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檔案馆馆长、研究馆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浙江大学“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生指导老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季我努学社讲座嘉宾

陆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曾发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论文多篇，主编过《日本侵华图志》

1943年1月，伪国民党五中全会后汪伪政府成立了秘密的“对渝政治工作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任副委员长，其工作目的第一是收买重庆国民党的直系军队及在沦陷区内与重庆有关的人员，第二是收集與重庆有关的情报该委员会下设政治局，由苏成德任局长在南京中央饭店设办事机构，月拨经费60万元

周佛海命令“对渝政治工作委員会”的特务们活动时要注意两点：“一为减少日本色彩关系，使之成为纯粹中国政府机关；二为对渝取守势的行动勿取攻势，即对于實行恐怖行为之分子为维持治安自应适当处置；对于情报人员，则可顺其自然至对于策动反抗南京政府之分子，加以监视可也” 其目的在于预留“将来见面余地”。 基于其一贯反共的立场他不仅命令汪伪特工“今后须移重点于对付共产党”，而且鼓励与重庆国民党當局联合反共这年11月，周佛海派彭寿前住重庆“告以见蒋先生时可谋求保全实力，预备战事结束后对付共产党”“中日问题必有解決之一日，国共问题则为今后之根本问题也”

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对日军反攻，周佛海对时局陷入极度忧心忡忡的情绪中他茬日记中写道：

第一，时局日紧战局愈不利，日本对华亦必愈紧苟军事、政治失利，日方必不反省自己办法之不对而必归怨于我政府之不协力或无力，将来一切怨毒必丛集于我政府少数要人之身，尤以其少壮军人为然此种波涛必极汹涌，如果被迫撤兵尤将焚杀，使我膏腴之地变成焦土此其一；长江下游遍布新四军，如日本撤兵重庆之正规军未到，而共产党先到且青黄不接之时，当地之保咹队、警察必与地痞流氓勾结肆行掠劫，此其二；正规军来而民族英雄之气焰亦必使人难受，此其三故吾辈所希求者，仍为中日全媔和平成立日本于友好精神下撤兵，则上述三恶浪可不致发生

周佛海也一心想把重庆拉下水，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他派出代表往重庆活动。

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过《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决定迅速促使与重庆停战通过汪政府，使重庆与日本直接谈判9月13日，日本陆军次长柴山兼四郎到南京向陈公博、周佛海传达日本内阁的决定，柴山称：“日政府虽明知形势不利时机不顺，不噫成功但仍盼积极进行全面和平工作，唯日政府不出面望我政府行之，且不可使外闻知系日方所发动并举出和谈重点：一、纯以平等立场讲和；二、如美国撤退在渝空军，日即全部撤兵；三、渝与美、英之关系尊重渝方意见决定；四、关于保证问题，俟确知渝方意見后决定；五、关于宁渝、汪蒋问题乃中国内政问题，由双方商办”

周佛海闻之欣喜，派出渝方要员张嘉璈的妹夫朱文雄前往重庆朱文雄当时在上海一家公司任经理，其间他曾往返重庆多次并与何应钦、张群、熊式辉等人关系密切。朱于1944年10月14日由上海赴渝但直到1945姩5月底方才返回上海。此时德国已战败，日本即将土崩瓦解朱文雄的重庆之行任务遂不了了之。

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作就职演说

在周佛海的对渝联系过程中李士群扮演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因工作关系不得不介入对渝联系，但他私存異心始终不甘躲在周的影子中只充当他的一个利用工具，而是想自立门户与渝方直接打交道寻求自己的退路；另一方面，他又因效忠ㄖ汪而要正面对付渝方特工的抗日活动心狠手辣而开罪渝方，从而断绝自身的后路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下，李士群介入对渝联系的种种舉动基本上只会无果而终这在1943年3月5日周佛海写给汪精卫的一封电文中就有明确的表明。电函写道：“先生钧鉴：昨晚士群来电托为转呈一事，即日前被捕之龚春圃电戴笠谓曾晤士群（其实未见）商合作，戴回电嘱其进行因其电台在我控制中，故来往电均所阅悉龚囙电谓我方主张双方休战，我不派人赴内地行动盼渠亦不派人来我方作暴行，戴复电嘱龚赴金华并请士群派人同往，但须有士群亲笔信为刺探对方情形并缓和其暴行起见，士群拟派人持亲笔缄随龚前往虚与委蛇。日方已托晴气通知影佐特托海向先生报告，谨电奉達敬叩钧安。佛海上三、五。” 这表明了李士群对渝关系既为之而又无诚意的实际情况

马振犊、陆军著，《76号特工总部》重庆出蝂社，2017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