部下剁成了肉酱。这是吐谷浑人与羌人部落联盟之前所爆发的一次激烈的民族冲突。之后,吐谷浑人逐渐改变了对羌人的策略,他们用政治联盟和联姻的方式取得了羌人的支持与合作,并形成了以鲜卑贵族为中心的与诸羌部落首领的联合政权。
吐谷浑来到西北后,出于繁衍种族和稳定政权的需要,普遍与羌族通婚,王室更是如此。念氏是吐谷浑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羌族王后,她美丽聪慧,颇有胆识,在立志要“秣马厉兵,争衡中国”的丈夫视罴英年早逝后,按照吐谷浑“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的转房风俗,她又转嫁给了视罴的弟弟乌纥堤。乌纥堤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整天沉溺在酒色之中,荒废了国事。于是,漂亮能干的念氏掌握了朝政,对外发号施令。对此,《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念氏专制国事,有胆智,国人威服之。” 一向反感女性参政的司马光难得地肯定了念氏的政治才能,但他却忽视了念氏在培育儿子方面的杰出之处。
吐谷浑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君主树洛干、阿豺、慕及慕利延都是念氏的儿子,他们在念氏的精心培养下个个都成长为叱咤风云的一代英豪。从公元411年到452年,同父异母的四兄弟遵行了视罴开创的舍幼立长的优良传统,推行了兄死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在西秦、南凉、北凉、大夏国等对吐谷浑王国虎视眈眈之时,四兄弟审时度势,发奋图强,巧妙斡旋于这几个邻国之间。对内,他们实行了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并积极招集抚纳周边羌、氐、戎等少数民族和邻国失业的老百姓。对外,在积极与邻国结好的同时,也乘他们相互争战、自顾不暇的时机,坐收渔翁之利,向四边扩展吐谷浑的势力。由于穷兵黩武,上述几个曾在中国西北横行一时的国家很快走向了灭亡,而吐谷浑王国却迎来了自己的强盛时期。这一时期,阿豺向南方挺进,拓土到了四川松潘(龙涸)、黑水县芦花镇东北(平康)一带;慕向东推进,将吐谷浑的东边疆界扩展到了渭河之源、三秦之边;慕利延则向西远征,将吐谷浑的势力延伸到了喀喇昆仑山,并一度从新疆且末南征,征服了于阗、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吐谷浑成为了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强国。
豺折箭留遗训
从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往北偏东行30公里,就是中国惟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的所在地,它是现代土族聚居的又一个孤岛。漫步在整洁、繁华的县城街道上,不经意间,我们的目光总被那些头戴插花毡帽,身穿七彩花袖衫的土族人所吸引。土族曾有过自己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而今天,除了在互助县还能一睹土族服饰的风采外,民和、同仁等地的土族人着装已跟汉族没什么两样了,土族服饰已经或即将成为博物馆中陈列的死气沉沉的展品,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了。在过去,土族妇女的传统头饰“扭达”华贵古朴,有八九种之多,其中,尤以“吐浑扭达”最为尊贵和古老。这种用白珠连缀而成,形状像圆饼一样的头饰名称与吐谷浑大有渊源,它是吐谷浑人留下的一个历史密码,延续着土族与吐谷浑之间中断了几个世纪的神秘联系。
在这片相对封闭的土地上,吐谷浑人还留下了另外一个历史密码,那就是土族的神箭崇拜习俗。走进这里的土族人家,在堂屋的供桌或大红面柜上就能见到主人虔诚供奉的神箭,神箭大概有4尺长,箭身系满了彩绸。土族人称它为“护法神箭”,“五台护法”,这支被土族人当作神一样崇拜和供奉的神箭据说与吐谷浑历史上的开明君主阿豺有关。
阿豺可汗以智慧著称,是吐谷浑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王,虽然他在军事上颇有建树,但他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他的文韬武略,而是由于他对远隔千里之遥的中原王朝的追随和临终时对子孙的一番教诲。吐谷浑王国偏居中国西北一隅,尽管前几代王都仰慕中原文化,有“远朝天子”的心愿,但与中原王朝没什么实质性的接触。这种状况到阿豺时发生了变化,这位有着极强的寻根意识的可汗站在白雪皑皑的西倾山上,望着白龙江滔滔东流,发出了“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感叹。他认为南朝刘宋政权是华夏正统,因此主动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刘宋政权遣使上表,进献土特产。这仅仅是个开端,此后,历代吐谷浑王频频地向中原王朝遣使进贡,到唐代时,吐谷浑王国成为了中原王朝名副其实的藩国。
在阿豺生命垂危之际,他又做了一件被人们称颂至今的事。他命令自己的20个儿子各拿出一支箭,从中抽出一支交给同母异父的弟弟慕利延,让慕利延折断它。慕利延轻轻一掰,箭折断了,被扔到了地上。阿豺又叫人把剩下的19支箭捆成一束,让慕利延试着折断这捆箭束,慕利延使出了吃奶的劲,却没能损伤箭捆分毫。此时,阿豺指着完好无损的箭捆,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阿豺折箭遗训的故事。
很多学者认为,互助土族中的神箭崇拜与阿豺折箭遗训有关,他们认为这一古老习俗是吐谷浑后裔对阿豺折箭遗训事件和他倡导的“戮力一心”精神的纪念和传承。而早在半个世纪之前,班禅专使庄学本到互助县沙塘川游历,就曾亲眼目睹过土族人供奉的神箭,他在《青海土人考察记》中写道:“在叠叠馍馍的中央,供着一支高约四尺、仿佛梭标的神箭,清油灯的光亮照耀着箭上一绺一绺的红绿带条,披茸地如神箭的衣服,箭的颈中挂着一串铜铃和铜板,这是他们最信仰的护法神箭,又叫五台护法。他们庄子上的安宁,就地的农业,土人的健康,据他们说多靠这一支神箭的呵护。”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土族神箭崇拜的最早记载。如今,清油灯已换成了明晃晃的日光灯,在神箭前上香点灯的土族人也早已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无须再祈求神箭的护佑,但在神箭前调解家人和村人纠纷的习惯直到今天仍在延续。
威震西北名远扬
我们从同德县沿巴水而下,来到了卡力岗村附近的一处名叫“班多”的黄河古渡边。放眼望去,只见滔滔奔流的黄河流到这儿后变得极为狭窄,河面大约不足20米宽,河岸两旁都是巨石,其中有一处两岸相对的巨石相隔非常近,两边的巨石都有相叠的痕迹,很有层次感。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吐谷浑人修建的河厉桥的一处旧址。“河厉”是吐谷浑语“飞鹰”的音译,是说桥的形状像展翅高飞的雄鹰。河厉桥是吐谷浑人的一项创造发明,他们利用黄河水道狭窄处的地形,就地取材,用岸边天然巨石和木材修建成可以横渡黄河的桥梁,使黄河天堑变为了通途。
渡口处正准备修桥,堆着很多长石条和钢筋,岸边架起了钢架,一道铁索横穿水面。岸那边,一个青年男子怀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红衣小女孩,坐在铁索下用来运送物资的简陋铁筐里,岸这边的人用力将铁索往这边拉,一个披着红袈裟的喇嘛也加入了帮忙的行列。看样子,在桥未修成之前,当地老乡暂时就得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渡河。
渡口南面不远处,曲什安河从山谷间奔流而出,汇入了黄河,河对岸那块平坦的川地便是因能种水稻而得名的大米滩,滩上梯田纵横,绿树成阴。在夏日的照耀下,吐谷浑人曾经生活过的这片地方看起来十分祥和安谧。公元457年,树洛干的儿子拾寅继位,将吐谷浑王国的国都迁到了黄河南面的曲什安河流域(伏罗川)。拾寅一改吐谷浑“逐水草,无城廓”的旧俗,在新国都大兴土木,营建城邑,开了在青海草原上进行城镇建设的先河。《魏书》记载:“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他的傲慢激起了近邻北魏统治者的恼恨,加上吐谷浑王国盛产金银,牛马众多,产生了觊觎之心的北魏统治者多次出兵攻打吐谷浑,从吐谷浑王国掠夺了20多万头牛、羊、驼等牲畜,还差点在曼头山(今兴海县河卡乡幸福村)生擒拾寅。曼头山之战后,拾寅改变了对北魏的态度,开始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他频繁地向北魏派遣使者,双方的关系走向了和睦相处的轨道,交往十分密切,民间的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一直实行到了北魏灭亡,时间长达60年。
因为相隔遥远,吐谷浑王国与南朝的关系比起北朝来要融洽得多。从阿豺开始,吐谷浑王国就频繁地向南朝遣使进贡,南朝的各个政权也对派遣使者的吐谷浑王们加官封爵,虽然这些爵位大多是名义上的赏赐,但这种政治关系的确立,对吐谷浑王国仍然至关重要。崇尚汉文化,是吐谷浑王国的一大特征。早在吐谷浑的曾祖莫护跋时,慕容鲜卑就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吐谷浑王国的历代王都有较深的汉文化素养,贵族子弟从小就接受儒学教育,官员们也大都识文断字。在与南朝交往的过程中,吐谷浑人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倾慕。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吐谷浑人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与北魏、南朝的和平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吐谷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吐谷浑王国的可汗们并没有停止自己拓土扩边的脚步,他们励精图治,积极整顿政务和军事,先后收服了宕昌、邓至等羌人建立的小政权,吞并了不少戎氐部落,并极力向外扩张势力。伏连筹时期,吐谷浑疆界东边到了甘肃的迭部县(叠川),西南与新疆的和田(于阗)相邻,南面边界延伸到了阿尼玛卿山、昆仑山,北边到了祁连山,西北边与新疆的哈密(高昌)相接,拥有着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的辽阔疆域。吐谷浑的国力也在这时达到了鼎盛,在当时的塞外各国中,吐谷浑王国以强大和富裕而闻名。
追风逐电青海骢
从日月山往西,没行多远,我们的车又行驶在了美丽的青海湖边。109国道的南侧是金黄的油菜花,北侧是葱绿的草地,再往北就是湛蓝的青海湖。这个于2005年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内陆湖”的湖泊是一个梦幻之湖,在那似乎与天空相连的无边无尽地延伸着的碧蓝色湖水中,有一抹突出的黑色,那就是神秘的海心山。在1500多年前,那里是吐谷浑人培育闻名遐迩的千里马“青海骢”的地方,而湖边这些绿茵茵的可爱草地,则是吐谷浑人曾经的黄金牧场。
吐谷浑人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爱马,也善于养马。在他们简单的法律中,甚至有“杀人及盗马者死”的规定。将杀人与盗马同等量刑,可见吐谷浑人对马的重视程度。土族有忌食“圆蹄”类动物的肉食禁忌,这可能是吐谷浑人的爱马情结在今日土族人习俗中的遗留。
吐谷浑人有着丰富的养马经验和先进的养马技术,他们培育出了名扬天下的千里马“青海骢”。关于“青海骢”,《周书·吐谷浑传》中有详尽记载:“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冬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那时的人相信青海湖里有龙神,“青海骢”是龙种,隋炀帝对此也信以为真,他攻灭吐谷浑,占领了青海湖地区之后,还特地命人将2000匹母马赶入海心山,想得到传说中的千里马,结果无功而返。其实,“青海骢”是吐谷浑人利用自己高超的养马技术培育出来的新马种。他们利用青海湖周围草场优越的自然条件,从遥远的波斯(今伊朗)引进优良的马种,与当地马杂交,利用杂交优势,培育出了“青海骢”。“青海骢”风骨俊秀,善踏侧步走,据说能日行千里,常常被吐谷浑王当成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中原王朝。隋唐时,皇室、豪门、贵族们常骑着“青海骢”外出游玩或参加马球游戏。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长安壮儿不敢骑,追风掣电倾城知”,说的正是“青海骢”。
吐谷浑人养马的技艺确实十分高超,他们不仅培育出了能日行千里的“青海骢”,还训练出了能随音乐翩翩起舞的“舞马”,“舞马”也是他们向中原王朝进献的珍贵贡品。拾寅时,吐谷浑王国就曾向刘宋进贡过“舞马”。宋孝武帝刘骏惊异之余,还特地大宴宾客,召集王公贵族一起观赏“舞马”的精彩表演。在那次皇家宴会上,神骏的“舞马”随着音乐声翩翩起舞,时而轻盈得像拖曳的长练,时而柔美得像飞舞的蛱蝶,让与会的宾客大开眼界。他们纷纷赋词作歌,赞美“舞马”的美妙舞姿。
无论是追风逐电的“青海骢”,还是随着悦耳的音乐声翩翩起舞的舞马,如今都难以寻觅其踪影了。今天,在青海湖周围的草原上,连普通的马都很难看到了,穿着藏袍的牧人们骑着摩托车放牧、走亲访友、运送物资,曾经整日与马为伍的牧人们已经远离了那些在漫长的岁月中曾与他们的先辈们一起叱咤风云的可爱生灵,没有生命的摩托车取代了马在牧人生活中的地位,“青海骢”的后代正寂寞地从人们的生活中远去。
繁华绚丽丝绸路
经过像三级台阶一样自然上升的共和县三塔拉高原后,我们站在了宽旷的切吉旷野东缘,前方就是塘格木农场。由于雨后的沙土路有积水,我们无法前行,只能站在路边的高坡上遥望,只见前方的塘格木农场中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林,清澈的沙珠玉河正从切吉旷野的南边静静流过。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丝绸南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千多年前,在骑着“青海骢”的吐谷浑人的引导下,满载着货物的驼队就是行走在我们目光所及的这些地方。
号称中西“文化运河”的丝绸之路早在新石期时代晚期就已存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日益兴盛。张骞去西域,是从长安出发,跨渭水,越陇山,向西穿过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进入西域。这条道被古代和现代的人们所熟知,是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东段的主道,而黄河以西,经过祁连山以南吐谷浑王国疆界内的丝绸之路南道就鲜为人知了。丝绸之路南道一般经过西宁,过日月山后大致有三条支线:其一,经青海湖南岸或北岸,过柴达木的德令哈、大柴旦、小柴旦,出当金山口,到达甘肃敦煌,汇入河西走廊道,再往西域;其二,过青海湖南岸,经今都兰县城、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乌图美仁,再向西北经过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到西域。这条线是主线,与现代的青新公路走向基本一致;其三,从白兰(今鄂陵湖、扎陵湖一带)出发,经布尔汗布达山南麓或北麓,一直向西,溯今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这条道山势陡峻,向来人迹罕至,到今天仍然几乎是无人区。这三条支线多处可以相通,丝绸之路南道的走法多样。丝绸之路南道又叫“羌中道”、“青海道”,它作为丝路南道与河西走廊段北道相辅而行,都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贸易通道。但由于路险天寒,丝绸之路南道向来比较冷清,远远比不上丝路北道的繁华。如果没有吐谷浑王慕利延的西征,它也许就会长久地寂寂无名下去。
公元445年,在北魏高凉王那的追击下,吐谷浑王慕利延率领部众远遁白兰,然后从白兰进行了吐谷浑历史上有名的西征。关于慕利延西行的路线,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有学者认为他当时急于逃命,可能走的是垂直距离最短的捷径,也就是青海道的第三条支线。我们认为他走第二条支线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条支线是青海道的主线,而且沿途水草条件较好,直到现在仍然比较繁华。此后,经拾寅、伏连筹、夸吕几代可汗的努力,吐谷浑王国逐渐掌控了丝绸之路的南道。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一带烽火连绵,丝路北道不再是畅通无阻的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受到了阻碍。于是,在吐谷浑王国的推动下,丝绸之路的南道开始复兴,并一度取代河西道成为丝绸之路的主干道,延续了中国自汉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
出于与南朝开展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需要,吐谷浑人在自己的国境内开辟了一条通往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的新道。他们的使者和商队频频地从今青海湖东岸向东南行,经共和县或兴海县渡过黄河,过黄南州、四川松潘,到达益州(成都)一带,再沿长江而下,到达建康,向南朝皇帝进贡土特产,与南朝人贸易。从慕利延开始,吐谷浑的好几个王被南朝封为“河南王”,《南齐》、《梁书》、《南史》都以“河南”来指称吐谷浑王国,并为其立传,而丝绸之路南道的地理位置恰在黄河之南,因此历史学家们称其为“河南道”,又叫“吐谷浑道”。这条道向西,在青海湖南岸可以与丝绸南路的三条支线相衔接,成为南朝通向西域的贸易通道。“河南道”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那些去西天取经的和尚,东来传法的印度僧侣,往来于南朝和西域之间的使者和商人,大都穿行在这条道上。
吐谷浑王国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中转站,吐谷浑人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中介者。在史书中,他们大多以向导和翻译的身份出现。实际上,这个挥惯了战刀和牧鞭的马背民族,还十分善于经商,他们“事惟贾道”,是开展国际贸易的能手。吐谷浑王国频频向南北朝进贡朝献,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投靠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是他们特有的一种“以献为名,通贸市卖”的贸易方式,那些一再抱怨吐谷浑人进贡太频繁的南朝官吏并没有认识到吐谷浑人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丝绸之路南道长路漫漫,吐谷浑人不仅担负起了指引方向、提供翻译、武装护送等重任,还积极与来自中亚、西亚的胡商们进行中转贸易,他们将大量的丝绸、棉布、瓷器、铁器、茶叶及纸张等从中国南方运到吐谷浑国内,然后辗转销往西域各国,同时也将西域的金银制品、玻璃器皿、香料及珍禽异兽等贩运到国内,销往中国南北的各个市场。在这种中介交易中,吐谷浑王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产生了许多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但普通百姓依然贫穷,国内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吐谷浑王国因此制定了一项特殊的税收政策,即不向穷人收税,而是“国库不足,辄敛富室商人”,由商人和有钱人承担国家的所有财政支出,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都是较为罕见的一种税收方式。
丝绸之路南道是一条文化之路,也是一条财富之路。它给吐谷浑王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吐谷浑王国的富裕也引起了别国的垂涎。公元553年,夸吕可汗向北齐派出了以贸易为主要使命的庞大使团。使团返经凉州西面的赤泉(今甘肃永昌县西)时,西魏的凉州刺史史宁闻风而至,截获了这支由吐谷浑的高级官吏“仆射”、“将军”带领的使团。使团中有胡商240人、驼骡600头、杂彩丝绸数以万计,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吐谷浑人进行国际贸易的独特方式和巨大规模。3年后,尝到了甜头的史宁联合好战的突厥木杆可汗,兵分两路,攻陷了位于今天的青海省共和县曲沟乡的吐谷浑旧都树敦城和石乃亥乡的贺真城,抢劫了无数的奇珍异宝,使这两座繁华的贸易城市变成了废墟。
这些坎坷并没挫伤吐谷浑人经营丝绸之路南道的积极性,他们一如既往地奔波在丝路南道上,为中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穿针引线。直到唐代后期,吐谷浑王国灭亡后,受自己往昔强敌吐蕃统治的吐谷浑邦国仍继续担负起了沟通中原和西域的重任。这一点,从1983年—1995年在青海都兰县挖掘的古墓可以得到证实,在这座吐谷浑古墓和附近几十座同时代古墓中出土了大量来自中原汉地、中亚和西亚的丝绸、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其中,丝织物残片的数量非常可观,大约有350余件,其中86%是中原汉地织造,14%是中亚、西亚所织造。这些图案华美的丝织物时间跨度很大,大约从北朝晚期到唐代晚期(约6世纪末到9世纪前半叶)。这些文物的发掘有力地说明吐谷浑王国灭亡后,在受吐蕃奴役的吐谷浑人的不懈努力下,丝绸之路南道仍艰难地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
今天,柏油公路像一条黑色的飘带,贯穿在这条被古人视为畏途的丝路南道上,青藏铁路也像一条大动脉,将相隔近2000公里的西宁和拉萨联结了起来,西宁、格尔木、拉萨修建的现代化机场每天输送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一千多年前由吐谷浑人引导的使者和商人们要花好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了,现代化的公路、铁路和航线使寂寞了千年的丝路南道再度繁华了起来。
朔风长在气何衰
古老的伏俟城在青海湖的环湖草原上静静地沉睡了一千多年,它是夸吕可汗于公元535年继位后修建的新都城,它见证了吐谷浑王国在强盛时的繁华,也见证了这个王国最后的衰落。1400多年前,夸吕可汗在这座城里大胆地自称“可汗”,并封自己的妻子为“恪尊”。
在北魏使者的眼里,这位坐在金狮子床上发号施令的可汗和他的王后“恪尊”的装扮十分奇特,《魏书》的作者这样转述这位不知名的使者的描述,“夸吕椎髻珠,以皂为帽,坐金狮子床,号其妻为‘恪尊’,衣织成群,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20世纪30年代,民和的三川土族妇女还像夸吕可汗尊贵的“恪尊”一样,一年四季穿着艳丽的裙子。我们已无法得知吐谷浑妇女的裙子是什么样式和花色,只能从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近代土族妇女前后开衩的绯红色褶裙中遥想吐谷浑女子“衣织成裙”的美丽风采了。而一直到今天,民和土族的阿姑们出嫁时,都要在自己如云的秀发上插满金花和银花,这种土族人传承了很久的“金花头饰”,可能与“恪尊”头上华贵的金花冠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夸吕可汗是吐谷浑历史上罕见的长寿老人,史书上说他“在位百年”,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夸吕可汗的实际执政时间是57年,比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康熙皇帝仅少了4年。这位生活奢靡、喜爱汉族诗词的可汗,对外实施的基本国策是“远交近攻”,他一方面频频地向远离吐谷浑国境的东魏和北齐遣使进贡,另一方面又多次派兵侵扰近邻西魏、北周边境。这一战略在乱世时还吃得开,但隋统一中国后就立刻显出了它的不合时宜。夸吕可汗的战略失误和晚年的昏庸失道使强盛的吐谷浑王国走向了它的衰落时期,即使他的两个精明儿子世伏和伏允继位后及时调整国策,也已无力回天了。
随着中国又一次大统一时代的来临,吐谷浑王国的命数将尽。公元609年4月,隋炀帝率大军西征吐谷浑,在覆袁川(今青海门源县西北永安河谷一带)设置了绵延900余里的包围圈,想生擒伏允可汗。吐谷浑大败,伏允可汗用金蝉脱壳之计逃脱,率2000骑南奔党项(青海果洛),客居在党项部落之中。吐谷浑亡国,其故地被纳入隋朝版图。自王莽设西海郡以来,这是青海的广大牧区第二次被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
大约10年后,隋朝灭亡,在党项卧薪尝胆的伏允可汗立刻率领部众返回故园,重建了吐谷浑王国。吐谷浑王国虽然得以复国,但其往昔的荣光早已不在,伏允可汗也不复昔日的睿智,他不明智地多次与唐朝对抗,终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公元634年,李靖奉唐太宗之命,率五路大军大举讨伐吐谷浑。吐谷浑人溃不成军,伏允可汗一路西逃,跑到了新疆南部的且末一带,其长子慕容顺在伏俟城内向唐军投降。唐军在茫茫戈壁和沙漠中千里追击伏允可汗,伏允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在突伦碛(在今新疆且末与和田的大沙漠)自杀身亡,吐谷浑王国再度亡国。为了以德怀远,唐太宗下令让吐谷浑复国,并扶持慕容顺继任可汗。慕容顺继位仅10天,就被对唐朝心怀不满的部下杀死,唐朝又立其子诺曷钵为可汗,封其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意为智慧富贵的君主),吐谷浑王国就此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属国和西面的一道屏障。
诺曷钵是吐谷浑王国的末代可汗,为了挽救吐谷浑王国败亡的命运,他诚心归顺唐王朝,先于藏王松赞干布迎娶了唐朝的皇室女儿弘化公主,并殷勤地年年向唐王朝遣使进贡,但已经走向没落的吐谷浑王国远不是正在青藏高原上兴起的吐蕃的对手。公元663年,在执掌吐蕃国政的大论(丞相)禄东赞的步步进逼下,吐谷浑与吐蕃在黄河边决战,诺曷钵一败涂地,带着弘化公主和亲信几千帐逃到凉州,依附于唐王朝,吐谷浑王国的大好河山落入了吐蕃之手,曾几次死灰复燃的吐谷浑王国这一次永远地沉寂了,结束了它350多年的立国历史。
诺曷钵背井离乡,在唐朝境内度过了25年的流亡岁月,最后与儿孙们长眠在与吐谷浑故地隔山相望的凉州南山阳辉谷的各个山岗上,他们的墓门无一例外地朝向南方。1300多年来,诺曷钵和他的家人们就一直在那儿痴痴地“望乡”,远远地守望他们曾经的家园。
吐谷浑王国从历史中远去了,但吐谷浑民族继续顽强生存。直到元代,史籍上仍偶尔有提及吐谷浑部的零星话语。后来,其后裔逐渐繁衍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土族。但由于史籍中关于吐谷浑继续发展的文献记载极其稀少,吐谷浑与土族之间的历史和文化出现了长时间的缺环,至今仍难以连缀,以致于土族的族源问题到现在仍存在争议。经过了千年的历史沧桑之后,今天的土族究竟是不是吐谷浑后裔?这也许是神秘的草原王国吐谷浑留给世人的又一个千古之谜。
在柴达木盆地南缘,都兰热水的一座古墓在静静地沉睡,它身后的山像一只即将展翅飞翔的雄鹰一样将它护佑在自己的怀抱中。这个被当地藏族牧民称为“九层妖楼”的大墓出土的墓葬品,让人们在千年之后又一次体会到丝绸之路南道的辉煌。
上面的一件波斯人使用的婆罗钵文字锦,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一件确证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这块波斯锦上织有两行婆罗钵文,据英国伊朗语学者马坎济解读,锦文内容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从这些在都兰古墓中出土丝织品可以想象当年丝绸之路南道上的繁华,吐谷浑王国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中转站,吐谷浑人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中介者。这批丝织物的数量大约有几百件。
位于柴达木盆地的都兰古墓群里出土的大量来自中原汉地、中亚和西亚的丝绸、金银器、玛瑙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反映了吐谷浑人当年与各国的频繁交流情况。其中,“谨封印”、“凤鸟”具有中原汉地风格,是吐谷浑与中原王朝政治往来的重要证物。而银牛为典型的粟特银器,是吐谷浑人与中亚人交流的高档商品,深似波斯人头像的鎏金银质头像以及玛瑙珠、马鞍饰品、牌饰、耳环等等也是吐谷浑人与中亚、西亚各国交流的物件。
上图是土族姑娘婚前的梳洗化妆。土族婚礼中最热闹的一幕是在整个晚上,阿姑们都要对纳什金(娶亲男子)轮番“老媒嘶果”(骂媒),进行诸多刁难,延续她们1000多年前吐谷浑女子对抢婚习俗的抗争和不满(摄影/马福江)。“於菟”节的前一天晚上,年都乎寺里是土族的男性青年们秘密聚会的时间。他们在供着佛像、唐卡和神箭的佛龛前高声唱答(其中,要决定第二天跳“於菟”的人选),挥洒着土族男儿的激情。这种聚会的形式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的吐谷浑时期。(右下)
在鄂陵湖边上,人们在搭建经幡支架。在1300多年前松赞干布就是在此地迎娶的文成公主。在文成公主到达鄂陵湖的途中,曾与先于她远嫁吐谷浑的同宗姐妹弘化公主相见于青海草原上。这两个曾经是唐朝最尊贵却又在异乡飘零一生的女子用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换来了大唐、吐谷浑与吐蕃之间近十年的和平时光。
青海同德县的曲什安河从山谷间奔流而出,汇入了黄河,但在1500多年前吐谷浑王拾寅将国都迁到了黄河南面的曲什安河流域,大兴土木,营建城邑,开了在青海草原上进行城镇建设的先河。 （下左，摄影/马福江 ）
右图中远处那一抹黑色,是青海湖中的海心山。1500多年前,那里是吐谷浑人培育闻名遐迩的千里马“青海骢”的地方。但是,从今天这些普通的马匹身上很难再找到“青海骢”的影子了。没有生命的摩托车“电驴子”,取代了马在牧人生活中的地位。
绵羊和放羊的小孩眺望的地方,是昔日的烽火台。位于都兰香日德,这座由夯土建造的烽火台曾屡屡燃起烽烟,以告急来敌的入侵。但它也见证了这个草原王国最后的覆灭。
［江河寻源］
黄河之水青海来
作者：喻 尘
在大河之畔生生不息的子孙们一直在寻找着母亲河的乳汁从哪里来,又有着怎样的遭际,对母亲河源头的寻找经历了千年百载,是跨越了时空的中华民族接力之旅。
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的黄河正源之争,纷纷扬扬,此起彼伏。虽然尘埃已经落定,但余音仍然绕梁。
约古宗列盆地里的三眼泉源喷涌而出, 黄河诞生了
“项立志是1952年8月去的黄河源,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了。”谈英武已经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这位70岁高龄的老“黄河人”说起46年前的那次探源“历险”,仍然是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兴奋。那一年,原本学习天文的他25岁,并因为自己的爱好从紫金山天文台调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
新中国成立后,对黄河源头的探求最早可以追溯到项立志、董在华率领的黄委会河源查勘队,他们曾经历时两个月,按1/25000地图勘测了河源地区和通天河支流色吾曲入口处,并对当地藏族群众进行了访问。这次考察后形成的报告指出:“黄河是源自约古宗列曲”、“鄂陵湖在上,扎陵湖在下”。由于年代久远,谈英武对那段历史的寻访,还是止步于对项立志、董在华等人的屡屡寻人不遇。在他的印象中,2003年,项立志在黄委会出现过一次后,就再没有消息了。
1960年,由于在黄委会勘察设计一队第一大组任副大组长,谈英武带着40来人在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处勘测南水北调西线引水线路。谈英武回忆说,“我们是1959年进入到这一地区的,任务是勘察从玉树附近的金沙江引水到积石山的贾曲入黄河的线路。”
这年8月,时任队长的陈圣学来到第一大组,与组长屠铭华和谈英武商议具体工作,“陈队长想让我带几个人勘察一下鄂陵湖、扎陵湖,如有可能到黄河源,勘察从通天河调水到两湖和河源的可能性。”
8月的一天,一辆嘎斯卡车从四川省石渠县城惟一的一条大街上开出,经青海省玉树,向黄河源第一县玛多进发。
谈英武挑了4个测量人员和一个炊事员,成都军区某部派了一位副排长带4个战士随队保护。他们随身携带的装备很简单,一件皮大衣,一条狗皮褥子,两三袋大米,两顶帐篷,8月是高原天气最好的季节,但严寒和高原反应仍然是他们遭遇的最大难题。
三天后,玛多县出现在了这支考察队的视野中。“我们从县上雇用了12匹马、5头牦牛,又找了两名藏民做向导。”在谈英武的回忆中,从玛多县城前往两湖的日子应是8月20日,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两天后,他们到达了两湖地区,“那天晴空万里,湖边有放牧的藏民,下午下起了冰雹。”人迹罕至的两湖地区充满了神秘感,让初来乍到的考察队员觉得空寥的高原有些恐惧,浪花拍打着湖岸,白云之下,寂静无边。
队伍继续向前,在马背上颠簸了一天之后,一条不大的河沟连贯着几十个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考察队顺着狭长的河谷地带继续向上走,藏族向导说,再向上的路他们也没有走过,海子不知道深浅,马不能跑太快。“我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只有在一个地方见到过帐篷,叫麻多生产队。”时间冲淡了记忆,停留在谈英武印象中的那个麻多生产队就是后来被称为黄河第一乡的曲麻莱县麻多乡。在当年源头惟一的“生产队”帐篷边上,考察队还住了一个晚上。
根据随身携带的简易地图,谈英武判断海子多的地方就是星宿海,但他们没过多停留,继续沿着宽不过两米的河沟前行。一天后,考察队员爬上雅拉达泽山,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草地上,他们清晰地看到喷涌而出的三眼泉水流进了三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尔后在不远处汇聚到了一起,并流淌过了一个幽静的盆地。他们判断这里就是地图上标志的约古宗列盆地了,而涌出的泉水汇聚成的小河就是约古宗列曲,“约古宗列”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意为盆地,黄河最初的水流就来自于这里。
对约古宗列曲的认定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它随着我们的认知程度而逐步推进
在古人的心目中,像黄河这样伟大的河流,一定是来自神圣的地方。
“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诗人李白想象力的发挥。《山海经》是一本记有许多神话和传说的古书,留下了“河出昆仑”的记载,长期为中国人所深信。昆仑山“方八百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有虎身人面的怪兽把守在那里,除非你有超群的道德和才能,否则是上不去的。但这昆仑在何处,当时并不清楚。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黄河源头在帕米尔的新消息。据他报告,塔里木河的水注入罗布泊后,潜入地下流动,至南边再涌出地面成为黄河。这一来,塔里木河便成了黄河的上源,而塔河水来自葱岭,帕米尔高原就成了黄河源。张骞这份报告的依据来自传闻,他本人并未亲自到这些地方考察过,而对黄河源真实的文字记载,直到隋唐时期才被中原人首次记录下来。
隋是一个在分裂了数百年之后,中国再次统一的朝代。隋炀帝的军队平定了吐谷浑,从未被中央政府管辖过的土地并入了东部王朝的版图。在那里,四个新的郡名出现,河源郡便是其中的一个,管辖地区为今天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区,用河源命名,表明当时已知道黄河发源于此。
公元635年,吐谷浑部落又不安分起来。唐朝将领侯君集、李道宗率领一支人马征讨,史书载“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他们到达了星宿海、扎陵湖一带,中原人真正到达河源地区了,但未必真的见到了河源。
唐朝以后,中原人对黄河源头的位置渐渐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知道巴颜喀拉山是它的出发之地,但对黄河源的实地考察却是由两个少数民族皇帝开始的。
第一次的实地考察始于元代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为开发黄河,命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历时4个月,制图还报,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黄河河源。返回大都后,都实向忽必烈写了考察报告,绘制出《黄河源》图及沿途山川城镇图。翰林学士潘昂霄得到了河源报告的副本,他据此撰写了《河源志》,“河源在尕乃思西鄙,有泉百余泓……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名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河源志》第一次记载了黄河源从星宿海汇进了两湖。
第二次是清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公元1704年5月),康熙皇帝命侍卫拉锡等视察河源,但他们也只到了星宿海。拉锡确认了元代的记载,并发现星宿海的水还有三条河作为上源,遗憾的是,当时他并没有继续上溯。康熙末年组织全国性的地形测量,星宿海以上的河源也被部分勘察和绘制出来了。
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朝廷派人到河源去祭祀河神,这次出于对神的敬畏,真的到达了河源,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这次考察提出黄河发源于一个叫做“噶达素齐老”的地方,后在1978年的考察中被证明是虚构的。
1937年,民国政府四川省陆地测量局在川、青、甘、康四省交界地方测量时,写有《黄河上游流域考察记》,但他们只到了鄂陵湖一带,源区地貌形势仍保持了旧说。
1978年的考察发现卡日曲比黄河正源 约古宗列曲要长一些
1952年项立志、董在华的考察和1960年谈英武的考察都局限在为南水北调西线探求可能性上,对黄河源头的确定又都局限在对既往古人认知的结果上加以确认,因而前后两次的考察都认同了传统意义上的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
1978年,黄委会再次派出南水北调西线考察队。“我们这次是考察从通天河穿越巴颜喀拉山引水到黄河的可能性,另一个线路是从雅砻江引水到玛曲。”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尤联元研究员参加了这次考察,“我们要确定究竟该选择哪条线路。”
这次考察,对黄河源头的确认亦是一个关键的任务,较之前两次考察,更具目的性。同时,考察队所携带的装备和工具也较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当时也想把黄河源头弄清楚,到底哪条河是黄河正源,是到了弄清楚的时候了。”在地理所的一间办公室里,透过冬日的阳光,追忆过去,尤联元仿佛是在憧憬往事。
这年6月,尤联元随考察队到达了恰卜恰(玛多县)。“我们首先考察的重点是两湖,坐船测量出了湖深,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尤联元是坐船测量两湖的队员之一,他在队伍中区别于其他队员之处是穿了一件白色羽绒服,而没有穿队员统一的蓝色棉服。湖深、湖面宽度很快测量了出来,“一个湖浅,颜色发灰,一个湖水深,发蓝。”水深的那个湖就是鄂陵湖。
队伍骑马继续从两湖前行,数日后,星宿海出现了,“那里就是麻多乡。”和1960年谈英武的考察相像,白云、绿草,还有牛羊成群。“我们又从星宿海向上走,一直走到了玛曲曲果。”一块沼泽地出现在了尤联元等人面前,几条很小的河在流动,“不宽的水面,好像一步就能跨过去。”
在一个泉眼旁边,已经有一个写着汉藏两种文字“黄河源”的木碑立在了那里,“这应该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