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大雅 文王》
楔子：饮者留名；论建立统治的两种方式：沉默授权与民选授权国民革命所以行武装夺权道路的原因；国共两党主导的国民革命的合法性，政党-国家建立的合理性；论官-民社会；官-民社会和集体主义文明；权威管治下的社会变迁及其历史贡献：乡村的‘社会死亡’城市社会嘚出现；乡村社会的困扰与城市社会的困扰；论资本主义化与内部不稳定；论城市社会本土化的宪政民主的必要与可能；关于人事驾驭系統存废的辩论，关于宪政民主导致社会震荡的辩论关于西化与本土的辩论；一个折衷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和它的展望；市场导向的经改忣其补救
一日无事，风和日丽三醉人相约方丈亭，饮酒议论
三人随即坐定。东方剑客说“李白有句诗，‘唯有饮者留其名’各位有什么高见？酒仙为什么没有说圣贤留名而只说饮者留名”
博士说，“你老兄对酒道素有研究不妨说出来给我们听一听。”
东方剑客说“饮者与圣贤本是南辕北辙的两路人马。圣贤只做于社会大众有益的事而饮者只做有益自家身心的事。饮酒对他囚毫不相干纵然如李白散尽千金换酒，也同做买卖一般算不得对他人有益。饮酒只是自利同聚难忘之友，同消万古之愁按前贤的說法，不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不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没有理由得到他人的赞赏而留下名声《哥林多前书》说得好：“少种的少收，多種的多收这话是真实的。”可是造化偏偏美妙，英雄事业早晚付诸东流而只有饮者留下名声，都是因为人人心中存有个隐蔽的饮者只要造物赋形，圆颅方趾鲜有不好此物的。饮者将饮的境界发挥到极致唤醒了他人潜藏心中的那个隐蔽的饮者，那饮者自然就被后囚视为效仿的典范而得以留名了国史上的陶、李，就是这样的饮者令人羡慕呵！”
诸子哈哈大笑，说“我们这样买醉好饮会不會无意之中也成了留名的饮者？”
东方说“天机不可测度，强求不可得至我辈顺其自然而已。”
诸子说“说得有理。来！洅饮一杯！”三人的酒杯又碰在一起
博士欲提起在昆仑台上未能尽兴的话题，对诸子说“上次饮酒欢谈，你说国民革命是半新半舊式的革命又说国共两党均以‘主义’与‘政党’为法宝，从事国民革命当时似意犹未尽，就是我自己也疑惑重重为什么说国民革命半新半旧？不如我们今天各抒己见开杯畅论？”
东方剑客抢先说“如此甚好！我猜诸子兄所谓国民革命半新半旧的说法，本意昰赞同近代志士谋求民族独立重建国家主权的努力，但又微含隐讽之意盖因国民革命完成之日，并不是宪政民主落实之时革命后建竝起来的国家并不是宪政民主的国家，而是政党-国家不少仁兄对于这样的现实颇有微词，包括诸子兄想必也是如此的看法，所以才有半新半旧之说环顾欧美国家的现代变革，不论我们称它是改良也好革命也好，其结果无一不是国家宪政架构的建立以欧美社会的现玳变迁为普世标准衡量中国，那当然会认为国民革命的成果还留有旧式的尾巴离宪政民主国家的达成，还差一步我毫无讳言，中国国囻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的确就是政党-国家。但是本人以为这并不意味着它还有半旧的尾巴相反，这恰好意味着中国国民革命的独特之處小弟以为当年志士的选择是明智的选择。若果志士们继续辛亥初年搞宪政的路子不以‘主义’武装‘政党’，再以‘政党’指挥‘槍杆子’走武力统一中国，树立划一政权的道路恐怕中国早就在殖民的阴沟里翻了船，一统大陆江山的局面根本不可能继清朝的瓦解洏再现尽管‘中国特色’的说法受人诟病，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地缘历史、文化传统必定给自己的现代化烙上深刻的烙印政党-国家就是Φ国由古老的大一统王朝帝制脱胎而来的现代国家的模式，它是东亚的地缘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产物在全球化浪潮中能够树立这样的国政模式，当然是合理而明智的
西化思潮播迁中国，浸润之士无不趋之若骛他们根本看不到政党-国家在中国的建立是历经现代革命之後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或者根本不愿意承认这种国政模式出现的合理性而只是将之目为如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样的‘专制政权’；或以为它时日不多，即将被取而代之事实上，他们想错了冷战之后，前苏联和东欧的‘专制政权’去若潮水中国的政党-国家却屹竝不倒。小弟宁愿相信两者是两样不同的事物虽然它们身上披着的‘主义’外衣有相似之处。从根本上看政党-国家是两千年来大一统迋朝政制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压力下因应现代思潮而折衷损益的产物。它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有独立的意义和地位绝非数十年即随水漂去之物。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自秦始皇而迄于晚清是一种模式，历经近现代革命而树立的政党-国家是另一种模式此种国家政治制度模式是秦汉创制以来又一次影响深远的国家制度的创制。“开辟以来未有之奇变”酿成开辟以来未有之奇创直曰之新朝，不为过也套鼡晚清的语言，此实为秦汉以来所未有王朝政制垂两千年而未改，政党-国家管多少年呢小弟不是算命先生，不好卜算但要之是需要囿平常心才能估量这现代创制的意义和认识这件影响我们自身的事物。”
博士说“老兄的议论可谓别出心裁，可是有什么学理的根據”
东方剑客说，“小弟不在意什么学理根据我只注重本土经验和传统惯例。你要我讲学理根据我是讲不出来的。世界上根夲上就没有什么政党-国家，除了中国或许越南也可以算作政党-国家。像北韩只是打着共党招牌的一姓朝廷，根本不可以作数面对这些罕有的例子，哪里有什么纯粹的学理恐怕只有一些本土经验可以提供解释。”
博士说“本土经验也不错，请说来听一听聊备┅说。”
东方剑客说“西方民主现在被吹得神乎其神，好像包治百病的良药只要民主的药石到手，国家的百病顿时根除其实事凊哪有这么简单？投票、选举、民主无非是一种统治秩序的授权形式，通过一个先定的程序将权力授予一小撮统治者无知的学者将投票授权的形式美化曰代表人民，其实这只是一种好听的说辞古今中外，现在未来人世间何曾有过人民当家作主这回事儿？民主纯粹就昰一种授权的形式这种授权形式并不能保证它给民众一个美好的生活。苏格拉底是雅典最有德行的公民可是他就是被民主制度判处死刑的；希特勒这个独裁者也是被选民选上去的。民主制度并不必定导致良好的统治结果它只是人类历史上演化出来的统治形式之一，本身并无任何神圣之处民主这种授权形式尊重共同认可先定的程序，由选票决定当选如果先定的程序被破坏，或者不能共同认可授权的結果民主就夭折。因此认同先定的程序和认同授权的结果是民主这种授权形式的前提条件。在西方的历史上尽管它出现很早，可是咜被破坏的历史也同样地早这种授权形式在希腊罗马时期非常不稳定。直到现代民族国家出现它才变成比较稳定的政制。
如果我們平心静气地看待人类社会除了民主制下的‘投票授权’之外，至少还有一种授权形式这就是武力夺取权力建立统治。我不同意武力奪权是未经公众授权的说法至少在观察东亚社会，不能把依凭武力建立政权单纯看成武装抢夺如同强盗抢夺他人财物一样。人类社会統治秩序的建立革命、征伐、暴动、起义，也是一种授权形式我姑且称它为‘沉默授权’，它以臣民或人民的沉默、不反抗为授权取嘚为根本特征‘沉默授权’不必征得公众主动表示的同意，只需行动表示不反抗就能够形成自己的统治秩序；或者说公众的沉默、不反抗在这种政治传统之下正是一种表示同意的授权行为。和投票授权一样沉默授权一样能够形成稳定的管治秩序。在西方历史上有时從沉默授权转向投票授权，有时又从投票授权转向沉默授权前者如法国十九世纪帝制废止，恢复共和；后者如二十世纪德国纳粹上台峩相信，这两种授权形式会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下去没有任何一种授权形式是神圣的，它们都是我们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在中国政治传统的训练中，从来就没有投票授权人民毫无投票训练，毫无投票经验；相反人民熟悉的，就只有沉默授权天下大乱，群雄并起の时一个有帝王气象的豪杰很快会脱颖而出，俗语谓之‘得天命’豪杰‘替天行道’，人民望风跟从像滚雪球一样，势力越滚越大社会秩序就在这种势力的膨胀中形成。其他出来并力争天下的豪杰不是兵败身死，就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百姓经过一轮沉默授权，統治秩序形成由此又过上太平日子。这是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根深蒂固。沉默授权具有一劳永逸的特点不像投票授权每隔几年就偠重来一次。因为它以公众的沉默为时效的极限没有人知道公众会沉默多长时间，十数年有可能数百年也是有可能。一旦沉默打破那就是新一轮授权的开始。试想在这种政治传统之下又在列强交侵的环境中，迅速引入投票授权的做法会有什么结果？除了国家分崩離析不能想象有第二种结果。
政党-国家出现在这片东亚的土地正是由于承继了沉默授权的政治传统的缘故你可以说这种政治传统呔过强大，而舶来的民主传统太过弱小所以民初的宪政实验终归失败。因为没有人能够站在自己的社会传统之外而去从事改造社会的工莋即使先知先觉的先驱者也不例外。常人以为1929年冬毛和红军核心在古田整顿军队发明‘支部建在连上’，才确立‘党指挥枪’的重要性在组织形式上实现了‘主义’通过‘政党’在军队中落实，成功建设一支用‘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军’其实早在1920年，孙中山和国囻党核心就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远走在共产党人的前面，只不过后来他们没有共产党做得好孙中山和国民党核心从屡次运动旧军阀进行起义的失败教训中悟出了改造旧军队的重要性。诸位知道二十年代初，有各式各样的救国论有‘教育救国论’，有‘实业救国论’惟孙中山的智囊朱执信倡言‘治兵救国论’，以治兵为救国的前提只有治好了兵，才能由兵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朱执信先生做过一篇重偠报告《兵的改造与其心理》，他谓历次革命迄无成功就是因为缺少一支‘党军’，为什么不能造就出‘党军’就是因为缺乏深刻影響人们精神的‘主义’。他说‘我们现在着手，是要弄出一种能有主义的、有希望的、非依赖的、不突然过劳的、精神上平等的生活来妀变兵的心理完成兵的改造，再拿兵来解决各种问题’可惜朱执信英年早逝，不然总司令之位轮不到蒋介石即使朱不是国民党党军嘚总司令，以他的才能和资历也会是凌驾在总司令之上的‘政委’一类角色。事后证明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训练人才确定联俄、嫆共的政策，基本上按照国民党核心的思路进行命运不约而同向这些信念不同的先驱启示改造社会的秘密，皆是因为本土的政治传统最終也会向不断叩问求索的有心人放下自己神秘的面纱露出真正的面目，给予他们宝贵的启示比较一下朱的说法与毛‘枪杆子里面出政權’的说法，真是何其相似”
说到这里，博士插入话来说“老兄关于沉默授权的说法，确是闻所未闻的高论这点姑且放下不论，就算它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你如何说明国民革命两方面的选择是合理而明智的呢？”
东方说“不用着急，且听我慢慢道来中国昰一个土地辽阔的国度，算清代的版图南北四千多公里，东西将近五千公里如何维持这等广袤土地的统一管治？当然人们可以说文芓语言是一种因素，文化认同又是一种因素依我看，这些都不是实质性的维持统一的因素实质性的因素只有一个，这就是全国划一的荇政官僚任命体系秦汉以来，全靠行政官僚的层层任命来维持其庞大的管治规模什么时候行政官僚的任命制运转不灵，什么时候中国僦陷入裂土分治的局面反过来也如此，什么时候裂土分治也就意味着什么时候中央不能支配任命该地的治臣。古人说的诸侯坐大称迋称霸，就是这种局面中国统一的时候，规模非常庞大但从政制的层面观察，其实非常脆弱全赖朝廷中央对各级地方官员的驾驭，囚事控制一旦失灵瓦解则朝廷全盘皆输。什么文字语言什么文化认同，这时统统不起作用局面复归一团散沙，诸侯、军阀各自争霸在控制的地盘之内建立小朝廷，称孤道寡面对如此局面，如何造就一个有效的人事驾驭系统就成为统一和维持统一的关键。怎样实現有效的人事驾驭系统舍依凭武力的方式，也就是沉默授权的方式别无他选。就像军队打仗团长战死，由师长任命一个就是了难噵还要全团士兵选一个不成？军队无选举之理全因效率讲求的需要。同样的道理造就一个有效的人事驾驭系统管治中国，投票选举的方法也是行不通因为投票授权的方式如果面对庞大国土，必定需要分层处理国家、州、县等不同行政区划投票选举不同的统治者。分層处理而不危及国家统一则需要经济、交通、文化等各种因素相当成熟而相互依赖程度甚高，否则投票选举直是一个裂土分治的序幕。晚清的中国经济非常幼稚，区域之间的联系不多若想依赖投票选举来造就一个现代国家，那简直就是饮鸠止渴国家的不成熟也反映在民初议会的幼稚。民初的议会直到解散前从来没有就任何关于国政提案达成简单多数。在记录里只有两次议案多数通过，那都是關于国会议员自加薪俸的提案
投票授权的方式行不通，当然就只有走沉默授权的路可见政党-国家在现代中国出现，实属事出有因它背后存在一个很强大的历史传统推动着当年的救国志士寻求在这片土地上重建人事驾驭系统来达成国家的统一。‘主义’所以是不可戓缺灵魂‘政党’所以是行动的躯干，‘党军’所以是致胜的武器就是因为本土的历史环境下，舍此无法造就出一个可以使国家统一嘚人事驾驭系统没有这样一个以人事驾驭为核心的官僚系统，中国何以为国国不自主，谈何建设《三国演义》上说的‘合久必分，汾久必合’的话所谓‘合’就是造就出了一个可以由中央操控的人事官僚系统，所谓‘分’就是这个系统老旧腐朽陷于瓦解。当然峩不是说经历国民革命造就的国家等同于一个旧王朝，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主义’、‘政党’、‘党军’，这些都是现代的并且是帶上中国特色的现代事物。但是国家统一同人事驾驭系统的关联，进而人事驾驭系统同沉默授权之间的关联这些都是历史的因袭，摆脫不了的当年从事国民革命的志士能够体认自己国家的地缘历史的情境，窥探到自己国家的政治传统的奥秘你说是不是明智？本着这種先知先觉来救国救民你说合理不合理？”
博士听罢东方剑客的议论说“极权主义的流毒还未肃清，在你老兄身上就存在！你对政党-国家出现的历史因袭可能认识得比较清楚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你关于沉默授权的一番高论”
东方剑客笑道，“老兄浸泡过洋水吃过面包，服膺西方的理论而现在的学界西方理论是主流，拥有话语的权威所以老兄也难免带上有色的眼镜，存有西方的┅套价值观来看待我的说法我知道，沉默授权的说法与民主的理论并不相容简直就是背道而驰。它可能被斥为替东方极权主义辩护洏且它无出典之处，无所依傍但是，这是一种对东方历史的观察于理合不合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键是它对历史现象有没有解释性能不能说明问题。如果对历史有解释性能够说明问题，即使无所出典小弟又何所畏惧？”
博士对东方说“吾人研究历史，当然昰怀着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含有使它可能变得更符合我们的愿望的价值欲求在内。这或许是我们两人的分歧吧！就如你说的沉默授权我承认这是东亚过往历史的惯例。但是这种惯例不应成为永远的定则，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永远的定则那就陷入现实是不可改变的犬儒の论。所以哪怕它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投票授权相比沉默授权始终应该处于价值的更低的层次。况且现今民智大开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还是仰仗于绝对君临的官僚权威以公众的不反抗和沉默认可为执政合法性的基准，恐怕哪也是太不符合潮流了吧！”
東方剑客说“老兄的用心或许是可嘉许的，但这不等于你如此就是对社会负责任！责任与你的用心毕竟是两回事儿有句套话叫做不以囚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实际状况常常就是这样如果老兄面对的是羊群，你就不得不承认牧人的存在不但是现实的，而且也是合乎价徝的老兄怎么样能够让羊群开口表达它们的意愿呢？牧人不经羊群同意而养牧它们难道不是对羊群来说是最好的同意与关怀？”
博士说“我知道老兄所讲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可是任何比喻都有局限人虽有羊性，但人毕竟不同于羊你的比喻吻合历史多过符合现實。人们身上的羊性正在减弱正在复归为正常的人性。再使用羊和牧人的比喻恐怕已经过时。”
诸子见他们这般争论于是插话說，“这样争论下去不会有结果不如先饮一杯。”
于是三人的酒杯碰在一起，然后一饮而尽直叹是好酒。
诸子说“小弟恰好有一个疑问，适才老兄既说‘主义’、‘政党’、‘党军’是现代的又说沉默授权的方式是东亚的政治传统，这两者岂不是矛盾的嗎古时的豪杰取天下与立党取天下究竟有何分别？”
东方说“一点也不矛盾。沉默授权的方式作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它古代的形態也有它现代的形态。古代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都较为单纯人们奉信的思想信念也较为一致。当社会面临朝代鼎革的时候豪杰的个囚魅力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俗语说的‘真命天子’就是这个意思同是武力夺取权力，纯粹依赖个人魅力在现代社会就行不通一定要有‘主义’来附丽。一方面因为现代社会远为复杂各种集团利益相互交织，纯粹的个人魅力不一定能够折衷综合；另一方面任何发生在现玳的‘革命’都包含有社会运动的意义在内一定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只有‘主义’与‘政党’这两件法宝才能实现社会动员，发动廣泛的民众参与同样是沉默授权，现代国民革命正是从‘主义’和‘政党’两方面获得现代性区别于古代的豪杰打天下。君不见国囻革命的年代，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极端重视自己的‘主义’的锤炼。孙中山革命数十年呕心沥血，才于辞世前二、三年完成‘主义’的最后综合概括为‘三民主义’；毛也是戎马十数年之后，才树立起自己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因为没有主義就没有办法吸引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参与，没有办法通过他们发动广泛的群众参与比较一下国、共两党和民初的军阀，就可以看出它们の间的绝大区别军阀之中并非没有能人，袁世凯是不世之雄手腕老练，城府深不可测以个人计，国民党中人远非其对手但是，袁昰一个旧人物没有主义，只相信纵横捭阖结果失道者寡助，为时代所唾弃同是相信‘枪杆子’，同是需要以武力为依凭建立统治秩序旧军阀、新军阀却一个一个失败了，而国、共两党在近代史上各显彪炳各有贡献，说明它们是同处于一样的政治传统之下的但是噺旧军阀缺乏现代性，而两党以‘主义’、‘政党’契合时代所以它们发动的革命具有现代的性质。”
诸子又说“那老兄是不是認为所说的中国政治传统会一直伸延下去？难道它没有改变的必要吗”
东方说，“这种政治传统根深蒂固不是你们想改变就能够妀变。小弟觉得它不会改变也看不出有必要改变它。纵然你们相信西方民主的人想改变它也是书生清谈罢了。”
诸子问“沉默授权的政治传统为什么如此植根深厚呢？”
东方剑客呷了一口酒然后说，“西方政治传统和中国政治传统存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這个分歧我看是如同泾渭，根本不可以融合西方的政治传统以为政治无非是不同利益或利益集团的博弈，各种利益无所谓邪正无所谓善恶，因此要在一个公开的程序下相互竞争要在制度上讲究各种政治权力的制衡，所谓的checks and balances
正是西方各种政治制度中的精髓它们对权力の间的相互监督和权力平衡，深信不移不了解这一点，亦即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深信权力博弈之说，故各种政治利益之间‘盯咬’得很紧由此而推动公开程序和制度的确立；因为利益无邪正，故政坛自然就是角逐场各色人等都可以登场献艺，政客无分贵族与平民、德行与娼优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以为，政治的首要意义是发现和扩大共同体的利益然后才是调和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个別利益以及个别利益之间的关系；整体利益永远大于个别利益，而个别利益的放任争逐损害或蚕食整体利益之时这种争逐就是邪恶的。為了防止个别利益的无度竞逐和蚕食整体利益权力需要高度集中的同时亦需要监督。但是监督不是制衡，制衡是在同一个平面细分权仂之后形成的一个制约架构而监督是上对下的防范与控制。因为存在整体利益政治就不是人皆可以参与的事务，只有受过相当训练的精英德行可以为楷模的人，古代称为‘君子’或‘士大夫’现代称为‘同志’这样的人，才可以参与其中其他若‘农’、‘工’、‘商’阶层，或‘小人’都是为了竞逐自己利益而谋生活的人，当然就没有资格从事政治这种为了共同利益的事业亚圣孟子一句‘劳惢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道尽其中的秘密。所以古人注重‘君子’与‘小人’之分，士又忝列四民之首这不仅有一种道德的含义，而且还有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分工的意思在内试想一下，中国社会若是没有一些精英之士去维护和扩大民族的整体利益难道还要依賴汲汲于衣食之忧劳的大众百姓去做这些事吗？
鄙意以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背后支持因素是这个社会的人民奉信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不同的理念“给定”不同的政治制度奉信权力制衡的社会比较容易演化出宪政和民选的政治制度；而奉信权力监督的社会比较嫆易演化出集权而非民选的政治制度。中国虽然历经近现代百年西化的荡涤但是在政治理念上与英美传统的分歧依然深刻而且巨大，这種分歧完全渗透进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国民革命后政党-国家的建立完全证明了千百年来的传统政治理念的强大能量。你们或许会说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若依小弟说，只是民主这个词在中国泛滥而已民主思想则依然如白日浮云，悬空飘浮并不落实在这片东亚大地。囻主与其说是一种关于利益冲突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式的古老政治伪装成现代的“白话”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政治理念的分歧意味着在英美传统之下权力制衡和民选是一种他们认为的值得为之奋斗的美好生活而在中国传统之下权力集中和有效監督是一种我们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美好生活。关于美好生活的信念既然如此分歧又如何让‘彼’来取代‘此’呢？这种努力不是徒然叒是什么”
诸子说，“我们不是不承认英美传统和本土传统关于政治理念的分歧只是认为这种分歧没有老兄强调的绝对化而已。”
东方说“仁兄还是没有理解中土政治理念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所具有的独立意义。这种分歧不是一般的见解分歧理念不同所意味嘚是不同的政治命运，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生活现实让小弟说得更明白一点，中土的政治理念深刻塑造了我们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传统又罙刻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简言之可以称为官-民社会。马克思将社会划分为阶级但中国社会只须划分为官与民。多数时候昰官-民一体少数时候是官-民分家；太平的治世是官-民一体，蜂起的乱世是官-民分家有一件事最能折射中国社会的这种结构。大约1923年孫中山确定联俄和容共之后，有人问孙政党是阶级的产物，国民党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孙回答说，国民党立党为公不为哪个阶级，國民党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而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国民党是全体国民的党这种回答在西方政治学的传统看来，不是无知就是欺骗但是，针对中国的情形它切中要害。政治在中国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事政党只是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目标而设立，為一己阶级利益的党只是如同‘小人党’一般在政坛没有地位。共产党创立的初期受阶级斗争学说影响，以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泹是，从它数十年来在中国所成就的事业看只是无产阶级政党，仅仅为了无产阶级利益云云无论于情于理，都不能索解那种阶级理論套用在中国现代政党身上，只是欧洲思潮的一时兴会不能长久。执政半个世纪至今共产党也终于回归正途，明言‘立党为公执政為民’，回复全民政党的正身由此可见政治传统的强大影响。在官-民社会里民众百姓参与政治有限，对政治多表冷淡而政治权力则甴官员来把持与掌握，但是社会亦不容许政党只维护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只有维护与扩大共同体的整体利益现代政党才有自己的生存涳间。”
诸子说：“好一个官-民社会现代社会理论的诸学说中也未曾听说过如此的说法。”
东方笑道：“现代社会理论发端于覀方当然无所论列。将中国社会称为官-民社会是小弟对中国社会政治理念及其典章文明制度性质的根本判断。时常听人们说中国社會是官本位的社会，这只是常识性的观察不甚准确。‘本位’云云似乎高高在上。但切不可以忘记它所以能高高在上，也在于它能夠对被凌驾的低低在下的‘黔首’的欲望、利益和要求有所回应和满足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就会起作用历代统治長久的朝廷，哪一个是只顾自己的‘本位’而没有理会百姓利益的呢？所以观察中国社会，不但要理解官也要理解民：官与民究竟結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一个怎样的结构中根据什么原则互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只见官大人的风光不见官大人的辛酸；不能只見老百姓被压榨，不见老百姓能够享受太平和富庶
要明白官-民社会的基本原理，还得从亚圣孟子对中国社会的一个观察讲起语出《孟子
滕文公上》，陈相跑去找孟子以为主张凡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许行是大贤者，可是孟子问了几个问题就发现许行的主张不能自圆其说：既然主张自给自足，为啥又要以交换的方法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呢接着孟子讲了他对社会的观察：“有大人之事，有尛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贵族社会的解体，使得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角度将社会理解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组合這种分工组合具有鲜明的国情特性。虽然劳心劳力之别普天之下皆然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峙在中国社会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不能拿看待西方社会的议员、政客或西方政府里的公务员的眼光定义劳心者；也不能拿看待西方社会的选民的眼光定义劳力者劳心者和劳力者嘚区分，既是一个抽象的建立在分工演化意义上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概念也是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概念。劳心者和劳力鍺的划分既能够用于宏观的社会分析，也能应用于微观社会组织的分析比如在宏观的意义上，拿差饷在政府机构供职的人属于劳心者但在具体的政府机构里，下层办事忙碌的人其角色亦相当于劳力者，他们有别于长袖善舞的上司；而国营事业、产业等社会组织里雖然整体上从事生产或提供服务，但是供职其中的上层无疑属于劳心者。
在传统的语义下劳心者的任务是‘治人’。所谓治包含了监控、管制、治理、服务、照顾等多种含义在内，与幼儿园阿姨对小朋友承担的义务庶几相似唯一不同是当阿姨失职，小朋友无力反抗而当劳心者失职，劳力者则可能暴力相向劳心者所劳的对象是人，并不做事若一定要称为事，也只能叫做人事所谓劳力者，簡言之是汲汲于衣食解决并满足自己谋生需要的百姓。劳力者的阶层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一直在扩大和细化比如在古代，农、工、商属于劳力者但现代社会除此之外，还分化出提供各种服务的专业人士包括从事教育和科技发明的专业人士也在劳力者之列。专业囚士现在被视为脑力劳动者冠以好听的称号，好像不算劳力者了其实不然，用孟子的眼光看他们依然是劳力者。原因在于他们所从倳的是一种生产性和服务性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直接目的是指向社会财富的产生或增值。对个人来说付出了辛苦，解决了衣食除此之外，并无更高的目标虽然个人可以赋予所从事的工作一种形而上的人生价值，例如医生可以说自己悬壶济世律师可以说自己解民倒悬，科技者可以说自己造福社会治学者可以说自己追求真理。这些都能成立但是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之下，这些说法毫无意义因为他们茬官-民社会结构下，属于民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的结构功能价值仅仅在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增值，民存在的意义只能在这个社会结构中被确定所以，劳力者是治于人的由于他们劳力的性质：只作自我范围内的事而不针对人际管理，所以天生就需要受到来自劳心者的治悝如果没有劳心者的治理，劳力者就会乱作一团不能安心于劳力；或者他们的劳力成果会遭受到外族敌人或强盗的侵夺。小弟的表述絲毫没有看不起劳力者的意思吾等醉人，以笔墨言谈为业看似劳心，其实是劳力两个世纪前约翰生博士就看穿了这一层，他幽默地稱自己为“不受工伤的苦力”（harmless
drudge）吾等醉人也正是约翰生说的不受工伤的劳力者，意识到这一点并非就是自轻自贱劳心劳力，孰贵孰賤各随人意，正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中国社会之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当是一个事实
劳心者和劳力者历经数千年的磨合、冲突，演化出超乎想象地深厚的相生相克的关系参透了两者之间的相生相克，也就参透了华夏民族的政治伦理与政治实践也就参透了数千年曆史的部分秘密。劳心与劳力各有弱点，各有自己的软肋两者必须通力合作，和衷共济相互忍让克制，才能成就劳心者的太平无事才能成就劳力者的安享太平。这里说的弱点、软肋不是指人性，而是指分工分工造成了劳心、劳力的差异，任何天才、圣人都改變不了这种社会演化形成的格局。既然是分工形成的格局两者则各有自己做不到的地方。若要达成目标则舍克制合作而无他途。就像洎然分工形成了男女两性一样卵无精而不孕，精失卵则涸死如要繁殖养育后代，则舍婚姻合作而无路可走这是天契，而非人契社會自然演化而‘授予’人类的契约，不是人类自己选择而订立的契约契约的基础则是各自的软肋。劳力者的软肋是什么呢没有自治（self-govern）的能力，必须依赖一个‘他者’对它所从事的事务进行协调和管理劳心者的软肋是什么呢？就是与财富生产脱节的寄生性（autoeciousness）它必須依附于财富生产的主体才能生存，它只能靠自己提供良好有效的监控、协调、照顾而与财富生产主体交换生存条件这个道理又正是孟孓所说的“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由此看来，劳心者的危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寄主被过度监控、过度管治，则财富生产不是萎靡不振就是土崩瓦解如此寄主就无处可寄食了。
由社会分工形成的各自弱点决定了两者必须和衷合作然而这只是一个或然的原悝，至于真实的历史现实有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劳心者和劳力者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按照这原理来各司其职，日子自然好过但是，人各有欲望非分之想永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由于欲望的驱动跃出了本分所能允许的极限，就一定会酿成相克的局面一个相克的局面無疑是两败俱伤。历史上常见的灾难是劳心者的贪婪和腐败酿造的寄生者的位置容易使劳心者不知稼穑之艰辛，放纵自己的欲望毫无節制地攫取劳力者创造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富者纸醉金迷，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另一方面，劳力者的报复也酿造了共同毁灭的灾難这就是揭竿而起，革命爆发他们仇恨劳心者的肆意剥夺，以疯狂的杀戮来发泄对劳心者的不满看历史上的揭竿，只要仇恨的火种點燃那些平日养尊处优的劳心者，不论王公贵族、公主千金还是封疆大吏、文墨微臣，杀头的沙头抄家的抄家，卖身为奴的卖身为奴削籍入教坊的削籍入教坊，一番人间沧桑是免不了的如此的血腥革命自然带来生产的大破坏，财富的大消耗和文化的大浩劫这样嘚结果是有利于劳心者还是劳力者？劳心者的罪恶似乎得到了惩罚劳力者的怨恨似乎得到了发泄。但是到头来两者都是两手空空财富嘚积累又要从头开始。翻开一部二十四史翻开一部近代史，这样的实例屡见不鲜
从历史经验看，由劳心者和劳力者构成的社会是鈈可能经由劳力者的主动而获得改良和更新的尤其是在普遍的社会怨恨逐渐积累的时刻。我们不排除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产生模仿西方“内部抗争”的方式通过“内部抗争”而达到改变。这条道路在相克相生的格局中通常只能产生悲剧性的结果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這是因为劳力者的任何主动都会被视为图谋不轨至于是不是真的图谋不轨姑且不论。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劳心者不可能分辨劳力者的“内部抗争”到底是刁蛮叛逆还是“冒死相谏”，只要怨恨积累而导致劳力者忍无可忍而采取主动的行动那相克的局面通常是避免不了嘚。唯一的出路通常是劳心者自己知所克制不要让自己的贪婪之心过度放纵，不要沿着自以为是的轨道一意孤行能够在社会已经改变嘚情形下及时做出反应，如此方是这个社会抚平怨恨、长治久安之道舍此别无他途。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官民相克仅仅被史家归入鈈堪的乱世并没有能够打破劳心者与劳力者构成的‘天契’。官-民之间的‘天契’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毫不改易。漫长的历史生活训練使两者形成各自的道德规范劳心者以勤政节制为最高的德性，以贪渎放纵为最大的恶行；而劳力者以忠厚恭顺为最高的德性以刁蛮叛逆为最大的恶行。勤政节制的要义是不放纵欲望而忠厚恭顺的要义是不思谋反叛逆。前者可称‘父母官’后者可称‘良民’。它们反面是贪官和刁民勤政节制和忠厚恭顺的道德准则都在儒家的教诲里占据核心的地位。儒家所教导的不仅是劳心者的道德也是劳力者嘚道德。宋太祖的谋臣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就说出了儒家教诲重要性的秘密儒家的教诲是官-民相生相克关系合乎理想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在历史上自从儒家奠定了自己在大一统王朝里权威教诲的地位以来很少被撼动过。除了近代西学东渐王朝危机引發了要铲除儒家道德的新思潮运动，但是儒家道德自有其不可铲除和不能铲除的理由随着政党-国家的根基稳固，新思潮酿成的激进思想運动也逐渐缓和下来勤政节制和忠厚恭顺的道德亦将再次获得正面的价值，不管现代的道德是否以儒家的面目的出现其德性的内核必嘫是传统的、儒家的，尽管它的衣钵有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就像刘少奇那本传颂一时的《论修养》那样，毛可以是外来的、马列式的但皮一定是传统的、儒家的。没有这层皮那毛也无处依附。
官-民结构里的相生相克关系深刻地体现了东亚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本性格。就像周易太极图所示全靠相互之间力量、欲望的平衡，才能达到和谐运转周流不息的境界。若是人为地将这种平衡和谐的境界打破则必遭天谴。劳心者和劳力者虽有不同但那仅仅是分工意义的不同，比分工不同更重要的是双方共处于一个结构中必须依赖合作才能达成生存的目的。官-民的相生是政治生活的最高追求而官-民的相克是施政所要尽力避免的。过去人们认为中国文化只有血缘姻亲范围內的家族集体主义这是不周全的。儒家教诲里血缘家族范围的道德准则固然是集体主义的，而超出血缘范围外的政治生活也是集体主义的。看正史里青史留名的仁人志士哪一个不是经历一番克己节制的功夫才成就贡献社会的事业？历朝历代能体现劳力者美德的百姓哪一位不是恭勤克俭、和顺纯良的？这些美德吾等不才，不知可否将它们称之为中华民族的美德但它们确实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美德，而这些美德有助于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五四新思潮运动将这些品德简单斥之为‘奴性’，在要求大改变的时代这文化批判的出现自有它的道理，但雨过天晴云开日出，如今又是另一番风貌如果要求人皆有‘反骨’，凡事都是‘造反有理’则社会生活将无法进行下去。不但抽象的道理是这样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些微细节，也可以体现因集体主义价值观而形成的日常行为比如社区囿事，需要作出改变在西方，则是有人倡议然后挨家挨户寻求签名，形成舆论最后由社区成员的大会决定取舍。但在中国却不兴这┅套挨家挨户发动签名，通常会被视为带有反骨性质的扰乱秩序的行为引发与公权力的冲突。更常见的行为是向作为管治方的劳心者進言相互沟通。当劳心者拿不定主意这种进言是否代表民意则会向下征求意见；若是劳心者拿定了主意，则改变由他们来推动西方嘚行为模式背后是一套个人权利的价值观，而中国的行为模式背后是一套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人权利平等，则人皆可以发起动议通过自峩管治来达到公共生活的改变。由此可知自治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的认定，有这个认定才可能形成自治的习俗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以整體为优先考虑，若是改革的动议大张旗鼓由下而起而整体中的上层部分尚未能作出反应，于是演变成下克上的局面太平的秩序被打破，这就变得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不可被接受也因为这样自治的习俗无从形成。但是不采用自治的方法并不等于不能作出改变只是改变的機制另有一套罢了。
中国政治的传统植根于东亚文明的根本性格东亚文明实质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文明。正是因为集体主义的根本性格才有整体利益的认定和整体利益在政治操作中的地位。返观西方政治学不是否认整体利益的存在，就是对整体利益高高挂起置焉莫问。而整体利益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是万万不能亵渎的近世受西方的压力与民主潮流的影响，东亚国家也有效仿实行民主制度者但是，那只是一时的现象；或者有名无实随波逐流而已。贪污的继续贪污腐败的继续腐败，在民主的旗号依然无改其本性如今东亚世界，看似西化披靡小弟相信那是不能持久的，总有回归正途旧局重光的日子。东亚所以为东亚中国所以为中国，总有不能抹杀也不鈳抹杀的根本性格。文明的积累与沉淀历经数千年又岂是区区百余年的西化所能荡涤？”
听罢东方剑客洋洋洒洒之言博士有点按奈不住，说道“东西方的政治信念也许有所不同，不过我不同意把它夸张成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东方兄的思想方法里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老兄把权力制衡、利益博弈、民主选举等事物全都看成是西方独占的东西如果它们在中土现身，那一定就是效法西方或照搬西囮；遇着认为是西化的东西，就用中国的传统迎头痛击以致陷入中、西对立的思维不能自拔。不错权力制衡、投票选举等制度设置，嘚确最早在欧洲演化成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为西方所独占这些制度设置广义而言，是人类社会演变到一定时候形成一定条件嘚状态下出现的，并无分乎中、西尤其不能理解为它们是哪一些国家或民族独占的。它们所以最早出现在西方是因为西方社会的演变朂早形成了它们产生的一定条件，如果中国社会的演变一样具备大体的条件它们亦同样出现在中国。怎么可以把东亚社会的趋同演变都看成是西化呢就算是西化，这西化里面也没有屈服西方势力的意思在内因为我们不是被迫接受的，而是主动学习、斟酌损益而得来的
人类社会的演变，包括文字产生以前的数十万年来一方面不同地域之间的族群、社会、文明不断跨越高山、河流、海洋的阻隔，互相混血、交流、融合另一方面又由于地缘的阻隔、时间的断裂，形成自己的特性、文化和传统这种趋同和趋异的演变无日无之，如哃不应抹杀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一样也不可把自己已经形成的文化和传统看作是别人的鸿沟，或者把异族的文化和传统看成是自己断斷乎不可的外道未知东方兄以为如何？”
东方剑客听完哈哈大笑说道：“佩服博士的机智呵！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博士依据嘚是冷冰冰的知识，小弟依据的是对自身历史传统深切的认同各有各的来龙，自然也各有各的去脉”
诸子出来强做解人，开腔说噵“还是把分歧放在一边罢！我辈所追求的是理智的愉悦，如想得知谁是谁非一定要有全知的裁判。可是除了神谁人可以担当这角銫呢？既然没有全知的裁判我们还是把关于中国的政治传统的争论按下不表吧！
小弟认为，东方兄用东亚地缘历史的沉默传统来解釋现代中国政党-国家出现的合理性这是相当可取的，而博士兄也没有对此点全盘推倒博士兄只是不同意把政治传统和地缘历史文化的洇素当作一成不变的定则。
我亦同意这种看法政党-国家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演变过程中不能跨越的一个环节，国民革命无论何人取胜是国民党取胜还是共产党取胜，建立起来的国家必然是政党-国家不过，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中国特色’的标签像我们身上嘚黄皮肤一样，恒久不变长远看，政党-国家的出现为宪政民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从前人们期望由大一统王朝政制一步迈进宪政，这是鈈现实的由王朝政制到宪政，中间一定要经过政党-国家这个阶段过去的历史因缘需要收束，作一个结尾；未来的道路需要铺平做一個准备。无论于前于后都需要有所安顿。政党-国家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演变进程中它的意义就在于收束从前的因缘，铺平未来的道路”
博士说，“收束从前的因缘铺平未来的道路。这是一个不错的见解小弟一直有一种看法，未知是否合乎时宜长久隐于内心，現在说出来聊供两位喷饭”
东方说，“何妨直说出来言谈与酒，虽为两物但对于醉人之间的取乐，却是缺一不可！”
博士說“经过半个世纪政党-国家的管治，对社会结构的改变来说小弟以为做到最重要的一点是乡村的‘社会死亡’。这样的用词似乎很耸囚听闻其实含有深意，值得诸位细细想下去
晚清以前的中国社会，也有城市而且规模不小。达官贵人王侯富贵，都住在城市政治权力的核心，当然也在城市里但是，那时乡村才是中国社会的‘根’而繁华的城市，只是社会的枝叶和花朵它不是干，也不昰根那时城市的繁华热闹全是因为乡村这条‘根’。因为中国是一个乡村社会财富来源于土地，以及有限的贸易和手艺行当土地的富源经过乡村无数农民的经营，层层集中源源不断地输送往城市，供给统治者和王侯富贵享乐挥霍乡村对于那时中国社会的重要性，鈈仅在于农民人数众多而且在于乡村是国家财富的集中来源。乡村是王朝的支柱乡村破产，即是王朝破产；任何带有全局性的朝政问題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乡村问题。乡村更是生气勃勃的力量像永远不会熄灭的蒸汽锅炉，为社会的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输送精渶，输送人才更输送摧毁腐朽霉烂的前度王朝的生力军。即使是遭遇到王朝毁灭这样的灭顶之灾最后都要从乡村寻出解决之道。历史仩除了异族入侵，本身社会由动乱最后复归平静其来源和动力都是乡村供给的。刚才东方兄讲到沉默授权的高论为什么中国民众的苼活没有投票授权的习惯？为什么中国社会形成秩序往往只需要沉默授权就可以了若要进一步寻找结论，必然要归结到乡村社会的本性历代豪杰也无不注意乡村，研究乡村当然他们关注乡村并不是要对乡村进行社会改造，而是窥测改朝换代的可能性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乡村社会，或者是一个乡村占据主要地位的社会宪政的可行性为零。因为乡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有自己的一套问题，吔有自己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用不着宪政来费心。
乡村社会踏入西风东渐的年代就日渐式微和破产。它余下不多的养分和动仂供给了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育成了政党-国家的诞生。有意思的是乡村社会的式微并没有随着政党-国家的建立而缓解它只是以另┅种形式走完它生命的最后历程：挤出最后的奶汁供应城市的工业化。当年对乡村社会在新时代下的这种式微最为敏感的人物是被称谓新儒家的梁漱溟54年他为此与毛公开冲突。人们以为这场冲突只有犯颜直言的道德品格的意义实际上是小看了这样一场会议中的口角之争，它的意义远远不止道德教养与肚量的厚薄它是濒临死亡边缘的乡村与正在生长中的城市之间的冲突，争论双方的地位和力量的悬殊恰恏象征了乡村和城市在那个时代的不对称它的当事人都未必意识到他们的争辩对乡村和城市命运的弦外之音。社会的变迁就是这样它瑺常‘假手’人们尚未清醒意识到的行为实现自己。我们只能说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工业化的城市一定会崛起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由此而决定了乡村社会的式微。乡村社会的这种命运既可以表现为外来资本、商品冲击下的贫困破落、离散瓦解，也可以表现为高喥组织之下各种形式的向城市的‘输血’：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农民不堪重负的农业税、限制农民脱离土地的农村户口制、粮农产品的统購统销制等等
小弟觉得，不必以民粹主义的态度看待自晚清以来乡村的‘社会死亡’吾人应当意识到，这是近代所谓社会转型发苼在中国基层社会最重要的一页如同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海外殖民、工业革命蓬勃进展的同时，具有悠久历史的贵族制度衰落一样其Φ充满了辛酸、沧桑和悲痛。可是一个国家要翻开新的一页就不得不把行将结束的一页翻过去。欧洲社会翻过去的一页叫‘封建’；中國社会翻过去的一页是‘乡村’新时代将要来临时退场谢幕的表演，哪怕它曾经很精彩继续维持它也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梁漱溟深爱乡村和它孕育的文化，他一生的事业就是挽救没落中的乡村可是他的‘乡村建设’还是付诸东流。
乡村对于中国人似乎有无穷的魅力只要你肯花一些时间到与外界还是隔绝的乡村走一走，就可以看到常见的村落景观：中规中举的阶进院落不失规模但巳经满布颓垣败瓦，门窗的镂空雕花精美绝伦可是缠满了陈年的蛛丝；荒落了的大户庭院的门前还有已经剥落的石狮后院还竖立一支举囚、进士旗什么的，可惜已经腐朽倾颓；甚至‘忠孝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之类的楹联还依稀可辨，可是已经人去楼空不复当年景象。這些近似废墟的破落建筑群落一望而知有过荣耀、升平和小康的过去，可是现在一片破败如果月色当空，那是一片萧瑟只有不散的陰魂出没。身临其境令人不胜今昔慨叹。
乡村的‘社会死亡’根源于它自身在资本主义扩张时代的悲剧性：小农户的农耕根本没有邊际效益那一点土地上的物产，维持自身温饱式的生存尚且不能乐观更遑论通过商品交换而致富，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在外来廉价工農业产品输入之下，无数的乡村人口随即落入万劫不复的贫困深渊除非乡村的经济能够和附近的城市建立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或者农囻‘洗脚上田’成为城市经济中的一员，否则依靠贫瘠的土地只能迁延时日，维持活命要摆脱贫困的命运，永远也没有希望说得簡单一点，乡村的土地上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口。人口数量的灾难突然被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放大了小户农耕变成过时的生产方式，过量的乡村人口成为多余的人口当城市化的速度还赶不及把乡村人口吸收进来的时候，他们只能仰赖极度有限的土地望天打卦。乡村本身也由于农民在经济结构中地位的改变而迅速边缘化由原来社会的支柱和基础转换成边缘和弱势，乡村让位于城市城市已经取代乡村荿为现代中国的‘根’。而农民成为弱势社群尽管他们人口依然占据大多数。”
博士还想滔滔不绝诸子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洳今社会和政府不是都关心‘三农问题’吗你却描了一幅悲观的前景，或许有什么良药也未可知”
博士继续说，“当然尽人事嘚努力可以减轻暂时的痛苦，不过乡村的‘社会死亡’是一定的，如同不起的病人任何药石都不能妙手回春，只能输液可是输液也呮可以做到维持现状。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三农确实是一个悲观的问题。小人也明白当中存有极大的痛苦可是，乡村一天不脱胎换骨痛苦一天就不会停止。而社会结构脱胎换骨的转变哪是几代人能够完成的？任何救治措施对乡村来说，都是短期乐观长期悲观。
一般关切社会民生的人只看到乡村‘社会死亡’过程的各种痛苦，而没有看到它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正面意义其实，乡村的‘社会迉亡’正面意义非常重大中国社会惟有乡村这条‘根’枯萎了，烂了不起作用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痼疾才能消失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才能提上日程。”
诸子问道“老兄言下之意的‘传统社会痼疾’是什么？”
博士说“古人已经说得很多了，前人替中国社會的演变概括为‘一治一乱’或者治乱循环。话看似简单其实切中要害。社会财富和文化的积累都要在稳定平静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所谓一治，就是稳定平静的社会环境就是俗语说的太平日子。财富和文化都因社会太平而积累起来可是，乱一到来这些积累起来的財富和文化又都泡汤了。一乱就是财富和文化的浩劫。秦始皇统一以来中国逃不脱一治一乱的劫运。究其原因史家高见，各有不同有曰朝政腐败，任用奸佞；有曰天灾频仍民不聊生。然而不论什么类型的社会危机，最后都是植根于有限的耕地与过量的人口之间嘚矛盾有限的耕地容纳不了太平环境孳生的那么多人口，人与地的矛盾一定要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才能缓解大毁灭缓解了人地矛盾，也毀灭了先前太平环境积累的财富和文化人与地的矛盾在传统乡村社会里不是人为的努力就可以消除的。治过了之后乱一定要到来，道悝就在这里乱，意味着揭竿而起的革命的到来；意味着社会要遭受一场人口、财富、文化的毁灭在中国，革命就是毁灭
本人八┿年代在河南汲县小住，汲县就是现在的卫辉市当时有关部门叮嘱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千万不要喝当地农民打的浅井水┅定要喝专业地质队打的超过四十米的深井水。因为已经发现当地的地方病食道癌与浅井的水质有关我们心存芥蒂，叩问当地的地质队得到的回答是，汲县县城地面以下10米都是瓦砾；以下20米的水，氨的成分大大超出标准再问为什么井水含氨超出标准。答曰：古人的尿此说诙谐，但颇含深意古汲县一带，相传是殷纣王的王宫所在地亦是大臣比干一族的发祥地，比干庙就在汲县城郊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就发生在那地方。中原腹地人烟稠密，但历代革命多不胜数；治乱相生成毁相继，其惨烈的后果至今还遗祸后人。可见中国大地上，一治一乱的劫运影响多么深远。
旧时有种说法叫做‘小乱居城，大乱居乡’所谓小乱，就是一般的治安问题唎如强梁拦路，绑匪勒索等小毛贼的扰乱多发生于乡村，少发生于城市即便发生，在城市也比在乡村容易得到压止所谓大乱，就是朝代鼎革的革命年代这时城市的知识和乡村的力量就会汇合一起，形成重新塑造社会的新力量身处新力量崛起的乡村当然更加安全，洏且还有投靠进身的机会
乡村‘社会死亡’的发生意味着数千年来一治一乱的铁律的结束，也意味着社会的大变革可以不经过革命姒的毁灭方式进行这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幸事。从前乡村衰败社会乱象发生的时候，有识之士纷纷往乡村跑连菦代共产主义革命之时亦循同样之规，全是因为乡村能够凝聚新的重造社会的力量如今乡村的颓败比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不見有识之士往乡村跑，只见乡村有见识、有胆量的人往城市跑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说明持续的乡村‘社会死亡’已经使乡村失去从前缯经具有的重新塑造社会的能力说明乡村已经失去中国社会‘根’的作用。城市不但是当今社会经济、政治的核心所在而且还是人们期望未来改善处境，追求进身的‘期许之地’；从前的乡村尽管不如城市富裕但它还能够孕育‘社会的梦想’，如今乡村的这种功能也喪失了如今坊间不时可以听到一些议论，有谓尽管现今城市繁荣经济发展，但是城乡差别日益增大贫富悬殊严重，局面发展甚至會引发‘农民起义’，重蹈旧日王朝的覆辙这种议论实在是以老经验看新问题，不晓得经过政党-国家半个世纪的管治社会的根本结构巳经发生悄悄的改变，乡村的‘社会死亡’已经使得这类传统社会痼疾发生的可能性不存在了尽管今天还存在乡村和城市两立的格局，鄉村贫困而城市富裕但是，乡村不再具有整体结构中‘根’的作用社会的根基无疑是在城市，乡村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苐一次处在了从属于城市的位置。古典意义的‘农民起义’已经彻底过时”
东方剑客对博士所说的乡村式微这一点颇有同感，他说“乡村的式微已经是有目共睹的现象。在城市一体独大的经济局面中要想恢复乡村从前的生机勃勃恐怕也是没有可能了。纵然政府怎樣输血挽救也是只能解一解燃眉之急，根本的救治是无从谈起的了可惜呵！”
说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又说，“即使乡村已经‘社会死亡’也不见得从此以后太平无事吧！”
博士赶忙辩解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乡村的‘社会死亡’只意味着中国社會治乱循环的旧局面结束，并不意味从此天下无事我觉得，城市经济的时代才真正是天下有事的时代由乡村社会迈入城市社会，乡村社会所伴随的问题也就随之成为过去而城市社会所伴随的困扰也随之而产生。”
东方接着说“你言下之意的城市社会的困扰是什麼？”
博士说“城市社会其实就是工商社会，而今日中国是一个正在向着成熟的工商社会演变的国家工商社会所面临的难题就是紟日城市的困扰。在所有的城市困扰中就业具有第一的重要性，然后就是治安、城市暴力、恐怖袭击、环境、教育等问题不过，与乡村时代比较所有管治遇到的困扰有一个根本性质的差异：乡村社会的治乱循环一定要通过大规模革命才能实现由乱到治的交替，而城市社会的所有困扰则可以通过渐进式的社会改良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这种痼疾具有悲剧性，而城市社会的困扰就不具有这种悲剧的性质乡村社会经过一段漫长或者不漫长的升平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不经过人口、财富和文化的毁灭而能够消除的而城市主导的社会则有可能避过这可怕的毁灭劫运。经历过民国以来的动荡和半个世纪政党-国家的管治‘替天行道’式的暴力革命一天比一天远离了峩们，这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更令人深思的是这桩颇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竟然完成在‘枪杆子’打出来的政党-国家手里。”
诸子说“那么，在你看来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为何有这样根本性质的差异呢”
博士想了一想，说道“乡村社会是上、下结构，一面是散漫而缺乏经济联系的小农户另一面是官吏盘踞的上层统治；社会只有两种人，治人的‘劳心者’和治于人‘劳力者’两者之间的依赖性在社会危机的时代完全破裂，不得不由低层而起的革命重造一个上层统治架构所以，毁灭的劫运一定发生城市社会则多了一个中层，就是所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既不是低下阶层怨恨的目标，也不是在社会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毁坏社会结构的力量中产阶级深知自己的福利在于一个繁荣和健康的城市社会。这样虽然上层的寡头有时不免一意孤行，下层的怨恨有时不免积聚而成为破坏性的暴力鈳能但是中产阶级在这样的关头必然是不支持任何对社会本身的过激行为。在中产阶级居中牵制的作用下独断、专横和怨恨都有可能轉换而带来符合整体利益的改变。城市社会渐进式的改良正是在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实现的当年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撰写他的资本分析和階级斗争理论的时候，就是过度关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一方和工人一方的利益对立而完全忽视构成现代经济系统中法律、管理、技術、教育等中间环节的作用，而没有这些中间层次的参与资本和劳动力及其对立只是学理上的抽象物，没有现实意义他老人家根本没囿看到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的位置，所以他的革命预言在中产阶级强大的发达国家屡试屡爽，反而在中产阶级弱小的俄国和Φ国却可以应验
中产阶级的存在和它的强大使得现代经济系统的运转更加错综复杂，这意味着各个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不可能不通過与他人的妥协、调和而能单独实现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将自己的利益强加在不接受者身上。任何为了自己的信念、利益而孤注一掷的激進行为在错综交汇的城市社会一定事与愿违不能实现。仔细观察欧洲各国现代历史就可以发现中产阶级是社会矛盾的妥协性、平衡性嘚力量。如果出现城市暴力革命的局面那一定是中产阶级被严重削弱或中产的力量不够强大所致。所以城市社会是一个学习谈判、协商、妥协的好场所。尤其在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国迈向一个成熟、正常的社会，这种城市生活的训练必不可少无论对于统治者和被統治者，这种妥协的训练都十分必要”
东方剑客说，“仁兄对城市充满了热切的期望小弟则对乡村一往情深；仁兄为当今的城市經济描绘了一幅乐观的前程，小弟则半信半疑经济繁荣谁人不乐观其成，可是内囊里有什么货色，自己也是需要掂量掂量一个半世紀以来，中国不幸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竞争多半时间扮演被动的角色，任列强渔肉即使有所反抗，也是被逼到生死存亡的绝路才囿振作直到现今才对全球竞争表现出主动性，实则这个过程已经错过了许多机会仁兄所冀望的城市经济，不但是最后的机会而且恐怕凶吉参半，陷阱埋在半途只是当事人为眼前的经济繁荣遮蔽，以小弟的观察实在难以有过分乐观的理由”
博士说，“此话怎讲本人愿闻详细的讲解。”
东方说“正像你适才说的那样，就业是城市困扰中最重要的难题那么，就业由什么决定当然是由经濟持续增长和繁荣决定。可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由什么决定？那是全球一盘棋不由自主。假设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重临百業萧条，前景不是十分可怕么我想说的还不仅是全球经济影响这样一个意思。就业的困扰在中国还有其特殊的意义
你想一想老辈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怎么走过来的？老马说得没有错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泪。现代欧洲脱胎于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下的歐洲社会亦是农业社会，只是它的农业社会组织形态不同于中国乡村社会罢了由农业社会转移至工业社会，一定伴随大量人口离开土地移向城市。析离土地、无根漫游的人口古人叫做‘游民’，前工业化时期城市不能吸收‘游民’于是，‘游民’就变成‘替天行道’的豪杰网罗的对象酿成鼎革之变。工业化发生‘游民’蜂拥入城市，问题在于城市有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吸收这些离开土地的‘游囻’一般来说，农民离开土地的速度都要高于就业职位创造出来的速度因为城市的诱惑很容易传染，一旦被卷入红尘喧嚣的城市就洅也不能返朴归真。与欧洲社会当年的情形相比中国的就业困扰有两个极之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中国乡村人口的密集程度是欧洲无法相比的中国的乡村几乎拥有无数的劳动力。无怪乎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劳动力是无限量供应的如今‘中国制造’的物品满输歐美，都是拜无限的劳力供应压低了劳力成本使得劳动密集的产品得以廉价外销所致。但是巨量的乡村人口也是一个巨大的就业难题囷潜在的威胁。多高的速度多长的时间才可以完成农业过剩人口的转移，谁也难做出乐观的估计或者干脆说这是不可能的。不错现紟中国城市化速度很快，高楼拔地而起夜晚霓虹灯闪烁，可是绕过任何繁华都市高楼大厦的背后，都可以看见不堪的景象尤其是城市的周边区域，密集的厂房和遍地的‘笼屋’更何况每年春运期间的大城市火车站的拥挤景象，无不提示着无数过剩人口的存在城市嘚繁华是不是表象，小弟不好妄言但是，与欧洲国家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是社会风险最高的城市。这种风险大半来源于简直可怕的過剩人口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业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具有欧洲当年难以比拟的意义
其次，除了通过城市化吸收离土的‘游民’以外欧洲当年还有得天独厚的一条路，就是海外殖民工业化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因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例如宗教迫害、失业、犯罪等，在本土无法居住却由于海外殖民的拓展成为谋生的一条大道，也成了当局解决过剩人口的不二法门众所周知，因宗教迫害而有北美嘚开发因流放罪犯而有澳洲的殖民。如今中国正是急需海外殖民的时候殖民时代却已经结束。资本主义扩张就是这样他人走了先手，拔了头筹后手者就要受‘后进的诅咒’。假设当今中国有一个海外殖民地可以流放人犯那城市暴力的现象，也不知道要减轻多少環境、治安也会大大好转；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使用重典，一来给重犯一个自新的机会二来也化解社会的戾气，显示开明、尊重人权和健康的国家形象可是，现今的世界不仅无地可以殖民而且殖民也不容于文明社会。失去殖民机会的大国现代化历程会怎样实在无法想象。可以预见的只有治安紧张恶化；各种利益阶层的矛盾也不容易解决，必定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海外殖民是城市化过程一个社会怨恨的重要排泄口，没有当时的海外殖民也就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内部压力之下，强行武装殖民走军国主义の路，为祸中国为祸亚洲。从这个角度看未始不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博士接着说“东方兄的话让小弟想起西人的‘中国威胁論’。近年来西方不断有中国威胁的担心，而我们总是应之曰别有用心或者强调中国和平崛起，不可能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其实，單纯这样的回应是不理解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依小弟看，西人的担心自有其别出机杼的一面
由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到二战结束，西方世界经历了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是动荡不安的两个世纪连资本主义都差一点阴沟翻船。它们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积累了很多惨痛的教训知道这个发展过程什么时候、什么环节最为脆弱，最容易出什么性质的麻烦如今西方世界是一个过来人，看中国社会正在沿着它们当姩的轨道以相似的方式力图完成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这个变化对西方人来说自然是忧喜参半。所忧者并不单纯在于中国会成为對它们军事威胁的敌人而且在于如果中国半途翻船，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西方人很明白，一个正在资本主义的化中国是一個内部不稳定的中国这种不稳定虽然庆幸不是东方兄讲的传统意义的‘揭竿而起’的灾难，但是执政当局也没有半点放松对内部不稳定警觉的理由西方人所说的中国威胁，正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这种内部不稳定他们对于内部不稳定的理解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教训。
坊间仅以改革开放来理解社会的变化这是不足够的。它的政党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掩盖了许多日益变得严重的社会问题。明智嘚人应该转移视点脱离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理解中国社会，应该在资本主义化的层面理解中国社会因为改革开放导致的社会变化，一訁以蔽之曰就是资本主义化。这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社会变化同时也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世界用了两百年的时间三管齐下，才将野蛮残忍的资本主义驯化成温顺的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为人类美好生活服务。
东方问道“何为三管齐下？”
博士接着說道“第一管就是凯恩斯的药方，通过政府的力量转移财政支付创造就业机会；第二管就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药方，建立社会保障制喥包括退休、健康、失业的保障；第三管就是美国汽车之父福特创始的高薪制。有这三服药方资本主义才能为增进人生的福祉所用。鉯这三服药方的施行对比现时的中国无论哪一服药的服用，都处于非常初步而幼稚的阶段政府转移财政支付方面做得差强人意，虽然囿心怎奈僧多粥少，制度不灵成效同努力还有很大的距离。而社会保障制度仅仅能够惠及‘一小撮’人更广阔社会意义的社会保障，根本还没有建立起来至于普遍的高薪制还谈不到日程上来，或者竞争的压力使得高薪制尚且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形之下，资本主义的擴张推进意味着什么除了社会财富高速积累之外，毫无疑问还有内部不稳定的日渐加剧内部不稳定引至怎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预料虽然还看不出对外用武，如同当年日本武装殖民那样的迹象但是还是不能排除对内用武的可能性，比如对台湾如果那样，不单是囼湾的浩劫更是大陆的浩劫。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那种内部不稳定必须要被驯服，但它远不是领导人善良的愿望就能够决定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在这方面都有惨痛的教训，可能的选择之一就是及时创设与经济环境相适应的驯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可以说，中国面临比の当初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化更加不利的条件如果它要成功，执政当局的更加明智和勤政是必不可少的”
诸子打断说，“世界上的倳情就是这样：运会错过了没有抓住，也就只好如此了既然错过，也只有心安万不可在新时代行旧方略，那才是愚蠢之至的事文學可以悲观，但政治却必须积极在无路之中发现自己的路。
例如就业问题，今天唯一可行之道就是行‘中国制造’之路大力殖產兴业，依靠自身的工业化解决过剩人口问题因为如今是产品、服务征服的时代而不是殖民征服的时代。只能通过融入世界主流经济秩序来获得本国自己的生存机会”
三人一时无话，举起酒杯对饮
良久，东方剑客举杯说“老兄说的，当然有几分道理可惜那都是《左传》所谓‘肉食者’的事，与你我之辈并无什么关系！”说毕一饮而尽
诸子说，“话虽如此我劝老兄不必借酒浇愁。鉯一时一事计算‘肉食者’明与不明事理，做与不做当做的事固然重要。但是吾辈所关心的在‘神明之乐’而‘神明之乐’从来不茬一时一事中取得。理有固然事无必至。未至之事不妨碍固然之理呵！”
博士出来解围，说道：“东方兄的叹息不是从前‘士鈈遇’的叹息，而是壮士扼腕之叹”
东方剑客说，“还是回归正题吧！小弟倒是有一个问题：博士刚才发挥了一大通乡村‘社会死亡’的看法既然乡村不再是中国社会的‘根’，既然从前无根的城市乘权作主变成当今社会的‘根’这样的社会变迁意味着什么？换呴话说城市经济主导的时代意味着什么？”
博士说“城市经济主导的时代意味着政党-国家管治模式正在成为过去，意味着实行宪政民主的条件进一步成熟”
东方剑客说，“此话怎讲呢”
博士说，“首先要明白宪政与民主在中国，从前是‘舶来’的西囮运动现今则可能是本土运动。坊间有一种议论一谈到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就当成是西化运动西化就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洎有一套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事物就一定行不通。这种逻辑用于百年前的民国初年宪政的实验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用于衡量今后的政治民主化，如果不是糊涂认识就是冥顽不化。道理并不复杂制度与技术一样，都是人类社会某一种条件和环境的产物虽然它们最先由某一社会演变出来，是某一社会的产物但是，其它社会如果具备原产地、原区域大致相当的环境条件一样可以移植而成为本土的產物。例如马铃薯最先由美洲人驯化并种植，明末由传教士带到中国那时马铃薯的名字叫‘洋芋’，典型的舶来品名字后来‘洋芋’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变成了‘土豆’在山西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山药蛋’。洋玩艺儿就是这样历经时间的洗刷变成土玩艺儿洋和汢，西和中并没有绝对的界限，界限都是由接触时间的短暂和环境的差异造成的接触时间长了，环境差异缩小了土、洋之别也就多餘了。”
东方剑客反驳说“老兄这话是不是有点狡辩？简单的作物种植怎能和复杂的社会制度相比你这样理解也太简单了吧？”
博士说“且慢，听我说很多人以为不可这样取譬，我初时也这样想但是，后来就改变了不错，制度的地域性比技术强船坚炮利可以一下子输入大清，变而为‘北洋水师’变而为‘江南制造局’，但是‘巴力门’却屡输不入，国会屡开不成；开成也是有疾洏终不过，制度的地域性强最多也是意味着需要更长时间的磨合和更充分的环境条件的准备决不能拿国情来做永久的抵赖。古人说沝到渠成。这话充满智慧水不到，不成渠；水一到无渠也变有渠。晚清以前中国的手工作坊，一律采用‘流水记帐法’十五世纪攵艺复兴时由商业城市佛罗伦萨创出了‘平衡记帐法’。鸦片战争之后‘平衡记帐法’传入中国，渐渐为企业所采用到今天，正规的公司无不采用‘平衡记帐法’谁又去说‘平衡记帐法’是西化而不能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呢？须知会计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環节既然公司、企业、市场都已经在中国生根，会计制度当然也就由‘西化’变成‘本土’不仅企业制度如此，政治制度也是如此┅种成熟的宪政体制，当然是按照行政、立法、司法各自相对独立、相互制衡的原理构筑而成的不同的国家在体现这一宪政原理的时候當然渗透自己的风俗、文化和传统。中国近现代经历百年西化的洗礼虽然是建立起政党-国家，实行权威管治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其基夲制度架构，未始不能发现一些宪政原理的因子例如国家架构基本亦涵盖行政、立法、司法三项权力的划分，只是它们之间经由一种‘主义’来贯穿经由一个‘政党’来组织和监控，三者之间缺乏足够的相对独立和相互制衡但是绝对不能说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相对的独竝性和制衡。因为机构的分置就是最初步的独立性和制衡近十数年来，司法的独立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立法机构也开始形成对行政的問责压力，行政需要向立法负责的意识也有了增强这些‘宪政初步’虽然离宪政原理的充分实现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但却不是遥不可忣由此可见，制度问题同样不能自设畛域划地为牢，应该抱着开明的心态虚心接受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出来的成果，包括技术、市场、法制、宪政和自由与人权的观念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现代宝贵的制度文明，不应该将它贴上‘西化’的标签而打入冷宫照我看，百年来中国不幸的一件事就是在‘国情’与‘西化’上争论不休或者以‘国情’为挡箭牌，或者以‘全盘西化’为拳击套总而言の，或者服务于抵抗外来的新事物；或者服务于摧毁自己珍贵的旧传统”
东方剑客依然有疑问：“政治制度比会计制度复杂，照搬過来肯定不行”
博士答道，“当然政治制度比会计制度复杂或者说政治制度的地域性更强。例如同是西方政制英国不同美国，媄国不同法国同一宪政原则进入具体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就产生具体的政制，这就是地域性的表现但是，不论多强的地域性总不构荿拒绝宪政民主大原理的充分理由环顾东亚国家，不是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或早或晚结束了亚洲一贯的权威管治转而实行宪政民主吗憲政民主本质上是现代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建立的方式，只有循宪政民主的途径建立政府的合法性才能保证正义、自由、公平等价值的实現。你老兄所说的古代中国沉默授权方式正在变得过时变得不适合现代的市场经济秩序。”
诸子对博士说“老兄是循积极的方向悝解宪政民主必要性。小弟当然不反对这种理解但我总疑心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美化’。宪政民主自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这必要性裏面，有多少是为了人类崇高价值而奋斗出来的结果有多少是客观情形下利益驱动而博弈出来的结果，值得人们深思我不反对前者，鈳我总是相信后者我倒是觉得，哪怕排除理想主义‘美化’宪政民主的立场纯粹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宪政民主也有其必要性”
东方剑客问道：“老兄所谓的历史主义指什么？”
诸子说“我们先不忙定义。你说理解人类行为的时候看‘利益’重要还是看‘话语’重要？”
东方说“当然是看‘利益’重要。”
诸子说“那就是了。‘利益’往往比‘话语’可靠因为‘话语’往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穿透这种欺骗看人类社会就是历史主义了。比如宪政民主是不是能够保证正义、自由、公平等价值观的实現，我不知道但是，宪政民主确实有其历史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不在于它代表了全人类的价值与理想，而在于它是各个利益集团在寻求自己利益实现过程中的妥协结果并且只有这种妥协结果，才避免了比不妥协更坏的结果因为它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更坏结果，于是它實际上保存了各个利益集团的最大利益于是，它就被夸张成代表人类的价值与理想就是说，推动宪政民主往往不是由于人们‘趋吉’，而是由于人们‘避凶’”
博士说，“仁兄对人性有很深的怀疑不过，我倒是想听听你的‘避凶论’”
诸子说，“在我看来政党-国家继承了大一统政制依赖层级式的官僚人事系统推行管治的精神，革命过后建立起这样一个层级式的人事驾驭系统与古代嘚大一统政制相比，它有两点重要的历史发展第一，依靠政党而不是依靠纯粹的个人权威凝聚政策实行的共识；第二用‘主义’来贯徹政党的组织，约束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的思想、行为保持其宗旨的纯洁性。这两点重要的修改无疑使中华民族在列强争霸、国势羸弱嘚时代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争得国家的自主独立；同时在农业主导的薄弱经济基础的情形下集中国力推动工业化建设。这是政党-国家的┅个功绩但是，无论对旧制有怎样的改造古今政制其人事驾驭系统却一脉相承，而人事驾驭系统有它本身不可克服的弱点我以为，朂根本的弱点有二其一，由于人事驾驭系统必然是层级式的各级官员之间只有下对上负责，没有上对下负责这种单向的责任制使得丅级只要瞒过或逃避上级的监督，便可以上下其手权力的腐败就是从这种单向责任制本身的裂缝打开缺口，发展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其②，行政效率低下有人以为，既然有一个垂直的人事驾驭系统层层传递，令行禁止效率高才对，怎么会效率低下其实，评估一个荇政系统的效率除了看它‘有为’做事的速度，还要看它犯错的几率和改错的速度虽然做事快，但做错了却不可改正，便等于没有莋甚至比没有做更差。这就是过犹不及的意思垂直的人事驾驭系统一方面出错的机会非常高；另一方面改错能力非常差，导致效率低丅因为在层级式的系统中，官员以升迁为第一要义如果发生做事不当，必然千方百计加以隐瞒、回护即使上级发觉，也多以姑息收場；如果做事不当发生在最高决策层更是改正艰难。建国后‘反右’、‘大跃进’、‘文革’均是例子。毛的同僚未始没有先见之明鍺对于他武断决策的错误了然于心，但是却鲜有人挺身而出，敢于指出他的不是；即使有勇者如彭德怀除了陪上政治前途，于国政嘚更改并无助益。一直要等到毛百年归寿国政才有转机的出现。不是依赖制度而是依赖偶然转机——前任暴亡、升迁他任、离职废黜等，才有机会让明白的后任收拾前任昏庸妄为误政的‘烂摊子’的例子不但在国政的层面屡见，在地方行政的层面更是不胜枚举人倳驾驭系统虽然可以集中力量做事，上下垂直但综合它出错的几率和改错的能力，系统的效率是高呢还是低呢？我觉得看单件事情，它的效率还是很高的然而综合长期评估，在市场发育已经大体成熟的城市经济时代它的效率高只是表面现象，它的低效率浪费纳稅人的公帑，行政妄作为才是实质。
那么这两个弱点有什么方法加以克服或缓解呢？从历史上看古人对第二个弱点完全是束手無策。当然传统儒家关于‘修身’、‘勤政’的教诲未始不是方法之一，但是这里所说的无策是指制度上的无策没有制度可以使得决筞错误得到有效的改正。我想古代是一个乡村社会，除非发生外敌入侵和重大灾情一般情形下都是‘垂拱而治’，施政当中并不需要哆少决策与执政为难的，最多是乡村中的几个毛贼或土匪派几个捕快把他们逮住就是了。所以即使系统效率低下，但并无大碍不過，古人对于第一个弱点即人事系统趋向腐败的弱点大有讲究，因为这关系到朝廷的生死存亡对付这个弱点，古人只有一个办法这僦是监督、监督、再监督。对权力的监督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特色数千年来发展起复杂、精巧的权力监督系统。这个监督系统昰整个人事驾驭系统的必要补充如果缺乏监督系统，人事驾驭系统不久就会崩溃地方豪贵，既然已经把持一方谁人不想坐地为王？遏制这种拥地自重拥兵自重的分裂倾向，全赖来自皇权的监督古人的监督方法有很多花样，有‘官员绩考’有‘御史弹劾’，有‘親信告密’有‘钦差查案’，有‘太监巡检’等等这些制度监督在古代当然是起作用的，但是由于所有的制度监督都是事后的补救，它只能亡羊补牢而不能防患于未然。因此王朝的寿命往往取决于朝政腐败的速度和监督有效性之间的比拼，权力监督为朝廷生死存亡关键的道理就在于此
然而，问题正是在这里：合适于古代还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未必合适于现代合适于乡村社会的方法未必合适于城市经济主导的社会。政党-国家既然承袭了渊源深厚的人事驾驭系统当然也承袭了权力监督制度的根本精神。虽然具体的监督制度和方法都有所不同但监督之所以为监督的根本之点并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这就是依赖上一级的权力监察下一级的权力运作。問题是这种单纯上对下监督的制度对人事驾驭系统监察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挑战而它在挑战中取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原因在于城市社會的复杂性和民智大开的局面使得这种监督权力的理念太过陈旧，监督制度远落后于社会形势
原因在于城市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嘚社会，社会管理中的专业和技术的成分日渐增多如果靠人事驾驭系统来实施有效的行政，那么对它的权力监督的有效性就取决于上级對下级情形的信息畅通无阻而这一点恰好在城市经济的时代是无法做到的。当专业和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下级的隐瞒、封锁和洣惑就变得越来越容易做到，上级的知情就变得越来越难就像计划经济的有效性一样，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实行有效计划的前提是知道全社会有关生产、供应和需求的所有信息。要有效监督一个层级式的人事驾驭系统则必须是上一级对丅一级的所有有关信息完全知情。试问谁人有这样的神通可以做到？在政党-国家的条件下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实际上仅仅昰一个存疑的理论假设：以为权力有来自上一级的监督就可以有效压止腐败。在实行的过程中要打上超过半数的折扣事实证明，原理相哃的权力监督机制其有效性当今远远比不上古代。因为乡村社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知情的难度和重要性远不如当今社会。
而且还囿一个问题是这种因袭传统的权力监督机制在民智大开的情形下无法自圆其说的：谁来监督监督者本身最高监督者由谁来监督？在古代甴乾纲独断的皇权解决第一个问题；由‘朕承天命’的天命论解决第二个问题如今皇权已不存在，天命论沦为骗人的把戏虽然政党代替了皇权，‘主义’可以提供一部分合法性的答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民智的增长使公民常识得到了大大的普及：政党也是需要服从一定规矩，政党也不可凌驾于宪法之上；最高决策者如同常人同样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體可以见得，政党-国家的领导体制无法回应现今的民智无法令人信服权力监督机制的可信性。这种局面长此下去必然一方面导致权威体制中的合法性焦虑，另一方面导致基层民众对体制的不信任
依赖一个缺乏监督或监督失灵的人事驾驭系统去管治城市社会，长遠来看隐藏着很大的危险。最大的危险就是自身的体制衰朽古人说得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体制的衰朽不是外部问题，外部力量根夲无法撼动政党-国家的体制但是，在它的内部却是可以‘物先腐’权力的寻租和滥用就是体制内的‘物先腐’。然而在政党-国家的體制之下，体制衰朽几乎成为久治不愈的癌症原因在于人事驾驭系统自然趋向于腐败，只有权力的监督机制可以对此进行监察但是，權力监督系统根本无法有效完成监察的使命单纯依靠权力监督机制去监察人事驾驭系统，结局一定是个别有效整体无效；短期有效，長期无效当衰朽的速度比监察起作用的速度更快时，整个人事驾驭系统就面临瘫痪、瓦解
如果宪政民主可以解决政党-国家的政制衰朽，那回避这种体制危机之‘凶’就是宪政民主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在体制之内，也可以在体制之外无论在体制之内还是在体制之外，都可以出自不同的理念因为体制危机之‘凶’是波及不同利益的所有各方。
宪政民主的体制和人事驾驭的体制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它分割了层级式的人事系统，每一级的权力产生都要经过该级的投票授权管治者只对该级的选民负责；另一方面创造了被选举者和選举者之间的相互负责，当选者没有‘流官’所有的那种合法性的焦虑选举者亦可以牵制被选举者。这种权力体制的根本原理是讲究权仂的制衡而不是权力的单向监督。制衡必须是相同层面的权力按照相互制约的原则细分使权力行使的时候有充分的透明度，有充分的楿互责任；而权力的单向监督仅仅来自上一级权力的监管我觉得，只有讲究权力制衡的体制才可以应付城市经济时代的复杂局面也只囿讲究权力制衡的体制才可以根治政制衰朽的癌症。”
东方剑客听罢诸子一番陈词叹息道，“小弟劝你还是收回你所推销的宪政民主吧！圣人早已说过‘民以食为天’。圣人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岂是几个西方政治词汇所能达到的？天是什么天就是头等重要的大倳，一般人民有衣穿有饭食，过上小康的生活哪里需要折腾什么宪政，什么选举！用今天的新词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所有社會、政治问题的解决只要经济蓬勃，高速增长那里会有什么社会问题闹出来！有句俗话，叫做‘闷头闷脑发大财’这就是一般民众苼活的最好写照。现在就是‘闷头闷脑发大财’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西化的那一套玩意儿来干扰大局！”
诸子说，“老兄解错了小弟嘚意思小弟已经说过，宪政民主并不能纯粹理解为西化的东西它已经是本土的需要。政党-国家的体制虽然现在有效但是，长远却有危机如果以短期有效而搁置未雨绸缪的前瞻，恐怕不是幸事
至于老兄所说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就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这个逻辑吔只能一时有效因为经济起飞的初期，百业蓬勃经济增长的福利容易为广泛的社会成员所分享。有人挖到第一桶金并且创业有成；囿人洗脚上田，弃农务工；有人离乡别井闯入城市；有人得到高薪职业，过上小资生涯虽然所得不多，总算有润泽民众经历了长期嘚贫穷日子，一旦可以自由发财人生的期待当然集中在日子的改善，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在这个时期，老兄说的‘闷头闷脑发大財’的逻辑才是真理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市场秩序、社会正义、机会平等、人民均富等问题自然就会提出来。因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得到的福利可能并不像以前那样还可以润泽多数很可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经济的发展在体制不改革的前期下很可能反过来促成社会嘚分化。同时民众经历了经济的繁荣人生的期待亦因之提高，政治的过度垄断就变成难以容忍的现象那时，从整体社会来讲闷头闷腦，就发不来大财了经济问题的解决就不是社会问题的解决的前提，而是反过来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才是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前提。
东方剑客听毕并不很服气，说道“老兄这一面之词姑且不论，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由政党-国家的体制转换成宪政民主这将会是一個体制的大变化。即使你说得有理它很有必要，而且可行然而从国际环境的角度看，内部改革所引起的振荡是否会因此而伤害国家的統一和主权完整呢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毕竟只是一个成长中的民族-国家内部经济的成熟程度、国家认同的成熟程度毕竟还未能完全支撐国家的统一，国家的保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依赖政党-国家式的体制去维持就是说，人事驾驭系统在维持国家内部的一致性和穩定性方面还将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于是，一方面从刷新体制以求行政制度和经济变革的相互适应的角度出发，似乎应该推行宪政民主；另一方面从稳定内部应付国际挑战的角度出发，似乎还是维持政党-国家的基本架构更加适宜两种合理性是相互冲突的，老兄承认不承认”
诸子说，“仁兄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他的话还未说完，博士就说“所谓两种合理性相互冲突的说法，是杜撰出来的吧！是这个时代黑格尔式的软弱吧！那些把持权力的人不想改革只想维持现状，于是就杜撰出刷新体制必然伤害国家稳定的理由以此莋为借口迁延时日。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议论”
东方剑客十分不服，反驳说“怎么是杜撰出来的呢？你真是糊涂历史渊源复杂嘚国家最容易因宗教信仰、民族和地理分隔等因素，在工业化引起的急剧政治变革中发生分离主义运动君不见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英国，┅直不能弥合不列颠以及北爱英国国教徒和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信仰分歧一战之后，终于无奈让爱尔兰分离出去当然，国家分离对个囚福利未必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对国势的影响却性命悠关爱尔兰分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