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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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应适应时代变化，拓展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探索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价值，古为今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个核心价值系统，这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8月3日，中国文明网）&&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化的国度，在这个国家，有着太多传统的优秀思想。我们常常感叹，古人的智慧可以延续千年，因为在今天的时代发展中，我们依然延续着他们的传统，甚至把有些思想当做做人处事治国的准则。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荣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是的，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大环境里去找寻和学习古人的治国之道。&&
　　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各种思想流派和治国之道，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世界舞台上备受关注。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更需要一些传统思想中的精华来知道我们未来的发展。古人曾说：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
　　首先，修身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我们又处在一个社会当中，只有我们的不断地完善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修养，才能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好。无论是为官，还是从商，都强调先做人后做事。而修身就是我们要学会做一个诚信的人，踏实的人，有高尚情怀的人。&&
　　其次，要有治国的胸怀。每个人都有国籍，都爱自己的国家，因为国家强盛了，我们的生活才会好，我们的心才会安定。国家发展的好坏，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而国家的好坏，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范仲淹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每一个人都将国家放在自己的心中，每天做的事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国的高度。如此一来，对于领导干部，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将修身和治国融为一体，提升自己的领导力，造福一方。&&
　　最后，平天下就是将我们的社会建设成为一个优美的，安宁的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需要每个人的努力。需要与自然，与个人，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和谐。只有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做到平天下。&&
　　作为新时代的人们，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多读历史，多思考，讲古代优秀的治国思想借鉴过来，让今天的社会更加美好，更加祥和。（林默）&
责任编辑：何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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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伦理精神的比较
[摘 要]中西方在道德建设过程中，重视将民族精神与时代风尚相融合，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伦理精神。申西方伦理精神体现了中西方各自的道德文化特征，反映了申西方各自的道德精神风貌，为当代 中国 伦理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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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西方在道德建设过程中，重视将民族精神与时代风尚相融合，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伦理，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伦理精神。申西方伦理精神体现了中西方各自的道德文化特征，反映了申西方各自的道德精神风貌，为当代 中国 伦理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很好的 参考 和借鉴资源。 　　[关键词]申西方；伦理精神；比较 　　 　　伦理精神，是指在某一特殊 历史 时期内，在某一特殊社会或社会生活群体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普遍价值导向意义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在中西方各自独特的 经济 、
和文化背景下产生了一系列迥异的、具有鲜明中西方民族特征的伦理精神。 　　 　　一、家族主义精神与个人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决定了家史人们生存 发展 的根基，而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封建宗法家长制使得家族主义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家族主义精神的实质就是强调家族利益的至上性，要求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家族利益，并且十分强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伦辈分关系。由于传统中国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特征，家族主义精神在家族内体现为“孝”，在国家层面表现为“忠”。“家族主义精神培养了中华民族善于顾大局、识大体的品性，养殖了人们深厚的家乡情感，促进了爱国主义的形成。”但家族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个性的发展，容易蜕变为封建专制主义。
　　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疆域狭小、濒临海洋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以稳固的家族形式进行封闭式的规模化生产活动难以成为可能。而以个人为主体、以业缘为纽带的灵活机动的经济生产方式无疑开阔了西方人的视野，拓展了他们征服自然的空间，这种纯粹谋利性质的生产活动和流动的生活方式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精神产生的土壤。普罗塔戈拉提出古代世界第一个个人主义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人”指有欲望的个体。这种个人主义主张在人己、群已、公私关系上突出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保持个人对社会的独立性。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虽然在中世纪基督神教的桎梏下一度生机不再，但随着近代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精神得以蓬勃生长并成为西方伦理基本精神之一。发展、实现个人利益成了这个时期西方道德审视的出发点和总目的。霍布斯、爱尔维修、费尔巴哈等思想家一致认为，人的价值或人生目的就在于追求物质利益、满足人的种种感性欲求需要，外物都是满足自身需要的工具与手段。毋庸置疑，个人主义精神注重个人利益，强调个人价值，重视个人尊严，有利于个性的健康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但是过于强调个人主义必然会导致利己主义，正如南京大学张风阳教授提出：“西方个性张扬(个人主义的张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并非夸张的疑虑：就像无度开发自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一样，对个人欲望边疆的无度开发会不会造成一种道德生态危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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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和主义精神与竞争主义精神 　　 　　“和”历来被看作是中国传统道德极高的境界，而实现与达到这种境界的根本途径在于“中庸”之道。中和主义精神由于坚持中庸之道，注重社会和谐，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大同”观念和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中和主义精神蕴涵着一种子实而伟大的和谐伦理自觉，以自身和谐和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并最终达到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从而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全人类乃至人类与自然有序地联系起来。但在实际生活中中和主义精神往往容易蜕变为“折衷主义”，并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抑制了竞争精神的生长。 　　尽管西方的一些伦理思想家也有主张“中庸、和谐”的思想，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
》认为“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但是在西方伦理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以竞争求生存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人性是自私的，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和集体利益之上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只有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使西方人形成了浓重的个人本位观念，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竞争主义因此成为西方伦理精神之一。竞争主义精神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作用，激发了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塑造了西方民族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的性格特点。但是，过分强调竞争主义精神常常加剧个人主义向利己主义的转化，造成了西方社会中人际关系紧张、心理孤独等种种弊病。
　　 　　三、情感主义精神与理性主义精神 　　 　　在家族主义精神和中和主义精神的规约下，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着眼点在于人伦关系的调谐，它以礼为准绳，以血缘关系为根基，以情感为纽带。它强调入伦关系的温情性，以情感和理性为调剂，甚至将情感凌驾于理智之上。它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需要，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情感心理原则，并演化为情感主义精神。情感主义精神增强了人际关系中的凝聚力，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但是它也往往造成了人们以情感代替或超越原则和 法律 的弊病，成为法治建设的难题。 　　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和竞争主义精神，导致了西方伦理文化的着眼点在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企图通过对真知的把握，使个人在竞争中驾驭自己的命运，形成了西方重视知识和理性的理性主义精神。苏格拉底认为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人凭借理性思维获取知识，凭借理性成为万物的尺度。亚里士多德以理性作为其至善追求的核心概念，并将至善本身看成理性的自我展开。理性主义精神注重对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促进了西方民族 科学 精神的生长租自然科学的发展。但理性主义精神轻视情感的作用，忽视人情味与生活情趣，从而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引发了人们的心理障碍，导致了家庭伦理的破坏和亲情关系的泯灭，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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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思想
中国历史上各种道德理论的总称。中国伦理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伦理思想总述
中国历史上各种道德理论的总称。中国伦理思想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发端于殷周时期的古代伦理思想，历经3000多年（公元前21世纪～1840年）。在理论上几乎涉及到伦理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形成了形式不一、性质不同的各种学派。其中，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干的的伦理思想，影响最深远，发展最充分、最完备。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虽然搬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见），但始终未能摆脱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而建立起自己的、完备的近代道德理论体系。唯有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以其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优秀的道德遗产，传播和发展了，形成了中国人民的新型的伦理观。
中国伦理思想历史发展
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
中国伦理思想先秦时期
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的先秦时期,是伦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伦理思想产生并取代奴隶主阶级伦理思想的时期。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商代已有了一些初具伦理色彩的概念和命题。西周初年，以周公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提出了反映等级关系的“孝”、“字”（爱）、“友”、“恭”、“信”、“惠”等一系列道德规范，主张“敬德保民”，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他们的主要为所支配。
春秋至战国，社会由奴隶制向转变，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诸子蜂起、的局面。当时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对道德本源、道德准则、、道德作用、道德修养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伦理思想。儒家伦理思想由孔子奠基，经孟子、荀子等人的阐发，最终确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儒家强调道德义务，轻视实际功利，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道德的倾向。孟子和荀子还在孔子的人性论的基础上，分别肯定人具有先天的善性或恶性，从而论证人类善、恶产生的根源，并指出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不同途径。儒家的伦理思想适应于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的需要，基本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所创立的，则代表了这个时期的小生产阶层的利益。墨家主张“兼相爱，”，反对“”，强调实际功利，主张道德评价应合志功（见志与功）而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伦理思想，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反对世俗的道德规范和善恶标准，提倡一种“无知无欲”的“素朴”的“至德”境界，主张保全自身，乃至弃世脱俗，追求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以为主要代表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政治需要，主张法治,轻视,主张人性“自为”，否定道德和道德的社会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伦理思想继续发展的基础。儒家伦理思想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的产生。
先秦思想家们所探讨的伦理问题以及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认识并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区分了“天道”与“人道”，认识到在人之道中，最重要的就是道德。郑国的子产说：“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晋国大夫认为：“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儒家则把道德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墨家也强调“天下莫贵于义”，主张用道德说教的方法匡时救民。
②　从不同方面寻找道德的来源。春秋时期的多数思想家仍然相信道德起源于天命。但也有人认为，善恶同智愚、美丑一样，决定于地和水。特别是有人看到了道德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晋国的说：“国饶，则民骄佚”（《左传·成公六年》），认为“民生厚而德正”。则明确肯定了社会经济水平对道德的制约作用。
战国时期，对道德本源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道家将其所提出的的“道”,看作是道德的根源,否定道德决定于天命的看法。儒家的孟子认为，道德来自于人的本性，而人性本身是善的；则认为人性本恶，为了改变恶的本性而产生了道德。这两种观点看起来相反，其实都是以抽象的人性作为道德的本源。孟子承认恶是后天沾染的，荀子则认为善是后天学习得来的，分别从不同侧面肯定了客观环境对道德的影响。
③　注重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提炼。在中，已孕育着汉代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孝、仁、爱、信、义等道德规范。但不同的伦理思想派别和思想家，对这些规范所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说来,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强调孝亲,竭力维护以为特征的;进步思想家们则比较重视“忠”,要求人们忠于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国家。
④　开始了的探讨。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都谴责那些顾利不顾义的行为，但是他们并不讳言利，只是主张重义轻利，指出：“利不可强，思义为愈”（《春秋左传注·昭公十年》）。对待人欲，他们既不主张纵欲,也不主张禁欲,而是要求统治者“与众同欲”。但也有一些思想家主张重利轻义，甚至主张为利弃义。一般说来,儒家重义,墨家重利，并把“中万民之利”作为评价人们行为的标准，法家讲利而不讲义，道家既否定利又否定义。
⑤　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色，在先秦时期，突出地表现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孔子提出了一系列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孟子和从不同角度加以发展,并使之系统化。孟子强调向内用功夫,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以恢复、保持和扩充先天的善性；荀子提倡“注错习俗”，强调后天的“积靡”，最后达到“化性起伪”；《大学》一书用“”、“诚意正心”的原则，综合了的方法。儒家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其目的在于为培养“”，即树立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榜样和维护者。
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一个高峰，它不仅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的统一和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对当时和汉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伦理思想秦汉至宋元明清时期
从公元前 221～1840年，是中国伦理思想演变、发展、日益系统化并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
灭亡之后,汉代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的统治需要,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高度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适应这种形势，董仲舒用神学目的论改造了先秦儒家学说，建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神秘主义的为理论形式的伦理思想体系（见）。从此，儒家伦理思想就成了中国封建伦理思想的正宗。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伦理思想曾遭到司马迁、等人的批判和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打击。在魏晋时期代之而起的是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玄学伦理思想(见)。玄学伦理思想源于“”的讨论。其代表人物王弼和企图挽救名教的危机,援道入儒,给儒家伦理思想以玄学的论证。主张“名教”本于“自然”，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但是，“”的理论终究不能成为封建阶级道德的最理想的理论形式。相反，随着玄学的演变，日益暴露出它对儒家伦理思想和名教纲常的危害。、阮籍等“非汤武而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9;& class=link&裴的《》，从维护名教的立场出发，批判了贵无的伦理思想。在玄学盛行的同时，佛教也由于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提倡而开始流行起来，到隋唐逐渐形成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但是，佛教中伦理思想的根本宗旨偏重于“出世”而不是“入世”，因而不断遭到儒家的抨击。唐代思想家韩愈举起“反佛”的旗帜，提出“”，大力维护儒家伦理思想的正宗地位。唐代中叶以后，出现了儒、道、佛三家伦理思想合流的趋势，宋明理学及其理学伦理思想的产生，正是这一趋势的历史归宿。
中国伦理思想宋明理学
自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由鼎盛转入衰微，社会基本矛盾日趋激化,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秩序,不得不加强君主专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理学(也称道学)。理学的主体内容是它的伦理思想。理学伦理思想继承孔、孟传统，吸取改造了佛、道的某些思想成果,进一步把与世界观、融为一体,丰富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思辨形式，成为儒家伦理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它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理学伦理思想分和。程朱伦理思想以为哲学基础，把“仁”、“义”、“礼”、“智” 抽象为宇宙的“客观”本体，即“天理”，反过来又把“天理”作为封建道德的本源；用所谓“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论证人之所以有善、恶的根源；主张通过“居敬穷理”、“学问思辨”的修养工夫，达到“复尽天理，革尽人欲”的理想境界。由于过分强调和，使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容显得繁杂支离。于是，又出现了提倡“简易”功夫的“先立乎其大”的陆王伦理思想。它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心外无理”。“心”既是宇宙本体,又是道德本体。“心”即“天理”,也就是“良知”。它自有直觉“是非正邪”的本能，“不假外求”。道德修养就是“”。这样,只须通过内心“省察”的工夫，做到“知行合一”，就能“存天理，去人欲”。程朱和陆王两派的伦理思想在理论上虽各具特色，但本质上都是把封建道德绝对化。在理学伦理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同时，出现了以、&#39;& class=link&叶为代表的“功利之学”，强调“功利”与“道义”的统一，肯定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给理学伦理思想的和以有力批判。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产生了，逐渐形成，阶级矛盾和也十分尖锐。这种状况反映在伦理思想上，一方面，理学伦理思想的流弊充分暴露，丧失了向前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先后出现了以、、、、、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代表的具有一定启蒙意义的伦理思想。他们的哲学基础虽不尽一致，思想内容也各有侧重，但在人性论、、道德修养论等方面，都与理学伦理思想相对立,把矛头指向封建礼教,展现了中国伦理思想的别开生面的一页。这一时期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都把“饮食男女”的自然欲望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李贽提出“人必有私”；戴震认为“有血气,则有心知”,把人的自然情欲作为道德的基础。在他们看来，，“所谓,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以此否定“存天理，去人欲”的。戴震还对理学的“天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后儒以理杀人”甚于“酷吏以法杀人”，尖锐地揭露了理学伦理思想的反动作用。从而，把对理学伦理思想的批判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由于的封建统治秩序趋于稳定和统治者在文化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伦理思想一度转入沉寂，到了近代才得以复苏，并为资产阶级伦理思想所继承和发展。
中国伦理思想近代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中国伦理思想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鸦片战争前后，以、为代表的早期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开始揭露和批判封建道德，他们主张变易“风气”,改造“人心”,反对宋明理学的。的领袖、&#39;& class=link&提出以绝对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具有某些民主主义色彩的农民阶级的伦理思想，并通过推翻的革命实践,对封建名教纲常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为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产生作了准备。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以及民族危亡的加深，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的伦理思想。、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者,向西方学习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利用并改造了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他们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批判封建名教纲常，主张“人生而有欲”,用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反对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与及其伦理思想彻底决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比改良主义者进了一步，他们的伦理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孙中山十分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并力图改造中国的传统道德,赋予它们以民主主义的内容,使之为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服务。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伦理思想未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而建立起新的完备的理论体系，以实现对封建伦理思想的革命变革。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伦理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打倒”的口号下，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遭到革命文化彻底的不妥协的批判。以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先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道德现象，指导对“孔子主义”的批判。从此，逐渐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与、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斗争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优秀的伦理思想遗产，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宝库。
中国伦理思想关注的论题
中国伦理思想道德本原问题
在中国伦理思想中，有关道德本原的不同观点主要体现在“”、人性善恶、社会道德状况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中。
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主张“”，把“天命”、“天意”作为道德的本原。有的以神秘主义的虚无本体“道”作为道德准则或道德存在的根据。在世界观上持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则往往以物质的、自然的天为“本”,从中寻求道德的根据,认为圣人“见于天地之条理，定之以为天下万世法”，有的认为道德是圣人为调节人们的利害冲突而制定的，利害冲突的原因归根结柢在于人们对利益的欲求。这些观点，虽然没有正确回答道德的本原和实质，但较之唯心主义的回答却带有更多的合理成分。
中国伦理思想人性善恶问题
中国伦理思想中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也是道德本原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以后的儒家，一般以善恶论人性,提出“性善”“”、“”、“”、“”等主张,认为人所以或善或恶,其根源就在先验的人性之中。法家认为人不可能为善，主张人性“自为”（利己）。则主张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或恶在于后天环境的影响，否认有先验的善恶规定。道家视“无知无欲”的“朴素”状态为人性之，并以此作为所谓“至德”的根据。中国伦理思想中所讨论的人性善恶问题，还涉及到性与情、性与命、性与才等问题，这些讨论为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
道德状况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关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在探讨道德的本原时所涉及的一个方面。有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制约着社会道德状况，如《管子?牧民》中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中国伦理思想道德准则问题
道德准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中心问题。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是“仁”。“仁”即“爱人”，是总的道德原则。儒家道德规范体系中的“义”指各种具体的行为规范，包括忠、惠、孝、慈、悌等。汉代以后，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被概括为“三纲五常”，其中又以体现“”、“父为子纲”的“忠”、“孝”为根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体系。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博爱”、“互助”作为道德原则和规范。
中国伦理思想义利关系问题
这是贯串于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和功利论两种倾向。儒家不多申言道德的功利目的，尤其卑视道德主体的个人利益，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必然会损害道德准则的实践，主张“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甚至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儒家还根据对义利关系的不同态度，划分“君子”与“小人”，主张“，，惟义所在”，而且认为，只有“不顾其利”才是行为的和的最高体现。宋明理学更是销利归义，甚至认为“凡有利心便不可”，陷入了。儒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强调履行道德义务高于满足个人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否定利益,尤其是个人利益,则是错误的。
墨家注重功利，主张道德准则应以“利人”、“兴天下之利”为目的，认为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于“义可以利人”。从而，把义、利统一起来。在对行为的上，主张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宋代以后，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道德实践的，提倡“功利之学”。叶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提出与董仲舒相反的命题：“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近代思想家受西方“幸福论”的影响，主张以能否满足“求乐免苦”作为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严复还提出人、己“两利”的“开明自营”原则，认为追求功利没有什么错误。在上，也有极少数的思想家提倡极端利己主义，否定行为的，走向了或（见）。有的则对义利问题采取超然的态度，主张“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企图摆脱义利之争以保全自身。但整个中国伦理思想的主要倾向是重“道义”轻“功利”，并且形成了一种传统。
中国伦理思想道德的社会作用问题
这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突出方面。在春秋战国时期讨论这个问题时，集中体现在关于“”与“法治”、“王道”与“霸道”的争辩。儒家发展了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认为道德的作用胜过刑罚和征战，主张“为政以德”，以“王道”统一天下，强调用道德调节和维护等级关系。它还十分注重统治者自身道德的表率作用，把个人的“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足点。墨家也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道家则否定道德规范的积极作用，主张“”。法家主张“法治”、“霸道”，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具有一定的倾向。西汉儒学之后很少有人再公开否认道德的社会作用。近代一些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提倡“革命道德”，强调革命者的道德对于革命胜败的关键作用，认为“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要革命，“则唯有道德者可以获胜”。
中国伦理思想道德修养和教育
中国伦理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是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问题。儒家主张治国应“以修身为本”，在强调进行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道德教育的同时，更注重自我道德修养。在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上，一些在哲学上持观点的思想家主张通过“养心”、“内求”的工夫，以，扩充善端；提出并形成了“正心”、“诚意”、“内省”、“自讼”、“慎独”、“主静”、“居敬穷理”、“省察克治”等一套内心修养方法；一些持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则主张 “养心”与 “践履”、“习事”相结合，重视习俗环境的作用，反对“主静空谈”，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中国伦理思想人生观问题
中国伦理思想中关于人生的目的、意义和理想的问题，反映在生与死、荣与辱、义与利、义与命、、群与己以及行为准则、人格理想等问题的讨论中(见人生观)。其中有几种类型。墨家主张积极有为，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视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他们斥“命”颂“力”，“摩顶放踵”,“备世之急”,虽牺牲自己身体亦在所不惜。儒家的人生观也具有积极有为的特点,他们充分肯定人生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有义”视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而“最为天下贵”的根本标志。因而把知义、求义、尽义，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圣人”,看成是人生最高的目的,并把实践仁义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义务。他们主张“重义如泰山，轻利如鸿毛”，提倡“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认为只有“尽其道而死”才是对“命”和人生的正确态度。儒家人生观的主要目的虽然在于引导人们为封建地主阶级去“卫道”、“殉道”，但也曾激励进步的志士仁人为“天下兴亡”、民族大利而献身，产生过积极的作用。道家提倡一种以“保身”、“全生”为宗旨的人生哲学。佛教视人生为“苦海”，主张超脱尘世，以求“来世福果”，这是一种悲观出世的宗教人生观。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人生观，孙中山“为而奋斗”的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中国伦理思想基本特点
中国伦理思想道德规范的宗法性和政治化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时，以父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形式被保留下来,并发展为等级关系和宗法等级秩序。后来,它又与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一直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儒家所说的“人伦”，主要是指“父子”、“君臣”、“夫妻”、“长幼”、“朋友”五种关系,除“朋友”外,都是和宗法等级关系相联系的。为了调节这些关系，儒家提出了 “孝”、“忠” 等一套道德规范。“孝”作为“仁之实”,是子对父和祖先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忠”是“孝”的延伸和扩大，是臣对君的行为准则。“孝”和“忠”是宗法等级关系中两个最重要的关系的反映，集中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性特点，并由此决定了道德政治化的特点。儒家认为,要治国平天下,必须“修身”并践履宗法道德，从而把道德提到了政治的高度。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所谓“三纲”既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又是最高的政治原则，甚至赋予道德以法律的权威。在这一意义上，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就是政治化的道德。儒家伦理思想的这一特点，完全适合中国封建制度的需要，使它获得了封建正宗的地位,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且具有极大的稳固性，即使近代资产阶级也没能摆脱它的束缚。宗教道德及其伦理思想始终没有在中国成为伦理思想的支配形式，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中国伦理思想道德问题成为哲学思考的重点
这一特点表现在道德本原与世界本原的关系上。一些哲学家由“天”及“人”,从“天道”推衍出“人道”，把“天道”作为“人道”的根据。先秦道家和魏晋玄学属于这种类型。一些唯物主义者也往往有类似的特点，宋代的就是从气的统一性引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道德原则；另一些哲学家由“人”及“天”，把“人道”抽象化为适用于宇宙万物的普遍法则,并神化为“天命”、“天意”,然后又倒过来把这个虚构出来的“天道”作为“人道”的本原，以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的合理性和永恒性。那些在哲学上持观点的儒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
道德和哲学相交织特点的另一表现，是把道德修养论作为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儒家在伦理思想中所说的修养对象和目的，与其在认识论上所主张的知的对象和目的，归根结柢是一致的。他们在认识论中所说的“行”是指道德“践履”。至于修养的途径、方法和认识的过程、方法,往往混同一起。道家的修养论,即神秘主义的“体道”说，也是他们的认识论。
中国伦理思想注重内心修养，强调行为自觉
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在道德实践上的显著特点。中国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把人性善、恶作为人之所以有善、恶行为的心理根据，并由此提出了一套“修身”、“养心”的方法， 认为只要发挥“心”的作用， 即可认识本性的“善”。同时，他们又把“知义”、“有义”视为人之异于禽兽的标志，突出了对和自觉性的要求。先秦儒家主张仁、智统一，强调“行己有耻”和对道德行为的自我“反省”。但是，他们在注重心、义的同时，都贬低个人利益和感官需要，主张“”。汉代以后，内心修养被逐渐引向极端，把性与情对立起来，乃至主张“性善情恶”、存理灭欲。
中国历史上的各种伦理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甚至在西方社会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心理、习俗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科学地总结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批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进一步清除封建道德和的影响，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伦理思想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中国伦理思想版权信息
书 名: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
出版时间： 2005
定价: 16.80 元
中国伦理思想内容简介
《》成书于1986年，是先生对中国伦理学说进行了系统梳理之后所撰写出的学术专著。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中国哲学中伦理思想比较丰富，所涉及的问题较多，而且学派繁盛，纷纭错综。作者针对这种情形，对中国伦理学说的基本问题、道德的层次序列、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与理欲之辨、仁爱学说、三纲五常、意志自由及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使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日臻成熟，同时也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指明了方向。
中国伦理思想作者简介
，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1909年出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33年大学毕业被聘为助教。1937年抗战爆发，闭门著书。1943年，任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讲师。1946年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1952年全国时，调任教授。从1980年起，任兼职研究员。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兼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并兼会长，现任会长。
中国伦理思想目录
第一章总论
一、哲学与伦理学
二、中国伦理思想变迁的基本形势
三、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特点
四、如何评价中国古代伦理学说
第二章中国伦理学说的基本问题
一、中国伦理学说所讨论的理论问题
二、关于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三、历史上不同学派的更替
四、中国古代伦理学说的基本派别
第三章道德的层次序列
一、道德的知与行
二、道德的纲领与条目
三、道德与社会风尚
四、道德的社会效应
第四章道德的阶段性与继承性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论道德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二、道德的阶级性
三、道德的普遍性形成与特殊性内容
四、道德的继承性——如何评价传统美德
第五章如何分析人性学说
一、所谓人性的意义
二、对于人性概念的剖析
三、人性善恶
四、人性学说的评价
第六章仁爱学说评价
一、孔子的“仁”与的“”
二、道家对于儒、墨“仁爱”学说的批评
三、“博爱”与“民胞物与”
第七章评“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
一、“义利”问题的演变
二、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
三、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
四、“理”与“欲”的对立与统一
第八章论所谓纲常
一、先秦诸子的“君臣”观与“忠”的观念的演变
二、“三纲”批判
三、“”与“五常”
四、礼、智、信的分析
五、其他道德规范
第九章意志自由问题
一、古代关于意志的学说
二、“力”与“命”
三、“义”与“命”
四、“志”与“功”
第十章论评析
一、伦理学与
二、“”与“万物一体”
三、“”与“天人交胜”
四、天与人的区别与联系
第十一章道德修养与理想人格
一、修身、养心
二、“内外”、“”
三、“仁人”、“圣人”、“至人”
四、如何评价古代修养论
第十二章整理伦理学说史料的方法
一、史料的调查
二、史料的鉴别
三、史料的解释
四、史料的贯通
中国伦理思想附录
附录一：谈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
附录二：引用书目
附录三：先生著作、论文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