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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奴才&称呼是怎么来的?关于奴才的衍生故事
  陈垣关于奴才称呼由来的论述  奴才二字何自出,陶宗仪《辍耕录》以为奴才二字始于郭令公“子仪诸子皆奴才”一语,非也。骂人奴才盖北俗,中原无是语也。有之,自晋始。晋世五胡人中国,胡言遂载以俱来。《载记》(《晋书》于五胡及诸割据者,别为载记,附于卷末。刘渊、刘曜,皆匈奴也,不得以汉姓而误为汉人):成都王既败,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遂自奔溃,真奴才也。  一、《刘曜载记》:田崧骂杨难敌曰:若贼氏奴才,安敢希觊非分。  二、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不足畏,况数十万乎!  三、《水经注》:李特至剑阁,叹日:有此地而面缚于人,岂不奴才也!  四、《魏书》:谓元天穆曰:葛荣之徒,本是奴才,乘时作乱。  五、凡此诸语,皆出自晋末六朝之间,在郭令公之前。令公之为是语,盖亦久居塞外,习于胡言,犹今之操西语骂人者耳。  陶宗仪以为此语始自令公,未之考也。后于令公而为是语,则《五代史》:董璋反,以书诱姚洪,洪不听。城陷,璋责之。洪曰:汝奴才,固无耻,吾义士肯随汝所为乎!姚洪仕后唐,沙陀族也。是亦习于北俗,晋以前无是也。奴亦作驽。《家训》(颜,人)谓贵游子弟,当离乱之后,朝市迁革,失皮而露质,当此之时,诚驽才也。  一、《五代史》:朱守殷少事唐庄宗(李存勗)为奴,后为都虞候,使守德胜。攻之,守殷无备,南城遂破。庄宗骂曰:驽才果误予事。  二、此亦出于北俗,译语之有出入者也。而魏钞《稗勺》则曰:宦官,对上称奴侪,今人讹侪为才云。是不读书之甚者。  虽然,昔称奴才,以骂人耳,未有以自称者,更未有以称诸大廷者。犹古之有臣妾其名(《易》、《书》皆有之),亦以称宦官宫妾耳,未有以统称臣下也。  自、蔡邕、刘琨、诸文人,始以臣妾二字入章奏,然亦只务为谀词,未尝以书衔焉。  至国朝,满洲大臣奏事,率称奴才,始以奴才书衔,为一朝之典制;汉大臣且不得舆,盖亦循乎北俗也。 然国朝于奴才之称,亦屡经磨勘。二十三年谕曰:“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据此,则只分公私,不分文武也。  然乾隆三十八年,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摺内称臣,为严旨申饬,曰: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此则不知乔照于奏谢摺内称臣为违例乎?抑武员称臣为违例乎?由前之谕,则乔照于奏谢摺内称臣为违例;由后之谕,则以武员称臣,似亦违例。六年,穆兰岱因陈奏青海蒙古事宜,摺内称臣,亦为严旨申饬,曰:道光五年,曾经降旨,督抚藩臬之内,如系旗员,于请安谢恩摺,著缮写奴才字样;凡遇一切公事奏摺,著写臣字:此特专指文职而言,并未指武职如此。原降谕旨,甚属明晰。穆兰岱前此会同陕甘总督奏事一摺,自应缮写臣字。今伊自行陈奏青海蒙古事件,亦写臣字,竟染汉人习气,殊属不合。况此际各省将军都统等奏摺,并无一缮写臣字者。穆兰岱身任副都统,兼西甯办事大臣,而仿效文职,殊属非是。穆兰岱着传旨申饬。此则武员称臣,果属违例矣。由前之谕,则请安谢恩摺奏称奴才,公事摺奏称臣;由后之谕,则武员公事摺奏亦称奴才。  夫既分公事私事,又分文员武员者何哉?非分公私,非分文武也,分满汉也。内而部院,外而督抚,文职也;而满汉员缺各半,奏事会衔者多,故分公私。公即会衔,私即请安谢恩摺之单衔者也。若将军都统诸武职,有满缺,无汉缺;虽公事奏摺,亦多不必与汉大臣会奏,故不分公私而分文武。一言释之曰:满洲大臣有与汉大臣会衔入奏者称臣,其单衔人奏者称奴才。不必分公私分文武,分满汉焉已矣。  与汉大臣会衔,何必不称奴才乎?不与(与,许也)汉人之为奴才也。汉人求为奴才且不可得乎!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代倩情弊一摺,摺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上谕之曰:向来奏摺,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  盖奴才即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今天保、马人龙之摺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示,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为献媚,不可不防其渐。  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如是,是皇上不欲汉人之称奴才,而以满人迁就汉人也。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  然亦有不尽然者,要在皇上之意何如耳!乾隆三十五年,周元理会同西甯(人名)等奏到搜捕蝗孽一摺,摺内列名处,西甯、达翎阿称奴才,周元理则称臣。上谕之曰: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  即如满洲大学士在朕前亦自称奴才,而汉人虽丞簿末秩引见亦皆称臣,岂丞簿汉员,因此遂得谓尊于满大学士乎?  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朕于此等事从不计较,即汉人中间有于召对时称奴才者,亦并无嘉赏之意。而摺奏列衔,则不宜参错,止当论首衔何人,或满或汉,皆可以一称贯之(马人龙摺即依此旨)。  此次三人会奏之摺,西甯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甯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夫马人龙之随天保称奴才也,即依此旨办理也。上既以周元理为可笑,又以马人龙为不合,则臣下果何措何从也?且乾隆二十三年,既谕令满洲大臣于公事摺奏称臣矣,而西甯于奏报捕蝗事宜,仍称奴才,是违制者西甯。  乃皇上不责西甯,而反笑周元理者又何也?盖皇上知汉人中有以奴才二字为自昔北俗骂人之词,而不甘为满洲奴才也,故借周元理以警惕之。在马人龙则恐其冒认奴才焉,在周元理则恐其不服为奴才焉,操纵臣下之术亦神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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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假冒伪劣品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
在价值观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他们有的这样解释,如果我拥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相应我就会拥有财富和其他东西。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中国学生直奔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结果,忽视了如何实现的过程,不去思索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我们文化中的官本位在他们的观念已根深蒂固,社会上对于金钱的过分热衷追逐深深地影响着他们。
接下来的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首先由中国学生阐述。我们的孩子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三个女生大合唱,一人一句,一会又是一个人深情地背诵,然后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说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整个感觉是一个大扫帚,后面拖个小尾巴。
有一个留美的华裔作家发问,你们募捐,要我掏钱出来,首先你的整个援助计划得打动我,我还要知道我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钱是不是都真正发挥作用了。我们的学生对于这样的问题面面相觑,谁也回答不出来。
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从也许我们都想不到的非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来很细小的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元几分。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与美国学生的成熟干练稳重不同,从节目表现的东西来看,中国学生完全与社会实际脱钩,眼光局限,而且欠缺整体意识,除了才艺展现,就是书本上的知识。
经过这两个环节,使人无由的悲愤:当中国学生该展现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力;当中国学生该立足实际,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弄赋,在实际问题的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飘浮。我们到哪里寻找既有理想,又能做事的公民!
中国教育也许是中国最恶劣的假冒伪劣产品,中国教育之毒已经远远胜过毒牛奶,地沟油,毒大米,甚至有毒的空气。中国教育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大批量制造出没有任何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书呆子记忆棒,他们对人类本身的认识,以及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零乱的,机械的,片面的。其后果将是他们无法认识人性,无法认识自己,同样也无法认识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世界。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中国的教育摧残孩子的秘诀是:要求学生大量记忆碎片化的“知识”。现代教育研究证明,任何“碎片化的知识”,必须被理性梳理并建构起系统化的秩序,才能显示出知识的力量。否则不但不能够给人带来任何的帮助,还会成为大脑沉重的负担,使人成为“书呆子记忆棒”。任何人要成为自己大脑的主人,都必须建构属于自己的逻辑思维体系,在这个可操作的体系里,他所有的观点和知识都是不矛盾的,是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完成了这一步,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大脑中建立了一个知识操作系统。我们就具有了运用知识的能力,成为有创造力的学者而不是“书呆子记忆棒”。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不提供建构逻辑一致性科学体系的思维工具(哲学,逻辑学,批判性思维,还有宗教的知识)。中国教育甚至不告诉学生有这些工具存在,而是哄骗学生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无限的获得“标准知识答案”,这是极其野蛮和邪恶的。所以,中国很多所谓的“饱学之士”并不被国际学界承认为学者。从中国教育培养的大陆人至今没有建立起任何一种被国际承认的科学体系。
此外,对人类本身的认识只能通过宗教和哲学来完成,宗教回答了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哲学主要是对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反思。而我们的教育不提供任何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科目供学生选择。
跟一些中国大学生甚至毕业了多年的大学生谈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跟小学生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认识的角度是一样的,这是极其可悲的。而西方教育在小学阶段就鼓励孩子自己上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发表独立见解的论文,这种思考并文字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训练思维和掌握知识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过程,人就会变成知识的奴隶而不是主人。
所以中国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人类的情感(人性)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对一个人思维和人性的残害可能会遗祸终生。1949年以后,中国没有一个人获得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一个人口世界第一,历史漫长的大国却对人类文明毫无贡献。可悲可叹!
中国教育,纯粹是人类世界的一个的疯狂游戏!
刘玥:美国大学为何崇尚体育精神
美国国家橄榄球联赛(NFL)2015年常规赛季的决赛“超级碗”,在2016年2月落下帷幕。“超级碗”直播之于美国的影响力类似春晚之于中国。它有年度最高收视率,因此也成为电视广告最昂贵的电视节目。“超级碗”当天亦被视为非官方的全国性节日,全国食物消费量仅次于感恩节,橄榄球运动在美国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以国家橄榄球联赛与国家篮球联赛(NBA)为代表的美国体育商业文化,充分体现了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西方社会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与学校教育对体育的重视,似乎是相辅相承、相得益彰的关系。二者间的因果又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很难说是社会范围内的体育狂热,影响了学校的教育构成,还是学校教育系统对体育的强调,培养了崇尚体育的社会文化。
健身风潮与审美风向
相较于东方文化尚白尚弱的审美倾向,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美国文化都似乎更推崇一种健康而有活力的体态外貌。相较于中国女生多被要求“美白”的审美经验,不少地域的美国白人都有“美黑”倾向,因为偏黑的肤色意味着更充足的阳光照射,更丰富的户外生活。“肌肉”的存在,无论对男生还是女生来说,都是重要的外貌加分点。因为肌肉的塑成需要持之以恒的锻炼,而肌肉的保持则需要维持长期的运动习惯。
“运动员”在中国大学,除非有机会参加具有知名度的大规模比赛,仿佛并不是一个值得认同的身份;“体育特长生”,从笔者个人的经验来看,往往还带着些许贬讽的意味。但是,在美国大学,许多学生都有至少一样擅长或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参加任何规模的体育比赛,即可自称为“运动员”。因为体育特长而被录取的名校学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成为追捧的对象。橄榄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时常是校园明星一般的存在,广受女生们追捧。
多数美国大学生都有健身的习惯。这与美国校园无数不在的健身房与体育场有关。大多数综合性大学都有至少一个大型体育场,健身房则不计其数。常规球类与田径项目之外,高尔夫、网球、壁球、冰球、水球、击剑、帆船、划艇、瑜珈、桑巴、剑道、空手道、中国武术都在许多大学的体育项目列表中。除各自的橄榄球运动场外,哈佛大学有网球中心、帆船中心、划艇之家等九个体育运动中心,耶鲁大学有高尔夫球场、壁球中心、户外教育中心、室内溜冰场等十一个体育运动中心。两校的本科生宿舍均配备有小型健身房,除跑步机、健身车、椭圆运转机、举升机、仰卧起坐机等健身机械外,往往还配有桌式足球、台球、乒乓球、桌上曲棍球等小型室内运动设施。
哈佛与耶鲁完备的体育设施固然得益于其丰富的校友捐款(大部分运动中心都依赖捐款建成,并以捐款人命名),也得益于两校悠久的体育教育传统。应该说,哈佛与耶鲁的竞技体育项目在美国大学体育竞技中不算突出,但其对于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于体育设施建筑的投入程度,可以说在美国高校中颇具代表性。
大学体育竞技与校友忠诚
与职业性质的国家橄榄球联赛及国家篮球联赛相对应,美国高校间的橄榄球与篮球排位赛亦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国家大学体育联合会(NCAA),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社会组织,是包括橄榄球及篮球在内的众多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在2014年,NCAA产生了高达10亿美元的商业收入,其中超过80%来自第一层级篮球联赛。在高校橄榄球及篮球联赛中表现突出的运动员,则有机会被招募进职业队伍。华裔体育明星林书豪在哈佛期间即为学校球队主力,大三时入选NCAA第一层级前十名最佳选手。
西方社会崇尚竞争。表现在大学教育中,许多高校往往与实力相近、地理位置相近的学校结为“死对头”。哈佛耶鲁向来有彼此取笑的传统,有着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历史的哈佛-耶鲁橄榄球赛亦是两校历年对抗的重头戏。目前两校间以耶鲁65胜59败8平的局面领先,但是鉴于耶鲁连续九年落败,这一优势恐怕未必能够维持。斯坦福和伯克利之间亦有长达一百多年的对抗历史,比赛前夜有各自的动员会嘲笑羞辱对方;得胜的球队则可获得“斯坦福之斧”。相较于这些因学术成就而获关注的橄榄球对抗赛,密歇根大学与俄亥俄州立大学之间的对抗有着更高的社会关注度。作为美国中西部“十大联盟”的两个重头球队,两校一百多年来的爱恨情仇,也是一代代球迷们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故事。
高校之间大张旗鼓地开展体育竞争,除了振奋士气、凝聚人心的目标外,还掺杂着诸多现实利益。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如今都越来越多地依赖校友捐款。尤其是对于稍欠影响力的公立大学,赢得体育比赛,就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关注度,由此吸引更好的生源,促进学校长远发展。橄榄球赛事同时也是培养校友忠诚度的重要时机。相较于国内高校组织校庆以聚集校友的行政方式,美国高校的橄榄球赛事可以让校友自发返回母校。这些赛事的观众时常拖家带口,无形之中使下一代亦形成对于本校的忠诚度。美国高校与其校友家族间,于是往往形成延续数代的利益关系:校友为学校提供财政支持,学校为校友的子女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贵族运动:精英社交方式?
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中存在一些所谓的“贵族运动”。设备和场地都需要学员负担相对高昂的费用,这就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拒之门外。橄榄球及篮球,因其相当成功的商业化运作,得以在大范围普及开来;随处可见的球场也使参与门槛降低。但是,另一些普及度相对较低,却对场地或设备要求较高的运动,如击剑、马球、帆船、划艇等,无形之中为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设下门槛,同时也成为“有钱人”小孩们的社交方式。
描述马克·扎克伯格创立脸书的电影《社交网络》,塑造了温克弗斯这样一对富家子弟形象。他们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双双进入哈佛,一面参加精英俱乐部,一面参加划艇运动,并代表哈佛参加伦敦的划艇比赛。这对双胞胎非常典型也非常真实。一位就职于三番某创业公司的哈佛校友,本科时即为哈佛划艇队成员。他后来在牛津读硕,代表牛津参与了牛津剑桥间的年度划艇对抗赛。他在划艇队的队友,将代表美国参加今年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划艇项目。接受采访时他说:“划艇是我一生的兴趣。即使离开校园,我仍然会去观看包括牛津剑桥对抗赛在内的重要划艇赛事。这也是我维持和开拓社交圈的方式。”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在体育运动中也得到体现。之前列举的以哈佛耶鲁为代表的贵族精英式体育教育,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的体育教育情况。从全国范围来看,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平衡,使某些区域的公立学校甚至没有经费维持正常的体育场。与之相对应的,贫困阶层的孩子们没有从小养成健身习惯,肥胖问题成为困扰美国人的头号健康难题。
体育文化和公民训练
西方国家的体育文化,可以说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体育文化。如今遍及世界各地的碗状体育场,仍能看出两千年前罗马斗兽场的雏形。肇始于十七世纪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其源头亦可追溯至两千七百年前的古希腊奥林匹亚运动会。橄榄球运动暴力甚至血腥的一面(改革前的橄榄球运动曾致人死亡),也与斯巴达和雅典严苛与残酷的公民训练一脉相承。
马克·伯斯坦(Mark
F. Bernstein)在著作《橄榄球:美国偏执的常青藤联盟起源》详细叙述了橄榄球如何从殖民地时期的血腥运动发展为当代美国受众最广的体育运动。以哈佛耶鲁为代表的常青藤高校在橄榄球的早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其时因死亡事件的增加,废除橄榄球赛事的呼声渐长。以总统罗斯福为代表的精英政客坚持不废除。约翰·亚当斯之子查尔斯·亚当斯称,橄榄球能够“培养男孩的那些品性,保证盎格罗·萨克逊人种保持在历史中的优越性”。可见,美国大学的体育教育,至少在立国早期,有极强的种族意识和政治色彩;它继承英国传统,着眼于体育训练,来培养青年的坚毅品格、忍耐精神与团队协作能力——以此保持和加强种族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
中国亦有源远流长的体育教育传统。上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与“御”都着眼于“君子”的体育教育。仿佛从宋朝开始,以文官治国的立国传统弱化了尚武精神与体育教育,造成了以后书生多手无缚鸡之力的局面。中国体育教育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极大的论题,此处不多论述。然而体育教育于民于国之重要性,已自不待言。体育不独关涉一个人的身体素质,更关涉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关涉一个民族的未来。如何组织开展社会范围的体育教育,塑造良好的全民运动环境,形成有效的商业体育运营模式,引导高校形成以打体育比赛为荣而不是以打电脑游戏为荣的校园氛围,都是我国体育教育工作者应当探索的问题。
人民大学院长送孩子去美国读小学,感觉挨了一闷棍
高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丶教授丶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理事。曾做客正略书院联合主办的“名家谈文化”系列活动。
当我把九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
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二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教师看见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不用学了!”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
一时间,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的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伤。
在中国,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丶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
而在美国,他没了负担,这
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给我一句美国英语:“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致此,也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借来的书一边打着电脑,头也不抬地说:“作业。”这叫作业吗?
一看孩子打在电脑萤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我严声厉色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
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丶地理丶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
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就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二十多页的小册子。
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成,也没批评,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楞,一是因为我看见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三十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篇作文又出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
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耽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费了一番气力,我们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覆,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电脑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么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
但愿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丶包子上大作文章。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作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十页,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一本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超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
那自信的样子,似乎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
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安排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她为我们感到震惊。
“是不是?”儿子问我。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章题目都敢作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敢断言的事吗?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
“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原子弹持什么态度?”
“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
“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
而此时,我已经能平心静气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一个个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学习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
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十二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
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
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电脑和微缩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
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子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种动物的录影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
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作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它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
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的整整五年,他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觉得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
我想,他的感受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旅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慌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丶繁多的作业丶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信息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呢?
海之韵:中国的教师主流是愚昧的
枫林仙说:中国的教师,主流是愚昧而蠢笨的。他们不配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深深地同意这个判断。毫无夸张,也非刻薄。也当然不是轻率的论断,是有评判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教育目的。
教育的目的不能停留于现实谋生技能的获得,不是仅仅让学生记住僵死的知识,更深远的关照在于帮助学生精神站立起来,获得纯正的审美趣味、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有良好的品格,宏观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智。从这个目的出发,我们可以对众多教师的教育行为做以冷慧的审视,那就是枫林仙进一步描述的:
“你们把我们的孩子折磨成了白痴,见到任何权威都畏葸如兔,还猥琐如鼠,只能对电子游戏和日本A片感兴趣,却从来不懂话剧,没听过柴可夫斯基,品不来莎士比亚。”
“你们不学无术,只会教学生把鲁迅当尸体解剖,从来教不会学生获得完整的阅读体验。你们趣味低下,竟然只允许学生有一种审美标准,达不到标准就骂,就收拾。你们封闭了年轻人的心智,还有比杀魂劫魄更残暴的吗?”
“你们无知,还害怕别人戳穿你们的无知。有几个教师认真思考过生死,关注过时代?有几个教师拷问过自己的灵魂?关注过人类的困境?质疑过向来的权威?有谁曾提醒自己不断超越自己,做到最好?”
想必不少老师无法接纳“愚蠢”这个评价,其实愚蠢也好,愚昧也好,都不是人身攻击,也不是傲慢的指责,而是对一种心智状态的描述,它指的是,对于某些领域某些问题,我们的心智还处于被遮蔽和禁锢之中、而这种状态人人都是有的,只是程度不同,摆脱时间的先后不同,所谓闻道有先后。也有领域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我也很愚蠢。人不是全知的,也不可能全知,在有些领域,愚昧和蠢笨也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名教师,对于我们身在其中的教育以及和教育密切相关的领域缺乏起码的认知,是不可原谅的。
愚蠢和蒙昧是人类普遍的困境,究其原因,康德在那篇著名的《什么是启蒙》谈得最清楚了,那就是怯懦和懒惰。康德洞察到,绝大部分的人都把步入成熟状态看做是不但非常之艰辛并且还是非常之危险的,而不成熟状态是安逸的;不成熟状态几乎成为天性,任何一个人想从中逃脱都变成困难,人甚至于都已经爱好它了。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此种状态,大胆地通过动用自己的理智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在我看来,这种摆脱,最首要的环节是对自身的愚蠢有所认知,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蒙昧。一听到别人说愚蠢就生气,就认为是受了侮辱,这是自大的表现。只有心怀狭窄,惯于对他人的言说做道德立场评判的人,才会对这个词有非常激烈的反应。就我自己而言,我一点不介意别人说我愚蠢,我认为人人都可以指出他人的愚蠢,启蒙因此也是相互的。
有博友说:或许这也是这个职业对人的戕害,中小学教师在从事这个职业的过程中容易慢慢变得愚昧蠢笨。你若全情投入地教一次一年级,你就会发现你几乎来不及思考。
其实这是借口。课改迄今为止十几年了,教师的阅读和写作被广为强调,早已经起步了。随便一个教育话题,可以用搜索引擎找一下,看看老师文章的质量如何,见地如何。不说别的,我所在的一个教育社区,大家都在写,也常说自己读了什么什么书吗。还能总用“来不及思考”把尖锐的问题搪塞过去?
真正的问题是,极度缺乏严肃思考的兴趣,缺失智识的好奇心,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缺乏探索的热情,无法和最广大的世界建立起深度的精神连接,因而无法超越一个封闭的自我。
所想所感,停留于当下的情绪,私人的小趣味、或者对现状的沮丧悲戚中。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共融和对话,躲在一个狭小的自我内找寻存在感,充斥着个人的自恋或自怜。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愚昧的持续。
有很多教师孜孜于学科的探究,但认识和理解学科是有条件的。帕尔默说,认识学生和学科依赖于我们关于自我的知识。当我不了解自我时,我就不了解我的学生们是谁。当我不了解自我时,我也不能吃透懂得我教的学科——不能出神入化地在深层的、个人的意义上吃透学科。
我要接着说的是,对自我的认识也依赖于我们对广袤的外部世界的认识,依赖于对社会真实状况的观察和觉知。因为人是和他者共在的,绝非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不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公共关怀的老师,在学科的教学上不可能好到哪里去,更摆脱不了匠气。
我们今天仍旧处于帕尔默所说的“恐惧”当中,并且由于思想启蒙的搁置,问题又呈现于更为复杂的一面。出路在于打开我们的心智,解放我们的心灵和大脑,别让它们再拘囿于一个封闭的小视界了。我们心灵所寄居的家园应该像帕尔默说的那样,像天空一样的开放和广阔。那里看得见大地和群星。
不能总以教育的苦和累来遮挡关键事项,因为除非你想使得现状延续。如果不想,那么就必须破除愚昧。不要将自己看做是单纯的受害者,看成是完全被动的,因为天下没有救世主。真正的问题是,你愿意改变你所说的不良境况吗?你愿意为这种改变做些什么?你在做些什么?
枫林仙:奴才的傲慢——评教师们的“一线”癖
蠢人之所以蠢,并不是因为智力太低,而是因为傲慢自大。他们通常把自己眼前所见的奉为终极真理,并以此自傲。这种状态就是“井底之蛙”。
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教师里,井底之蛙何其多矣!他们中的主流就是我一语概括的——愚昧而偏狭。凡是多接触一些这些教师,就能看到他们有多可怜和可悲。对现代社会科学基本无感,几乎不可能与他们讨论任何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话题。他们当中出了个吊书袋的民粹式的袁腾飞,就被捧成了宝贝。
说起文学,这帮用余秋雨、龙应台之流装点门面的所谓教师,其实低劣得很。鲜有中小学教师能侃侃而谈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勃朗特姐妹和歌德,更不要说圣经中的文学智慧和嘉言懿行。严格来说,大多数语文教师都根本不懂文学,也谈不上热爱文学。其实他们热爱的只是一些漂亮的词汇,哗众取宠的修辞技巧。其语文水平还停留在他们的老师教给他们的水平上,也就是查新华字典的水平。
至于哲学,那就更是一片荒芜。和中学以及小学教师谈起任何需要理性分析的概念层面的话题时,他们除了引用中学和大学思政课上的教条之外,就黔驴技穷了。看看他们,何曾知道康德对超验之物、对启蒙、对理性、对人性的言说。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罗尔斯和哈耶克。至于本色当行的教育哲学,也鲜有人提及。我们几乎见不到这群教师援引康德和洛克对教育的哲理性反思。此外遑论其他!
当然,这不妨碍蠢人们用其他的东西来填补自己的精神黑洞。他们自己就像用大肠加工成的肠衣,专装各种死肉,然后把自己风干,变成高档的木乃伊,并以此自炫。这些填充物都是毫无营养可言的琐碎之物——什么爱的教育,什么课堂小技巧,什么上好公开课,什么成为体制内的优秀教师。
可这一切都是在毁人不倦的公立教育体制内,从来不具备真实精神意义的东西。教育真义是造就有独立人格和思想的青年人,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公民。但它却早被阉割屠杀了。如庄子所说,圣人之道如玉英菁华,当今之人弃菁华而取糠秕,何其愚哉!道之不存,器何用欤?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何况这些教师“研究”和炫耀的又是何其糟烂的技巧!
但用来吹胀那个可怜自我的最重要的填充物则是自恋和自大。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卑微人格的反复歌颂和自吹自擂上。这种卑微者的自大心态浓缩在一句以最卑微的语气抛出的狂妄之语上——我们在一线!你们不是一线的,没在一线干过,就永远都不能理解我们!更不配谈论教育!——这一句话就把所有反思和批判中国当前教育危机的人给打成了二线反革命分子。牛气!确实是牛气!
这种不讲道理的牛气倒是映照出这些教师的真实处境。他们不过是公立体制内的奴才。其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选择自由早就被剥夺了。在口头允许、实质打压私立学校和自由竞争的办学体制下,自由教育并没有成为主流,因此教师中的多数还得呆在公办体制内。如果能身在曹营心在汉,还能想念着自由飞翔的快乐,那么这样的教师也不算奴才,最多是被迫为奴。然而情况经常都不是这样。有太多的教师恰恰实质上认定的是,自己被剥夺自由而且无需竞争的地位才是天经地义的。换言之,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在官僚体制内所处的最低贱的地位当成了一切思考的当然前提。这是奴才在思考时才会有的教条。所以说,教师一思考,智者就发笑!
然后这些教师们便以此为信心的根据,开始睥睨起他们的批评者来,并且对任何批评都以小人之心度之。比如拿别人的隐私来攻击,或者玩儿流氓逻辑——“有人就这么干了,我凭什么不能这么干?”或者抵赖说,“在本事找当官儿的去啊,别拿我们这些弱势来欺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他们就是不愿直面自己的责任,并将这一状态合理化和终极化——究其实质,这些教师无非就是做稳了的奴隶。反对反思自身,就是委过于环境,这个逻辑延伸开来就是逃避一切,不去改变世界,说白了,就是四个字——“混吃!等死!”
为了文饰奴才的心安理得,他们还在认知上发明了一种狡辩的理由。那就是没有一线经验的人就不配谈论和思考教育。从哲学认识论来看,这种观念的实质就是片面强调直接经验的绝对真理性。康德早就批评过将直接作为既定给予的自明真理的观点之谬误,所谓经验无范畴则盲。就是说,没有理论(范畴)的指引,单纯的经验是毫无价值的,不能提供任何真知。而康德提出这个论断是在两百多年以前。然而今天在中国,我们却见到一群把自己的盲目当成真理的自大的傻子。
这些一线癖患者的主张,实质是取消了真正的文学、历史、哲学、政治以及更为丰富的人类知识和思考在教育中的位置,只要“在一线”就够了。只需要庸俗透顶的自恋和自大,权威和奴役。
那么他们的成就是什么呢?让我们这些大学教师来告诉他们吧。凡是接触过大一新生的高校教师,都会发现,这些学生普遍具有以下特点:知识面极度狭隘,读过王小波的都是极少数,知道《一九八四》的更是凤毛麟角。一谈到经济问题,马上就抬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全然连物以稀为贵的常识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至于主动性,热情,与人交流和沟通的能力,都差不见底。极度迷信权。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写起文章来基本上是八股文,空洞无物,堆砌词藻,抒情泛滥。如果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所谓的权威,基本上不要指望他们能够有任何想法了。不少学生以狂热地参加官办的学生会为重要的乐事,还在大一,开口说话时就一股子官僚气息。从来不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而是避而远之。几乎没有学生会自发组织讨论会和读书会。读书要么被认为无用,要么就只能是为了挣奖学金。学生们猥琐、小器、庸俗,难得再有什么精英的眼光和热情,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担当。不少人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此糟糕的大学新生,恰恰是这些自诩高尚的一线们整出来的货色。
大学教师对此只能望洋兴叹。我们要做的是先让他们摆脱掉愚蠢的中学教师们的影响,先从开拓他们的眼光入手,然后颠覆他们作奴隶的心态,激发他们独立自强的人格热情。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我们也在尽力,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有很大一部分要归罪于中小学的一线教师!
学生们的知识贫乏、眼光偏狭、意识形态化倾向严重、自私自利、盲从跟风、崇拜权威,大多是你们这些一线教师的杰作。正所谓有其师必有其徒。而这正是你们那种自闭自大,愚不可极的一线癖所营造出来的。因为你们根本就没一套经过自觉反思后建构而成的世界观。你们有的只是蛔虫似的世界观——
小蛔虫问老蛔虫:那蓝色的是什么?
老蛔虫说:是蓝天。
小蛔虫:那绿色的呢?
老蛔虫:是草原。
小蛔虫:澎湃不息的呢?
老蛔虫:是大海。
小蛔虫:那为什么我们要住在屁眼里?
老蛔虫: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线。
章启群: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目前世界一流人才断缺和社会道德丧失底线,其根源在于教育。中国教育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它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由于未来三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提升为世界第一,必需大量人才支持中国的世界地位。
因此,彻底改变中国教育模式已经刻不容缓。留学大潮的出现与国内教育不能满足学生需求密切相关。而教育改革的出路只有一条:开放民间资本,新建真正的私立大学。
根据中央现在的经济发展战略,到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一番,即17万亿美元左右。皆时美国的年经济占有量是23万亿美元左右。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再到建国100年即2049年时,中国的GDP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1]这将不仅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天翻地覆之巨变,也是近百年来世界历史天翻地覆之巨变。整个世界格局会发生根本改变。而届时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如何来应对世界,这是今天我们必须思考的很迫切的现实问题。
考察今天美国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更为警策,更加清醒。除经济总量之外,美国在军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众多层面均领先于世界各国。支撑这个世界第一领跑能力的当然是实力。而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背后,不言而喻是人才。从每年获得诺贝尔奖各种奖项的人数,以及世界科技新闻,就可以看出美国巨大、雄厚的人才实力。同样,在文化、体育、艺术、学术等方面,美国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储备。
人才由教育培养出来。人才的培养大约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学生到2049年时则为中国社会中坚。从这个角度省察中国今日的教育能否为此承担历史重任,是刻不容缓的战略思考。
毋庸讳言,新中国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国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观念和体制问题,现在已经出现灾难性后果,而且积重难返。对于今天中国教育面临巨大危机,很多人估计远远不足。因为教育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处理不当会马上产生后果,立竿见影。教育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于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战略性调整,则未来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无异于羊入狼群,后果令人不堪设想。
尖锐的两大现实问题
庞大的教育规模后面是世界一流人才断缺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科学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大陆至今无人获得这两个奖项,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然科学家属于世界一流的几乎没有。每年世界发布的十大科技新闻,至今也与中国无缘。这个现象常被人们提起,也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反思一个特殊的现象会让我们不寒而栗: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的中国人(包括华裔外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丘成桐、陶哲轩等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过学。反过来说,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至今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菲尔茨奖获得者。
当然,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例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曾经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而从事“两弹一星”和其他某些工程研究的科学家,不少应该属于世界一流,例如钱学森、华罗庚等人。然而,这些科学家都不是新中国培养的,基本上也都是欧美的留学生。
1949年后中国仍然不断派遣留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留学生更多。今日中国已经或曾经在海外留学的人员有3百万之多,归国者上百万。按照一般规律,一个人从事科学创造的黄金年龄是30~40岁。如果说1970年代之前中国教育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么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改革开放以后,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培养的学生包括留学生达到这个黄金时段的中国人至少几千万。但是,其中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世界一流科学家。
简单归纳一下以上信息,我们可知:第一,中国人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第二,1949年以后我们自己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科学家。结论自然指向一个总根源:教育。
这就是钱学森不断提问的要害: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国际战略的因素,今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情景,是一去不会复返了。
可能也有极少数例外:陈景润的成就应该是世界一流。最近张益唐关于“孪生素数”证明的成果也达到世界一流。但是这两个个案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教育在科技人才培养上的尖锐问题,即“钱学森之问”。
中国当前也在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航天和军事科技犹为瞩目。但是,这些都属于模仿和追踪,尽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领先。科技不能领先,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何以应对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占居最高学术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学者。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但是,其学术水平实在乏善可陈。少数学科例如考古学,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有所推进;经济学由于现实问题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对策。但是在学术水准上,仍然没有重大突破。
反观今日之中国学校,尤其是大中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可谓空前。全国“985”大学39所,“211”大学100多所,省市重点中学、小学更是无法统计。国家的教育投入虽然只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但比起当年的西南联大,甚至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的投入,可谓天壤之别。此外,今日中国基础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从每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买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资,可谓不惜血本。社会上的课外教育是当前中国巨大的产业。教育,实际上得到举国重视。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学生中也没有世界一流人才。这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人才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原因在哪里?
社会道德失去底线,人格教育失败
人类社会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这一目标,培养社会公民的文明素养。故孟子曰:“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礼记&学记》云:“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韩愈《师说》亦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捷径就是教育。无教养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因此,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无论如何清除不了的。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种种空前严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从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机。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与一般的违法犯罪相关,但本文重在揭示这些事件背后深层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会性的欺诈。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例如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中国欺诈方式之新奇独特堪称世界第一,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中国的骗子人数稳居世界第一是毫无问题的,可以推断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业的职业性犯罪。例如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法官犯法,等等。医生、教师、法官的职业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有这些犯罪人员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犯罪,实质是丧尽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后是校园血案频发,更让人们心惊胆战。从1990年代开始,在校学生自杀和他杀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学生中盛传“感谢不杀之恩”成为毕业用语。这其中轰动全国的是“马加爵杀人案”、“付成励杀人案”等,轰动世界的是“朱令铊中毒案”。
孤立地看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没有普遍性。但是,从现在频发的难以统计的校园自杀和他杀案件,应该不能简单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用金属铊毒杀自己同学的事件在不断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学1994级化学系两名学生因同学投毒发生铊中毒。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2]残杀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华个案,北大发生过,复旦的投毒案近日正开庭审判。这些中国最好大学中的残杀室友案,实在是令人寒心彻骨,彻底绝望。甚至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法学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学生用刀砍杀老师,真是空前绝后的绝大讽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校园血案已经从大学蔓延到中学。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一名16岁的高一学生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学生,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
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也)可以改变。[3]不难看到这个绝命辞所指何处。
校园生活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要毁弃、自杀?师生、同学之情是最珍贵的情感之一,有什么仇恨要相互残杀?我们很难完整统计近20年来中国校园血案的次数,也很难描绘具体的情景。仅从上面描述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今日中国校园发生的血案决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园血案展示了在校学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极致,反映了当下学校人格教育的深层失败。当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园血案,美国校园枪击案也令人震惊。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此与中国校园血案混为一谈。设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国的学生像美国学生那样手里有枪,校园情景我们能够想象吗?
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约束分为刚性与柔性、内在与外在。法律、法规、上司、家长、老师等等的约束是刚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约束是柔性的、内在的。我们社会如果只有刚性的、外在的约束,失去柔性的、内在的约束,也一定会崩溃。如果说,连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没有道德自律,社会的道德底线则绝无保障。更何况受教育者带着心灵的创痛,扭曲的人格,他们的社会行为如何能有道德底线!
由以上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分析,足以证明当下中国教育在深层次上的失败。
“应试教育”模式之恶果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与这个教育规律逆反。
具体说,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人才与道德断缺的直接原因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
“应试教育”模式对于科学人才的摧残
任何一流人才的出现都基于两个条件,即天赋和兴趣。不能说新中国的天才学生比民国时期少,更不能说新中国没有天才学生。从教育普及程度与人口增长可以推断,新中国的天才学生只能必民国时期多,而且多很多倍。没有出现像钱学森、华罗庚等那样的一流人才,原因只能是学生对于科学探究的强烈兴趣的整体缺失。这种对于科学创造强烈兴趣的丧失,是“应试教育”直接恶果。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这些拿了金、银牌的学生在进入理想的大学之后,却失去继续探讨科学奥秘的热情。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我们的教育消磨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强烈兴趣,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此外,“应试教育”模式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着重技能训练,实质上与马戏团的驯兽没有实质区别。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的伤害是彻底的,如同釜底抽薪。高考的题型及回答技巧,已经深深嵌入学生的思维之中。可怕的是,越是高考获得高分的学生,进入这个陷阱就越深,伤害越大。他们是考试的高手,却是科学创造的低能儿。笔者深切感到,近几年来这个现象在北大已经非常突出地展现出来。
“应试教育”模式是道德教育的灾难
“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是灾难性的。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为了升学率,中、小学教育之首恶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小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质言之,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而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这种为了培养“少数”而让“大多数”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的教育,本质上是反教育的。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受到的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而那些学习优秀的少数学生,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道德教育。由于学习成绩被当作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被忽略不见。出现在大学里的问题,例如大学生的精神问题甚至高校血案,其实是这些中、小学德育缺失的直接后果。
由于“应试教育”这个根本的原因,现在中、小学的德育和素质教育基本形同虚设。因为,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而礼义廉耻又何从谈起?中国教育的失去正是这一根本指向,把教育混同于学手艺的工匠学徒。可以推想,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是,漫长的学龄与人格教育无关。从根本上说,受过教育的学生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因此,举目中国社会,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在学校都没有受到严格、完善的人格教育。他们其中很多人没有基本的文明意识,例如不敬业,不能平等待人,等等。中国旅客糟糕的世界形象是各色人等的缩影,而校园血案则表现出人格扭曲的烈度。
“应试教育”导致家庭教育扭曲
应该强调的是,形成中国目前顽固的“应试教育”模式,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学校,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因素。限于篇幅,本文略谈一点: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也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大多数中国人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唯一一重心。即使是生活在农村的贫困家庭亦是如此,甚至这个观念更加强烈。而且,孩子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这种家长“望子成龙”的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社会现实,让学校的压力更是雪上加霜。这种压力不仅直接体现在中、小学老师身上,而且更加沉重地落在中、小学校长身上。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全国的中、小学面临这一同样现实,它们也别无退路,只有“华山一条道”:不惜一切追求升学率。由此也产生一些奇特的现象:一些个别中学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数竟然占全省的80%以上!然而学生生活之单调、刻板令人难以忍受,甚至为高考开誓师大会,口号是“拼尽最后一滴血”,被称之为“高考集中营”。但是,这种教育史上空前的怪胎却得到社会仰慕,仍然生源滚滚,十分红火,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圆梦之地。而这些高考名校招收的收费生,每个人其金额竟然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多!因此,这一类中学教师的收入,亦是北大、清华等名校教授的几倍,这也是人所共知、习以为常的。
独生子女政策强化了“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观念极度扭曲。中国几千年优良的家教传统,例如教育孩子节俭、勤劳、忍让等,今日已经所剩无几,或可谓荡然无存。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他们在学校、社会和家庭重重压力之下,悲观消沉,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有各种中、小学生残害自己父母或其他亲属的报道,就是佐证。
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学校都有考试的设置。学生学习不能没有考试,学校招生也不能没有考试。但是,像今日中国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态,而是教育的变态,亦可谓千古独步。问题在于,现实的教育问题如此尖锐,真正的学者痛心疾首,社会批判不绝于耳,而现状却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门熟视无睹,我行我素。真正的教育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教育改革的阻力也来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坚守着旧有体制,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这个利益集团中之最庞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团。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衙门的实质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个官僚集团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而无论教育的现实问题如何严重、尖锐,都不会丝毫影响到这个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这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首先是升官。具体分析一下,现有39所“985大学”的校长和书记都是副部级干部,而很多“985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从教育部的厅局长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个副部级位置,给教育官僚们留下了巨大的升迁空间。不仅是副部级位置,还有厅局级、处级位置等等。全国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数我们是可以想象和估算的。其次是经济的利益。由于“官本位”体制,教育官僚的权利之大、好处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
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多,这个官僚集团掌握的巨额资金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反而会越来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团在现行的体制中如鱼得水,滋润无比。他们绝不想改变现状。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教育部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们不禁会发现有一个本质特征: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例如,无论是把高考从一次变成多次,还是英语减分、语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丝毫不受影响。所以,他们热衷的正是这样无关痛痒的“改革”。这恰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相反,对于任何损害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的改革,对于真正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会举措(例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团都会自发本能地反对,坚决将其扑灭、扼杀。从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发言,即可看出其语言之刁钻,态度之蛮横,理由之荒唐。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情景与刘志军时期铁道部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附庸。现在人们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图。过去被称为“电子一条街”的北京中关村,现在则电子业萧条,而课外教育红火。从到处闪烁的高楼上巨大的广告,人们都知道这里已经成为“课外教育一条街”了。而早已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企业,而且也是青年人励志的模本。这个教育商业集团不仅利用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商业运作,还不时与教育官僚集团相互呼应,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推波助澜,共谋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垄断大、中、小学各种教材的出版、发行。
第三个既得利益集团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既不是纯粹学者,也难说是纯粹官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以官僚的身份出现在学界。他们是官僚身份和学者身份两位一体。这种两栖的身份使他们获取双重的好处:进而能做官,成为纯粹的官僚;退而能为学,继续在学界颐指气使。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因此,他们经常以“专家”、“学者”身份为这个教育体制辩护,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说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由此可见,虽然现行的中国教育与教育规律逆行,其灾难性现状和巨大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会力量能够冲破的。而寄希望于现行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出路:市场化
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官本位”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计划经济”都无法运行,“计划教育”如何能够正常运行?简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官本位”教育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运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间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只有运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因此,中国教育要进入常态的唯一办法是: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
中国学生的高考情结及其变态现象,主要是由国内大学尤其是优秀大学数量极少造成的。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具有南京、西安、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省份,一般省份的中学生考入“985大学”大约为几十万分之一,考入“211大学”的中学生也是几万分之一。惨烈的竞争是导致高考扭曲、变态的直接原因。这可以说是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指出这个现状,就自然知道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依靠简单的高考改革是解决不了的。无论是一次高考还是多次高考,只要升学的比例不变,对于中学生和老师的压力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实质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力兴建大学,大力兴建高水平的大学,增大中学生升学比例,尤其是增大升入优秀大学的中学生比例。除此之外,别无它途。一切异想天开和花拳绣腿的做法,不是欺人,就是自欺,有害而无益。
但是,兴建大学仅仅依靠政府的财力则远远不够。现有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3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宣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五年累计7.79万亿元,年均增长21.58%,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由此推算大约每年国家的教育投入是15590亿元人民币。但是,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仍然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更不用说是大批兴建大学了。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近年外流的教育经费却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目前出现了留学大潮。可以说正是国内高水平大学太少而将大批中学生挤出了国门。[4]数据显示海外中国留学生总数为309.54万人,除去回国的大约100多万,仍在海外的约有200万。自费留学占到整体人数的90%以上。如果按照一个学生的年费用20万元人民币计算,全部留学生的金额可达4000亿人民币。我们为什么不用新的政策、法规,让这笔巨大经费发展我们自己的教育?近5年国家年平均投入的教育经费是15590亿人民币。如果每年再增加4000亿人民币用在中国大陆的教育投入上,我们现在“985大学”、“211大学”的数量可以增加多少?
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让孩子在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出国留学成为越来越多家长的选择。这对于心智尚未健全的独生子女,实质上并不是很好的选择。很多中国家庭用一辈子积蓄让子女留学海外。这些留学生中除了不到1%的学生能够进入国外一流大学,其余学生大都进入二、三甚至不入流的学校。设想,如果中国再由民间资金新建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中学生和老师为高考还会这样玩命吗?出国留学还是这样火热吗?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的弊病,中国教育的广阔前景才会展现出来。
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大规模的新建大学出现,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可以吸引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任教。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
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早稻田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假如燕京大学还存在
我们再作一个个案分析。很多人并不知道,现在北大的校园原是燕京大学的旧址,未名湖畔古色古香的楼群、南北阁、六院、钟亭等,包括形制古朴、姿态优美的博雅塔,都是原先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一个叫墨菲的美国人设计的。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时代的北大校园,坐落在城内五四大街的沙滩,那座著名的红楼现在是文物出版社。就校园景致来说,原来的北大远不如燕大。
而就学术影响力来说,燕大与北大也是伯仲之间。燕大的这一切,得力于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也就是毛泽东著名檄文
《别了,司徒雷登》所指的那个人。燕京大学的前身是由美英四个教会资助的不知名学校,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并立即对学校进行改革,开始建设燕园新校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29年便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这时期的燕大,有最充足的外汇经费,有第一流的教授,有风景幽美的校园,成为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很可惜,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消,并入北大、清华等,它的存在时间只有33年。
33年虽短,却为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仅举一例: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有7名是燕大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几十人。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我们不能一一举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司徒雷登在不到十年之内,把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学校,建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他凭什么?首先,在教学思想上,虽然燕大是教会资助学校,但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其次是师资,司徒雷登用高薪聘请最好的教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洪谦等位,都是学界翘楚、学术精英。周作人当时是北大著名教授,也被聘去兼燕大副教授。著名的《西行漫记》作者斯诺三十年代中期就在燕大。第三,有充足的经费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燕大和美国学术界的关系极为密切,法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有协作关系,得到经济援助,可以互换教师。文学院与哈佛大学有协约,得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持。其它院系与纽约协和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等都有关系。因而燕大的经费、学术和人才交流,都是有保障的。
司徒雷登这些成功的经验,可以说是老生常谈,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对此无不烂熟于心。问题是:我们的校长们为什么不能做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大学的自主权问题,一个制度与管理问题。燕京大学的成功经验证明,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包括教育立法和体制,其次要有一个真正教育家的校长。两者缺一不可。这也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要给教育家创造机遇和条件,教育家要善于适应和利用国家教育机构的体制和资源。当前中国大学校长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教育家,或者说整个中国就完全没有教育家,关键还是在于我们的教育体制。
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机制?如何才能形成这样的机制?而本文特别关心并试图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燕京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不同于国立的北大、清华,因此,燕大的成功还向我们提供一个极为宝贵的经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如何管理民间的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如何适应国家教育体制和行政机构。这是当前中国教育急待解决的问题。燕京大学是教会资助的学校,涉及到中国国家的教育主导权问题。这也是近代以来就存在的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
早在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英、美等国传教士就在我国擅自兴办学校,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所载,到1922年时,大中小学已发展到7300余所,学生有21万多人。在北洋政府时代,舆论界即要求政府收回教育权。这样就出现了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各级教育机关立案,和教会学校的宗教性课程问题。北洋政府在1925年11月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于也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样就把教会学校的立案问题明确了。大学要在教育部立案,如有董事会,中国董事应该过半数,同时规定外国人不能担任校长。根据这些规定,燕京大学很快向北洋政府请准立案,原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请在燕大国文系兼课的讲师,实际是当时教育部次长的吴雷川氏任校长。
1935年陆志韦又继吴氏任燕大校长。但是,校务大权及向美国募捐经费等,还是司徒雷登一手包办。“校长”虽不完全是名誉职,实际也只是一个向中国政府出面的“代理人”罢了。同时,在教育方针和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这样燕京大学与国家教育行政机构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协调,在各自原则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妥协、调整。一个看似非常棘手的问题,司徒雷登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当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让燕大在办学经费、办学环境条件、师资力量三个方面,都达到一流,具有世界水平。而国家教育行政机构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本原则之外,也保持适当的弹性,给私立学校以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当前中国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于私立大学的管理是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因此导致私立大学教育名存实亡(中国现在的民办学校实质上都是公司,不是学校)。
从当年教育部的立法、行政,与燕京大学的管理模式的协调,我们或许可以受到启发。虽然时代不同,问题不同,但教育和办学的根本宗旨和方法是不会变的。因此,我想现在的教育行政机构应该借鉴这种模式,创造更好的教育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国际的资金。燕京大学的基金仍然存在,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有上百亿之巨,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燕大消失了,中国真正的私立大学消失了,这对于中国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我漫步未名湖畔的时候,经常设想,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第一,燕大用美国教授的年薪(7万美元左右),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聘到现在中国大陆高校和学界为数不多、硕果仅存的一些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相当杰出的华人学者。就是当下的“长江学者”、“跨世纪人才”等等,也没有达到如此高的薪水。因此,目前中国大陆高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等无法与之竞争的。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者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光环和头衔,所谓“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书记、部长等等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投机钻营因此在学界失去意义和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学者们自然沿着这个路向追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否则将一无所获,荒废人生。
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彻底革除高校的“官本位”痼疾,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没有一流师资,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京大学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其他大学例如北大、清华、复旦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而要高薪聘请一流的师资,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
这样,目前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世界唯一的荒唐现象——处长薪水高于教授——将不会持续,学校有限的财力会集中使用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处长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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