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离家长跪不起不如常回家看看 - 今日头条()
年后离家长跪不起不如常回家看看
兰州新闻网
2月10日晚，山东淄博火车站内，一位旅客在前来送别自己的父母面前突然跪地不起，并对着父母磕头。据了解，这位男子已46岁，在北京工作，80多岁的父母独自在淄博老家。初四要上班，他面对前来送别的父母，心情激动，不能自己，为了跪拜父母，甚至还耽误了火车。@刘鹏：这种在外打拼的不易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非这名山东男子所独有，这也正是其长跪行为感动我们，并让我们心酸的真正原因。而如何在打拼与尽孝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让忠孝兼顾，才是最值得我们深思与努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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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 : 鲁ICP备号淄博男子火车站跪地泪别父母背后 继母:他主要是跪我
摘 要：父母在，不远行，然而为了生计，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拼，春节过后，迎来春运返程高峰，10日晚上淄博火车站儿子长跪泪别父母的一张照片火爆网络。多数网友质疑为何三年不回家，然而背后真相更令人唏嘘。
　　跪别父母。
　　淄博男子火车站跪地泪别父母背后 继母:他主要是跪我(视频截图)
　　父母在，不远行，然而为了生计，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拼，春节过后，迎来春运返程高峰，10日晚上淄博火车站儿子长跪泪别父母的一张照片火爆网络。多数网友质疑为何三年不回家，然而背后真相更令人唏嘘。
　　火车站跪地磕头泪别八旬父母误了车
　　从照片上看，儿子跪地不起，并对着父母磕起了头，面前的父母伸手抹着眼泪。
　　据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每日新闻》报道，淄博火车站工作人员张勇目睹这一幕，&10日(年初三)晚上19时左右，这名男子情绪非常激动，面对来送站的父母情绪激动，跪在地上，磕起了头。&
　　据了解，跪地男子叫张金丽，今年46岁，父亲快80岁高龄，家在淄博新华医疗器械集团，自己在北京从事水泥行业工作，在这之前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妻子和孩子都在北京生活。今年，他自己一人匆匆赶回老家陪父母过年。当张金丽在淄博站准备乘车离开时，面对前来送站的老父母，加上之前喝了点酒，情绪激动，觉得没有尽到孝道，愧对父母。
　　张金丽买的当晚7点多从淄博到北京的G200次列车回北京工作，由于和父母惜别，耽误了车。火车站工作人员说当他见到张金丽的时候，发现他脸上有泪。工作人员后来帮他改签了11点半回北京的火车。
　　据鲁中网报道晚上10：40，记者在淄博火车站二楼重点旅客候车室见到了张先生，此时他心情稍稍平复，其父母也已离开车站回家。由于担心张先生情绪，记者与他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张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年46岁，在北京打拼多年，从事建材行业工作，由于工作较忙，之前四年都没能回家陪父母过春节，妻子孩子跟他都在北京生活，由于妻子工作，今年腊月29他不得不一个人匆匆赶回家陪父母过春节，今天又不得不返回北京，他跟父母多次说过接他们来北京，但是父母都拒绝了。张先生说，他还有个哥哥也一直在杭州，父母是新华制药的职工，退休后一直独自在家，快80岁高龄，身边却一直没人照顾，今晚父母执意要来送站，他觉得亏欠父母太多，没有尽孝道，临近上车时情绪激动就跪在了父母面前。
　　晚11:20左右，车站工作人员和记者一同跟张先生检票进站上车。&父母年纪大了，今后得多回来陪陪。&去站台的路上张先生说。晚11：34，张先生乘坐Z8次列车离开淄博车站，前往北京。
　　老人有三个儿子 并非空巢老人
　　为何要用下跪的方式向父母辞行，三年没能回家探亲又到底有什么苦衷呢，记者经过多方问询找到了张金丽父母在淄博的住所。
　　父亲张培均表示，二儿子张金丽常年在北京工作，这次老两口把儿子送到火车站，大家都很不舍，才有了照片上的一幕。
　　&他在北京一个水泥厂上班，上料什么全靠电脑，什么时候出料，看电脑，他就干这个。&老人说，二儿子张金丽1990年就去北京了，现在已经在北京成了家，有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孙女，这几年由于比较忙，已经三年没回家了。&我要求他回来，本来不休班，他跟别人换的班，回来的。&由于时间仓促，这次张金丽是一个人回来的，虽然只待了三天，但老人还是非常高兴。&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团圆，高高兴兴喝点酒。&
　　老人说家里三个儿子，只有小儿子在淄博生活，大儿子由于工作原因长期在杭州工作，也很少回家。
　　可不少人也质疑，北京到淄博的高铁只要3个小时，229块钱，往返很方便，即便平时工作再忙，难道抽空回家待一天，吃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吗?&这么近，火车也很方便，起码过年的时候要回家来看看，陪陪父母。&
　　&跪地不起&因愧对家人感恩继母 继母：他跪的主要是我
　　说起这次二儿子面对老人长跪不起，张金丽的继母付秀香说，除了思念亲人，还有一个原因。&他主要跪的是我，他说妈你别看你是后妈，没拿你当后妈，拿你当亲妈，你对我特别好。&
　　记者了解到，张培均老人的老伴因病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后经人介绍和付秀香走在了一起，这一晃也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他说让我们去北京，他说俺俩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让我们想去就去。&
原标题：淄博男子火车站跪地泪别父母背后 继母:他主要是跪我
值班主任：田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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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跪别父母，在饥寒交迫农村过年最幸福
& & & & *山东男子外出打工，火车站内向八旬父母长跪2月10日晚，在淄博火车站内，一位旅客在前来送别自己的父母面前突然跪地不起，并对着父母磕起了头，而一旁满头白发的老父亲则伸手抹着眼泪。这感人的一幕不禁让人唏嘘不已。据淄博车务段工作人员介绍，跪地男子今年46岁，名叫张金丽，家是淄博新华制药厂的，自己在北京工作。张金丽的父母80岁左右，独自在家，是典型的“空巢老人”。据记者了解，张金丽之前已经4年没回家过年，他有个大哥在杭州，父母年事已高独自在家。由于初四就要上班，张金丽初三晚上就要乘坐G200次列车回北京工作，10日晚，当张金丽在淄博站准备乘车离开父母时，面对前来送站的老父母，加上之前喝了点酒，张金丽情绪激动，觉得没尽到孝道，自觉愧对父母，所以长跪不起而耽误了车。据了解，张金丽已婚，有老婆孩子，家中小孩也是4年没过来看过爷爷奶奶了。目前，张金丽在二楼西重点旅客候车区，情绪比较低落，一问就流泪……继母：他主要是跪我山东淄博男子外出打工，在火车站向八旬父母长跪不起。跪地泪别父母误了车的背后——继母说:他主要是跪我齐鲁网2月11日讯（山东台 崔静静 邢津）父母在，不远行，然而为了生计，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拼，春节过后，迎来春运返程高峰，10日晚上淄博火车站儿子长跪泪别父母的一张照片火爆网络。多数网友质疑为何三年不回家，然而背后真相更令人唏嘘。火车站跪地磕头泪别八旬父母误了车从照片上看，儿子跪地不起，并对着父母磕起了头，面前的父母伸手抹着眼泪。据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每日新闻》报道，淄博火车站工作人员张勇目睹这一幕，“昨天晚上19时左右，这名男子情绪非常激动，面对来送站的父母情绪激动，跪在地上，磕起了头。”据了解，跪地男子叫张金丽，今年46岁，父亲快80岁高龄，家在淄博新华医疗器械集团，自己在北京从事水泥行业工作，在这之前已经三年没有回过家，妻子和孩子都在北京生活。今年，他自己一人匆匆赶回老家陪父母过年。当张金丽在淄博站准备乘车离开时，面对前来送站的老父母，加上之前喝了点酒，情绪激动，觉得没有尽到孝道，愧对父母。张金丽买的当晚7点多从淄博到北京的G200次列车回北京工作，由于和父母惜别，耽误了车。火车站工作人员说当他见到张金丽的时候，发现他脸上有泪。工作人员后来帮他改签了11点半回北京的火车。张金丽年迈的父母表示理解儿子，“我孩子在上海，回来待了四天，媳妇是上海的，肯定就照顾的那边更多一些，现在年轻人都要忙工作，肯定会想他们，也会孤独，但是我们都理解。”可是不少人也质疑，北京到淄博的高铁只要3个小时，229块钱，往返很方便，即便平时工作再忙，难道抽空回家待一天，吃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吗？“这么近，火车也很方便，起码过年的时候要回家来看看，陪陪父母。”老人有三个儿子 并非空巢老人为何要用下跪的方式向父母辞行，三年没能回家探亲又到底有什么苦衷呢，记者经过多方问询找到了张金丽父母在淄博的住所。父亲张培均表示，二儿子张金丽常年在北京工作，这次老两口把儿子送到火车站，大家都很不舍，才有了照片上的一幕。“他在北京一个水泥厂上班，上料什么全靠电脑，什么时候出料，看电脑，他就干这个。”老人说，二儿子张金丽1990年就去北京了，现在已经在北京成了家，有了一个十二岁的小孙女，这几年由于比较忙，已经三年没回家了。“我要求他回来，本来不休班，他跟别人换的班，回来的。”由于时间仓促，这次张金丽是一个人回来的，虽然只待了三天，但老人还是非常高兴。“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团圆，高高兴兴喝点酒。”老人说家里三个儿子，只有小儿子在淄博生活，大儿子由于工作原因长期在杭州工作，也很少回家。“跪地不起”因愧对家人感恩继母 继母：他跪的主要是我说起这次二儿子面对老人长跪不起，张金丽的继母付秀香说，除了思念亲人，还有一个原因。“他主要跪的是我，他说妈你别看你是后妈，没拿你当后妈，拿你当亲妈，你对我特别好。”记者了解到，张培均老人的老伴因病十几年前就去世了，后经人介绍和付秀香走在了一起，这一晃也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他说让我们去北京，他说俺俩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让我们想去就去。” & & & & & *顾则徐：最幸福是在饥寒交迫的农村过年我在上海生于1962年，甫出生就回了祖籍地江苏武进县农村养育。我的儿时是跟年迈的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那是一种真正饥寒交迫的生活。儿时爬到山上俯瞰，是今后在中国已经不会再有了的绝美的江南美色。如练的河流上缓缓漂浮着稀疏的白帆，可以依稀望到一直漂浮到地平线处的长江，田亩则如一块块极精致镶嵌着的翡翠，其间又有许多镜子般在阳光下闪耀的鱼塘，然后就是一丛丛茂盛的树木和竹林，最惊叹是那一个个自然分布的村落，一律是升着淡淡炊烟的白墙青瓦。屋顶是中国建筑的身份证，当鸟瞰时其性质就一览无遗。这里极难找到别样的砖瓦或混泥土建筑，可见是一块典型、普通的江南农村土地，并且已经很久没有过新建设了，因此是一个发展早就停滞了的社会。然而，这里又极难找出一间草房（即使偶尔遇见一间草房，与其它房屋的区别只限于在屋顶以草代瓦），即使猪舍也是砖瓦房，因此可见这里曾是一块十分富足的土地。曾经十分富足却又停滞发展，其结果是饥寒交迫。江南农村曾经特别地饥寒交迫，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是很难相信的。曾经的富足终究留下了很多地方人们羡慕财富，比如就居住言，民众依然享有着祖辈留下的砖瓦房，尽管这些砖瓦房大多由于年久失修而窗棂败坏、雨天漏水，但依然是那些少见砖瓦房地区的人们所不能享有的住房条件；比如就家具言，一般的家庭都有着祖辈留下的桌椅箱柜，那是连一张板凳也稀缺的地区所不敢想象的；比如就穿着言，年长的男女时常会从箱底翻出件很好料子和做工的衣服出客，这也是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农民所不敢奢望的。然而，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些财富并不意味着不够饥寒交迫。我父亲有两个哥哥。我祖父分家时，把最好的两间房子分给了大伯，从居住外表看，大伯家住着在村里也属于中上水平的房子了。大伯夫妇生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其穷困程度可以用两个例子说明：他家有半年必须依靠煮麦片粥度日，这在以稻米为基本粮食的地方，意味着已经饥饿到了严重程度。我二伯家分到的房子面积最大，但祖辈时候是用来养猪、堆杂货的，因此也最差。二伯在国营采石场当工人，算是每个月有点现金收入，属于村里中等水平，夫妇俩生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二伯两、三个月会回家买几角钱猪肉，算是给家人偶尔开个荤，但粮食终究是短缺，尤其三个儿子总是无法吃饱。我所在村是芙蓉公社东柳塘大队二小队。所谓小队，就是原初的自然村，村名为前顾家村或竹园头村，原本有茂密的竹林，但当局要“拓荒”，就全铲掉搞成了耕地。这里是水土极好的地区，如果往北十余里，那里地势较高，水就比较少了，只能多种旱地作物，就要“穷”多了，也有了比较多草房。我有三个姑姑，两个姑姑嫁到了北面“穷”地方。那两个姑姑家只能是大米吃得较少，多吃山芋（红薯）、番瓜（南瓜）、胡萝卜，这在我们竹园头村的人是很难接受的。那么，为什么祖父母会同意两个姑姑嫁到那里去呢？原来经历过世道演变太多的祖父有个想法，他认为北面虽然“穷”，但无论如何总会有点山芋、番瓜，无论如何总可以有山芋藤充饥，遇到年头就不会饿死。我跟着祖父母生活，我父母每个月寄十五元或十元回乡。每个月寄了这点钱，他们以为老人和我生活虽然艰苦，但终究不会太糟糕，其实不然。每两三年我父母回乡一次，然而真实情况他们并不能看到的。两位老人很难具体解释，只能说一个“苦”字，但说多了，我父亲就反感，就质问每个月有钱寄来，钱到底怎么用的？为了避免矛盾，祖父母就更不能解释了。真实情况是我祖母是小脚老太婆，不能下地干活，生产队没有工分可拿，工分完全要靠我高龄的祖父去拿，他被照顾已经算是全劳力了（老人一般只能按半劳力算工分），但也只是一个劳力而已。分家后名义上大伯、二伯每年要承担部分养老粮食，但实际上只能断续给一点而已，祖父母看他们都非常困难，不好意思顶真要。北面一个姑姑家特别穷，时常要回娘家请求接济，祖父母不能看着自己女儿“穷得连裤子也没有穿”而不理睬。我父母回乡，已经属于“客人”，而且是“贵客”，祖父母会特意翻出旧衣服穿得好一点，也多准备点菜，我父母一次呆三、四天，眼睛看到的不过是虚假“繁荣”而已。我父母回乡唯一可以看到真实的人只有我。光着颗脑袋，一年有半年赤裸全身，浑身乌黑，鼻子底下总是抽动两挂浓浓的鼻涕，没有安静坐一会或站一会的时候，赤着两只脚到处跑。我母亲晚年跟我说，那时候我父亲很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只知道顽皮的没有救的“乡下野赤佬”，一直不愿意我回上海生活。其实，我跟周围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比如总是拖着浓浓的鼻涕，其实这是长期挨冻导致的。至于除了大冬天外都赤着脚，不过是为了省鞋子养成的习惯，比如那时候我跑亲戚，一路上是拎着鞋子，快到亲戚村子时候，才把鞋子穿上表示“体面”，很多成年男女也这样做。我那时候确实顽皮，但连祖父母也不清楚，我在大队小学读书，是学校里面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为什么我说曾经特别富足的江南农村曾经特别地饥寒交迫呢？江南农村诚然是中国水土最好的地区，但太湖流域地区人均耕地向来很少，虽然自古有“苏（州）湖（州）熟，天下足”或“苏（州）常（州）熟，天下足”的说法，但这并不是指这个地区的稻米产量可以供养全国人口，其中的真意是商品经济，这里的稻米是中国最高端的粮食（以前如此，远比今天在中国高价行销的日本大米品质要好，近四、五十年由于片面追求产量，所产稻米的质量已经很差）。发达的商品经济是江南两千年富足的根本所在。在不远的那个曾经的时代，商品经济的消亡对江南农村的打击是毁灭性，这样就导致了比水土不好的地区可能更严重的饥寒交迫。在江南农村，由于人口密集，公社、大队、小队的领导又顶真点的争当“积极分子”，绝对不允许本村发生一只鸡的“资本主义苗子”出现，农民就非常厄运了，因为有足够的人力、眼睛监视农民一举一动到极细致，令农民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农民除了靠“计划”生活外，就失去了两千年富足的基础，从而就在某个方面比如吃饱肚子方面言，可能不如原本水土不好的“穷”地方农民了，这正是我祖父母让两个姑姑嫁到北面“穷”地方去的根源。太湖地区江南农村的产业特别在宋朝以后，历来在农业（种植业）基本方面有粮食与其它经济作物之分，其中尤其对于粮食种植业的农民而言，手工业是主要的辅助。所谓辅助，仅仅是从产业投入的角度而言，并非体现为经济收益属于辅助，也即一个农民种植稻米是其基本的投入方面，但稻米并非一定是其收入尤其是现金收入来源，稻米仅仅是基本生活保障，农民的主要收入则来源于手工业，再进一步就兼营小商业，近代则形成了较多人口的打工群体，比如苏州就曾经以出优秀女佣著名。当商品经济被破坏、消弭，农民的种植业就很难维持其基本生活了，更糟糕在于所谓的种植业也已经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了“集体”（实际就是国家），农民对自己劳动的成果失去了自我分配权利，从而在稀有土地上的一点产出也无法自己直接拥有。因此，普遍砖瓦房社会中的饥寒交迫就被注定了。正因为如此，过年对于农民，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农民的孩子来说，一年当中，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为什么呢？老话说，过年是穿新衣服、尽管吃的时候。大道理如此，然而，在特殊年代，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穿新衣服实在是吸引力不大，归根结蒂主要还是在一个“吃”上面，可以放开肚子吃而大人不再限制、斥骂。当然，过年首先体现在一个“新”字上。如何叫“新”呢？穿件干净的衣服自然叫“新”，尽管这衣服实际还是“旧”衣服，男孩子大多不在乎，因为可能跟之前的区别主要就是破棉袄补了补丁，也不用草绳系了，但女孩子大多会喜欢得兴高采烈。对于男孩子来说，所谓的“新”主要就是剃头。原本是光头，但剃个头毕竟要花一角钱，大人也是能拖就拖，到春节肯定比较长了（实际也就是半寸到一寸而已），然后过年一律剃个精光，一帮孩子互相摸脑袋嬉闹，大人也来摸孩子光溜溜的“新剃头”，这是乐趣。再一个“新”，就是洗澡，常州人（武进县属于常州）叫“淴浴”。生产队有两间房子，平时用来堆杂物，其中一间有大锅灶，春节时候便腾空用来安排全村人淴一次浴。江南人向来爱干净，自然就喜欢洗澡，因此，女人出嫁最必要的陪嫁之一就是木头的大澡盆。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江南农民已经是最不干净的了，因为洗澡成了一件难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人缺吃，猪自然就更加缺吃，田野、河流中凡能强行喂给猪吃的就都被彻底利用了，从而人就连可以用来烧火的草都已经搜刮尽了。割草，是我儿时最基本的农活，那时候割草一般镰刀要下土壤一、两寸连根割。缺乏燃料，烧水就成了一件近乎奢侈的事情，每天洗脸那点水都要洗到水粘黑，更何况需要较多热水的洗澡！所以，过年生产队专门安排一天全村男女老少洗澡，对于大家是很重要、很惬意的享受了。生产队安排洗澡，自然是有专人先准备好烧水的柴火，然后由专人负责烧水。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得安排专人（身强力壮的成年男人）负责挑水，一是把烧好的开水挑到隔壁洗澡的房子，二是要到河里去挑冷水。一个木桶（常州人叫“提桶”）的水大概在五十斤，一挑约在一百斤左右。通常洗澡是在午饭后开始，所谓“排队”并不需要真的排队，村民会自觉互相通知、喝呼。排队有规则，分三批，第一批是成年男人，第二批是孩子，第三批是女人。实际上等于男人、女人两批，孩子夹在中间是让家长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变通。男人先洗是“淴浴”的自古规矩，一来是习俗认为男人洗过的水比女人洗过的水干净，二来是习俗认为男人洗女人洗过的水会“触霉头”（倒霉）。既然有“洗洗过的水”的问题，就可以想见，尽管河水只要凭力气去挑，几乎取之不竭，但由于柴火的缺乏，烧水的量是很有限度的，因此，所谓“淴浴”，跟这个词当中隐含着的在热气腾腾中慢慢受用全然两回事，所强调的是“搓老痕”（常州话称“老垢”为“老痕”），通过热水浸泡把身上积累一年了的污垢起劲搓掉，这就是万事大吉的爽事了。所以，洗澡水实际就是热气腾腾的乌黑的“浓汤”。不过，这“浓汤”也是宝贝，不会被浪费，或者被特意挑去浇到耕地上，或者被负责挑水的人搞回去用来煮猪食，因为这被认为是好的肥水，无论浇地、喂猪都有大好的“营养”。今人不要笑话，那时候江南农村普遍还有古老的节省肥料的传统，不知就里的外人看男人撒尿很随便，其实很讲究，撒泡尿也要设法熬住撒到需要施肥的地头上去，不能浪费，不是自己的地也要尽量在别人的地，这是江南农民的古老道德，或者就是今人所谓的“职业习惯”或“职业道德”。“淴浴”是江南农村孩子喜欢的乐事，因为向来有爱好到河里扑腾的习惯，现在有热水嬉闹，自然是特别乐趣。不过，过年对于孩子来说，最幸福不是这些，而是围绕着吃的事情。基本的角度来说，春节的东西都好吃了，因为有“油水”了。在那个曾经的年代，“油水”可是太诱惑的意象了，甚至可以说是占第一位的诱惑。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油啊。由于没有油，所有的人就都有无法满足的食欲，肚子怎么吃都似乎饿着。油少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三口人平时根本就是不能吃油，蔬菜不是炒的，而是蒸的，只能捻几颗盐在里面一拌，偶尔才极仔细地滴上两滴。非重要节日或平时有客人，只能用一块一直在用着的小布，沾着油在锅里抹一下，就算很不错在用油炒菜了。那时候城市居民也缺油，但比较农村农民，其实已经近乎“天堂”了。过年不同，一年节省不吃的食油这时候是吃光拉到了，也有了猪油，这时候的饭菜该是多么香啊！仅仅这点，过年就已经够幸福的了。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过年是从杀猪开始的。对于今天的农村孩子来说，可能会笑，“杀猪还不容易吗？”事实是不容易，而且非常不容易，尽管家家都养着猪。家家都养着猪，难道还不容易？真不容易，因为猪虽然是农民在家中养的，但不是为自己养的，而是为“国家”养的。因为是为“国家”养猪，农民不养还不行，不养猪属于“落后分子”，做“落后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养了猪如果要卖，必须批准，一头猪卖掉大概收入六十至八十元，成本多少则跟“国家”无关，但已经是农民最主要的现金收入。如果想多养也不行，因为“人都没有吃的，给猪吃什么？”所以，一般家庭只能养一头至两头猪。猪食短缺到什么程度呢？以我所在的竹园头村为例，本村每年需要罱河泥（常州话称“捻河泥”），这是一个极苦的重活，也是我儿时唯一没有干过、实在也没有体力干得了的农活。罱出的河泥尽管可以作肥料，但干活的人不愿为“国家”过于受累，多也就浪费了。但也有利用，其中一种利用法，就是将其晾干，取成土砖形，然后敲碎填猪圈，也是给猪吃，因为其中有小的螺蚌夹杂，也算营养，可以权充饲料。猪吃这个泥土尽管不能长膘，但毕竟可以“壮体”，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杀猪同样不是农民自己可以决定的，一般是由生产队长在全村选择，春节前定某家或某两家的猪可以杀，全村杀一、两头猪，养猪的人家可以多拿点肉，但主要由全村人分配。分猪肉是很严肃的事情，队长、会计（实际是出纳）熟悉村民情况，把农民分成小、中、大户，然后小户、中户、大户各多少斤，事先剁了称好，然后由村民一堆堆各自领去。尽管断断少不了以女人为主角的挑精捡肥吵架，但也断断没有敢跟主持分配的队长、会计吵的，只是女人们自己在无谓“互耗”。肉其实并不多，我祖父母和我三口人（我尽管是“上海人”，但按照习俗被承认为村中一员）属于小户，一般只能分四、五斤。大户也分不到十斤出头。不过，分猪肉这一天是全村孩子非常快乐的一天，因为尽管这一天各家绝对不会马上做肉吃，但通常会从分到的肉上割一小块肥肉，然后在烧热的锅里实实在在抹一遍，令锅子滋溜溜有一层明亮的油水。这一天的饭菜那是香美极了。我父母老年时候聊起曾经时代的家乡，他们说过年时候家乡农民肉倒是有得吃，多数菜里都会放点肉，很不少了。我大笑，跟他们说，是猪肉确实不错，但其实主要是猪头肉。他们这才知道以前过年回乡，吃到的主要是猪头肉。为什么呢？村里分配的猪肉实在太少，过年时候人来客往很难应付，农民只能另外设法去买猪头充数量。猪身肉供应城市了，但猪头在农村留下不少，过年时候比较便宜，一般是三元钱左右一个十多斤的大猪头，这是没有“计划”约束的。一般客来客往少的家庭就买一个猪头，多的家庭就需要买两个。如果主人端出来的是红烧肉，那就不是猪头肉，只能是生产队分配的猪身肉，但如果是炒菜里面被切细的肉，那就极可能主要是用猪头肉充数量的了。不仅过年，其它时间办婚丧喜事也是如此。不过，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能吃上肉，多吃肉，并没有是不是猪头肉的区别，只要是猪的肉那就已经是太美好、太开心了。也正因为主要是猪头肉，有了数量，才可以在数日之内放开肚子吃，这是过年之所以能叫过年的美妙处。鱼也是分配的，数量也很少。这是一个今人或不了解捕鱼的人很难理解的事情，因为既然是鱼米之乡，鱼怎么还要分配，而数量还不多？鱼米之乡鱼塘、河流纵横密布，水面确实广大，而且由于所谓鱼塘实际上并没有人工去养鱼，因此，尽管在那个曾经的年代，却不在“计划”之内，农民自己可以自由捕捞，比之今天可说是非常“自由”了。然而，捕鱼谈何容易？在非渔业为主要的农村，农民并非不懂得捕鱼，但没有适合较大数量捕捞并捕捉较大个头鱼类的渔具。本村农民家家有渔具，但这些渔具只能捕捉小鱼小虾，并且效率很低。我祖父年轻时候曾是跑江湖的船队老大，很熟悉捕鱼，他自己会编织大渔网，但一来买材料需要投资，二来没有人懂合作，三来捕鱼需要用船，必须要通过生产队，生产队不会批准个人用船去捕鱼，四来捕鱼后一定要卖才合算，而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万万不行。所以，即使我祖父也只能望着水面兴叹，只能是搞点小鱼小虾，但那时候小鱼小虾实在不是上台面的东西。过年必须要有大点的鱼待客，就只能由生产队分配了。生产队干部其实未必懂捕鱼，但其优势是掌握资源和组织权力。一般是当年由队长选择两个鱼塘，然后告诉村民这一年不要到这两个鱼塘捕鱼，农民也会自觉遵守。到过年前，通常是在杀猪之后，由队长召集男劳力，扛着木船、水车，用笨办法去把鱼塘的水干干脆脆车干，然后把在泥里活蹦乱跳的鱼抓住集中起来，跟分猪肉一样按照小、中、大户分配。捕鱼那一天，村里无论孩子、女人，都格外兴高采烈，跟着男人们拥到鱼塘，一双双眼睛盯住水面，一阵阵狂欢。然后，就是分配鱼的时候必然发生的吵架。那时候农民贪图的是吃“肉”，希望拿到肉多个大的鱼，那时候人人明白味道属于好品种的鱼，却并不很受欢迎。最受欢迎的是白鲢，比较花鲢身体差不多但头略小，这是两个最接近的品种，但分到花鲢的女人很生气，分到白鲢的女人很满意。我们孩子则不会管这些，奔来跑去比大人还忙。这一天太值得兴奋了，因为尽管只有几斤大鱼，但总会有点小鱼，虽然平时捕捉小鱼小虾并不难，我们孩子自己基本都很熟练，但关键是分鱼当天大人一定会把小鱼做了尝鲜，跟平时不同是会放油做了。放油不放油，对于没有油吃的人来说，鱼的味道已经跟品种、大小毫无关系，区别是天上地下。对于我来说，过年在杀猪以前就开始了。江南农村曾经有过年前家家酿酒的传统，少则使用五十斤米，多则用一百斤米。我祖父每年至少会酿一缸酒，缸是大缸，需要用米一百斤以上。祖父酿的酒特别好，他在那天很严肃，酿酒要先做饭，这一天他只让祖母烧火，上灶台等则是自己亲手操作。跟其它日子不同，我要烧火他绝不允许。我无事可做，却格外兴奋，幸福地忘乎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一天开始，祖父让我大碗喝酒了，以前的剩酒我可以大碗喝，新酒成了后恰好过年，他更允许我彻底放开喝上几天了。对于还在爬的时候就开始喝祖父碗里酒的我，真是太诱惑了。在饥寒交迫年代的农村过年，就象我祖父酿的酒那样醇美。
有不一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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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爱人扎基层，闲来聊发己真情。水平有限文采糙，看与不看都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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