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失败的原因
北洋水师失败的原因
范文一：北洋水师失败原因新解摘
要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战败，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长期以来，北洋舰队战败的最主要原因，人们总结为军舰长期不更新，政府的主和，清政府上层领导人的腐败无能等等。但是这些原因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原因，什么才是导致北洋水师在这样一场近代海战中全面崩盘的真正原因，需要进一步的去探索和揭示。关键词：
北洋水师 失败原因前言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以惨败收场。双方的军事实力，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大，但是为什么拥有着广阔幅员，曾经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会被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一、军队统帅素质低及军纪腐败。（一）一支优秀的军队，最起码要有一个军事能力强，管理作风硬的领袖。事实上北洋水师为了养兵是有做极大投资的。一八八零年，在天津就成立了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等配套设施。一八八一年起，又先后的修建了威海卫以及旅顺口两个海军基地，又在天津设立检修船坞，一八八二年聘请外国专家英国人琅威理及德国人式百岭来做总教习。而海军司令是国人丁汝昌。在当时我国的现代军事经验还完全不具备，我们只能靠外国专家来帮助我们。“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这句话在当年的北洋水师中一直流传着。为什么不怕丁军门却要怕琅副将？那必然是治军严谨，训练有方，对于部队的训练、军纪等多个方面严格要求，这方面总帅做的自然是不如他，而中国的总帅不严格要求纪律，一个外国副将却严加看管，这也说明了在近代军事建设上，我国确实缺少经验。事实上琅威理不单是在治军方面十分严谨，还主张中国在北洋水师前期应利用自己的强大实力来提高国家威信，因为在当时，中国附近的敌人如日本，还是根本丝毫不敢和中国在海上一较高下的，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战舰“定远”、“镇远”曾经与“济远”、“威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然而“镇远”舰上的水兵门在上岸后与日本浪人和巡捕爆发了流血冲突，致使中国水兵多人受伤，该冲突被称为“镇远事件”。琅威理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丁汝昌拒绝了。这样的主张或许有些激进，但是对于宣扬我国当时海战的战力确实是有作用的，而且也不可否认，他虽然是一名外国人，却真心真意的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尽力。琅威理是海军衙门的副都督，名义上是北洋舰队的二把手。对于舰队的日常训练和管理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在我国军队近代化的历程中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国却没有赋予他更多的权力，他也只是徒有虚名而无实权。但是不给他实权也就罢了，却又有如下这么一出：琅威理“督操纂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1]最后面对着涣散的北洋舰队他选择了辞职。可以说，琅威理之所以在中国的教习生涯如此短暂，是因为他治军严谨，而这种治军思想，是与北洋水师上至军官，下至散兵格格不入的，而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不相协调的外国人，北洋水师选择了用计策驱逐他，这样的不自强不知进取可见一斑。起初的《北洋海军章程》：“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2]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3]如总帅丁汝昌就从不严厉整顿军纪，贪腐严重，对于海军建设及战略思想没任何主见，对李鸿章则是言听计从，虽然是曾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经验，但是实际上在临战时，连排怎样的阵型都一无所知。而从1880年起，从英国学习海军的第一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在北洋水师中担任着各个级别的军官，可他们大多只是懂得片面的理论知识，没有实际指挥军队的能力，又不思进取，不将精力花费在练兵之上，反而勾心斗角，集体贪污，导致了整个北洋水师上层腐败无能局面的出现，军队统帅的低素质可见一斑。（二）涣散的军纪，是从上到下都十分破败，这种本来就腐糜的军纪在琅威理走后发展的更甚。从基层上讲，北洋水师的兵，就存在着极大隐患。如果我们拿现在的军事去衡量，当年北洋水师的兵几乎无法称为一支军队。船只不按期进行保养和维修，船舰用于走私，训练打靶时船动靶却不动，以至于后来日军的间谍看到了北洋舰队军纪涣散，沉迷于赌博享乐，军舰上挂满了水手的衣服，炮管也被当做晾衣架来用，轻易的看出了中国海军落后的管理及水兵素质的低下，有名间谍用手在定远号的大炮的炮口里面一摸，竟然全是灰尘。也因此日本人才敢如此从容不迫的来攻打北洋舰队。[4]士兵的涣散就必然是因为上层办事不力所致。丁汝昌带头在刘公岛做起了土皇帝般的日子，军官们也纷纷效仿，过起了奢侈的生活。现在看上去，北洋舰队根本不是一支为了保护国家保护清政府而建立的一支超一流水平的军队，而是拿着政府公款挥霍的一群贵族。当时的北洋海军，有着以下一套薪水制度。军官的年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俸”，就是基本工资，占军官总收入的40%，另一部分叫“船俸”，占军官收入的60%。海军提督每年一共有8400两的俸禄，是绿营提督的3.2倍，而海军总兵、副将、参将的年收入也分别是绿营同级别将领的1.97倍、2.75倍、3.55倍之多。有着高额收入的不单是军官，水兵的薪水要比陆军高几十倍，一等水手月薪10两白银，一等炮目是20两白银，岸上的勤杂人员也有3两白银的月薪，而那些需要真正技术的兵种薪水更高，鱼雷匠有24两白银的月薪，电灯兵月薪30两白银，拿这样的薪水去做一个比较，一家中农当时的年收入在33—50两之间，东北金矿的护卫队队员的年收入是36两白银，宁波纺纱厂的工人年收入为13—23.5两白银，一个山东工人的工资为18.3—60两白银。也就是说，当时北洋海军的士兵，光是靠他们正常的基本工资，就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中等收入家庭。而除此之外，海军还靠船来赚外快。利用船来做营运等等从中牟利。总之在北洋为兵或为将，收入要远远超过极多其他行业。而民间也产生了一种想方设法要将子女送进北洋水师发财的愿望。此时的军队已经不是军队，俨然成为了人人都想品尝的禁果。军队的统帅不严格要求军队，而导致了军队成员素质低下，军纪腐败，同时清政府的内部矛盾已经中国的背景，也影响着北洋水师的命运。二、清政府帝后之争及中国内忧外患的背景。（一）日军的确虎视眈眈，但是总要有机会下手。连续多年停止购置新战舰，海军经费的削减，毫无疑问是给予日本人进攻中国之门最好的一把钥匙。我们讲先制度，后军事，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从日本人的成功上可以说得通。日本是毕竟是建立起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近代化的体制，而中国还停留在一个延续了千余年的旧制度上。当灾难降临时，国家的重要大臣，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而并非国家利益，在相当多的重臣尤其是满清权贵看起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个人的资本。李鸿章作为一个汉族官僚，利用为国家搞国防的名义筹备了一支私人军队，这支队伍，可以为李鸿章创造物质财富，可以为李鸿章以军队建设为名调动公款中饱私囊，甚至可以为李鸿章谋反颠覆大清朝的政权作为军事基础，兵部左侍郎黄体芳曾参奏“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于御敌之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类似这样的弹劾绝对不会少。这也给予了李鸿章不少压力，因此到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后台，也不得不选择与醇亲王等满族朝臣和好，满足他们挪用海军经费的要求。所谓“中日战争与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要保住自己的实力，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在政争上取得胜利”。[5]（二）而另一点，当一个政权水深火热时，中国总有人站出来颠覆政权搞分裂而不是一致对外，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作战决心和民族凝聚力，当然本身清政府就是非汉民族，容易受敌对。太平天国就曾经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清政府，把清政府弄的水深火热。连续的对外战争失利本来就严重的挫伤了清政府，再遭受这样的打击，同时也使清政府意识到了一件事，外敌再怎么侵略和攻打我们，他们要的只是几块不痛不痒的土地，一些商埠赔款和一些外交上的权利，当然这些在近代已经十分重要只不过清政府还没意识到，总之外敌不会把我们的大清政权颠覆，甚至到了后来，列强许诺能保证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愿意“结与国之欢心”，但是国内的敌人却不一样，象太平天国那样的足以使清政府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农民起义清政府是不愿意再看到的，所以外患要防，内忧也要管，哪个更重要一些，自然是内忧。而海军，说到底是防御外敌的。防御外敌，差不多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认真。这个就要联系到中国的大背景，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权接替另一个政权，一个皇上顶替另一个皇上，戊戌变法没有成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维新派要利用光绪将慈禧集团推翻，其实如果不触及慈禧的利益，维新的阻力会小很多，甚至可以利用慈禧和她身边的重臣之间的矛盾，除掉几个旧有的顽固的保守派。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将大权从将军的手里夺到维新分子身上，与天皇的利害完全没瓜葛，这个就与日本的历史传统有关，无论谁掌权，国家的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下面你爱怎么维新怎么革命都危害不到天皇的利益，而当国家为了外敌而战斗时，那就是全民族的责任，要为了天皇而献出自己的力量。这也就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在北洋舰队的投资上，会小心谨慎，而日本一个缺乏资源的小国，为了建造一支超过中国的舰队能够全民节衣缩食的来捐款的原因了。军队的成员素质低下，清政府态度摇摆，要是再加上错误的战略和临场指挥的错误，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三、总体战略及具体战术的失误。（一）就算清政府挪用军款，北洋舰队停止更新设备，军队成员素质低，但是就武器装备而言，甲午海战也仍旧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入侵军队作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北洋水师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定远”、“镇远”两舰号称亚洲最令人胆寒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为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黄海大战中，“定远”、“镇远”身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集中数次，而没有一弹钻入，都可以证明它们本身是威力超强的海战武器。火炮方面据双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双方是不像伯仲，小口径火炮我方也有92：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占优势，当然日本的火炮射速是有明显优势的，但是总体看来，火炮方面日本占有一定优势，但是不是太大。而就船速而言，平均船速日本要快1.44节，优势并不象人们形容的如此夸张。舰队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是结局却是一方的崩盘，这就太奇怪了。实战方面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操纵这些武器的人员素质不行，上面已经提到，那么其他的，就是战略意图不当，战术指挥不对，临场作战不行。大的战略思想，来自于北洋水师的所有者李鸿章，而李鸿章又要顾及朝野上的风声，但无论是朝廷人员还是李鸿章或者丁汝昌，都是没有现代海战经验的，这时候整个水师中没有一个外国专家就成了弊病，李鸿章的思想是消极防御，这种思想来自于普鲁士人希理哈的《防海新论》，书中强调“凡与滨海各国战争者，若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各海口，不容其船出入，则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其次莫如自守，如沿海数千里敌船处处可到，若处处设防，以权利散布于甚大之地面，兵分力单，一处受创，全盘失势，故必聚积精锐，只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李鸿章认为所论非常精确。他认为“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岸口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崩，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6]这些也就确定了北洋水师死守不出的总战略方针，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制定和实施过夺取制海权的战略，坚持着防御，避战求和的思想，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二）而在双方决战过程中，身为水军总帅的丁汝昌却拿不出一套确实可行的军事战术来歼敌。黄海海战中，双方遭遇，丁汝昌与北洋水师总教习德国陆军大尉汉纳根和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商议，将双纵阵改为楔形横阵，以直插敌之单纵阵。中午12时20分开始变阵，15分钟后即在行进中完成。变阵后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分别在其左后和右后方依次展开：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在右。全舰队呈楔形前进（此时平远、广丙及诸炮舰和鱼雷艇尚在警戒，故初时中方仅此10舰参战）。同时丁汝昌还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训令：“一，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为基本战术；三，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 [7]而日本方面，为了发挥其位于两舷的速射炮之火力，采用了纵阵，分散敌人的兵力，集中自己的兵力，使己方永远在决定性的战场拥有相对优势的兵力。这一战中，北洋水师所损失的各舰基本上都是在局部战场以少打多情况下被击沉的——尽管从整体上看双方战舰数量基本相当。联合舰队使用了两支分舰队，远远超过采取整体阵型的北洋水师的战术机动性。反观北洋水师，不仅其机动性受到本身航速较慢和保持整体队形这双重限制，丁汝昌的三条训令更是雪上加霜：它除了使本已呆板的阵型套上更多的枷锁以外，最要命的是其第三条训令：“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这就决定了即使在旗舰丧失指挥能力之后，北洋水师也摆脱不了这该死阵型的束缚。统帅喊出的口号，拿出的阵法都是在陆军作战上广为使用的，不把握制海权，不了解海战知识，使沿海陆战也因此非常被动，被日军两次登陆成功，以至于几场败仗下来，先是海军医务人员纷纷逃离，进而士兵驾船脱逃，甚至集体投降，又有着带着爱犬上战船作战的邓世昌，而缺乏素养的士兵们，没有作战的勇气，反而挟刀威胁丁汝昌将其逼死，至于出现了一批生怕毁掉战船激怒日本人的士兵，自然是情理之中了，到最后镇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本俘获。这样的军队，给予他们再强的武器，也难操胜券。把诸多原因结合在一起，更多的是因为认识不足，而导致行为上的不完善。所以才出现了如上所说的种种弊端。认识不到为了获得先进的军事经验，有必要牺牲一些尊严，为了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外交上吃一点亏，导致了北洋水师没有一个真正懂得海军的人，得不到英国的背后支持；认识不到高额的薪水并不能造就出真正的近代军队，而使军队奢淫风气骄横；鸦片战争以来的几次败仗，让洋务派觉得靠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就可以富强，这是认识不足，因为再尖端的武器没有人来操纵也是白费；认识到了应该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却把它养成了私兵，纽带关系太严重引发了各种隐患，确实考虑不够周详；认为士兵只要有士气和敢于牺牲的精神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想，北洋水师的上层人物没有意识到要想打赢一场近代海战，军事经验是多么重要；认识到了海上作战要守好关隘，却没有认识到海上战争要掌握主动权和制海权，导致了实战中的被动。可以说清政府或者是李鸿章，已经认识到了在那样一个年代，中国确实已经明显的落后于西方，如果要富强，摆脱这种让他国欺负的局面，是需要依靠外国人的帮助，来学习先进的军事经验，建设一支有实力的海军队伍，生产或者直接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再做好一些基本国防，为了达到这些，多出点钱也是应该的，但是同时却没有办法摆脱自己天朝大国的威仪，不愿意听受外国将领的摆布，无法抛弃旧式帅兵之间的风气，这种种的有所认识却不够透彻结合到一起，最终导致了北洋水师的覆灭，多年的心血，巨额的投入，多少人的努力一次战争全部毁掉。思想上的包袱丢不掉，远不是以往的论者的一句政治制度不改革注定搞不好军事改革所可以诠释的，何况制度的不改革，不也正是因为当时没有足够的人意识到么？所以在今天我们强调文化的传播，文化的传播是促使人们开阔眼界的有效途径，但是它更多的可以促进我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当我们观察到了足够多的新鲜事物，脑海中自然会浮现出一种思维：其实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原本就是已经发生和存在了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我们本来是应该事先就想到的。曾经的失败给予我们的除了要不忘国耻和教训之外，也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积累，当我们有了足够多的经验，眼界就开阔了，想法就全面了，再去完成一些历史壮举，就会更有成效了。注释[1]《龙旗飘扬的舰队》 姜鸣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大清北洋海军章程》 总理海军衙门事务编[3]《龙旗飘扬的舰队》 姜鸣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4《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 岳麓书店[5]《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 人民出版社[6]《清末海军史料》 张侠 杨志本等 海洋出版社[7]《甲午战争史》 戚其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参 考 文 献1. 《龙旗飘扬的舰队》 姜鸣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 《大清北洋海军章程》 总理海军衙门事务编3. 《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 岳麓书店4.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 人民出版社5. 《清末海军史料》 张侠 杨志本等 海洋出版社6. 《养兵千日——反思北洋舰队的覆灭》 彭志文7.《谁埋葬了北洋水师》 余岳桐 《领导文萃》8.《北洋海军到底被谁葬送》 金一南9.《晚清军事揭秘》 马骏原文地址：
范文二：北洋水师败因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的阵形如同中国足球队的阵型一样饱受诟病――《甲午风云》中描述“北洋水师摆了个奇怪的队形”，有参战外国顾问回忆因为主将怕死，北洋水师摆了一个旗舰在中央拖后的月牙形阵形，这个消极的阵形使两翼弱舰遭敌猛攻损失惨重。这是一种错误的回忆。实战中，北洋水师摆出的是一个凸出的新月形横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而且颇为凶悍的进攻阵形，冲在最前面的正是旗舰定远号！而日军使用的是状如一字长蛇的单纵阵，试图包围北洋水师前后夹击。实战证明这个阵形成功了。但他们采用这样的阵形是偶然的吗？最新的考古发现破解了这个世纪之谜。1892年，在日本海军兵学校中，有一张和大东沟海战几乎相同的两军对阵图，已经出现在日本海军军官面前。难道是北洋舰队中出了奸细？并非如此，这就要追溯到中日两舰队建军的指导思想了。中日两海军的教父都出自英国海军。北洋舰队的总教习琅威里是一名严格到几乎残酷的海军军官，他要求中国海军军官必须掌握世界最先进的军事战术，而中国海军军官们也的确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要求。突出进攻精神的横队阵形，便是当时海军最先进的作战队形。在甲午海战前的最后一次大海战利萨之战中，奥地利海军就是用这个队形突入意大利海军的横队中，将其斩断后打垮的。而日本海军兵学校的总教习英格尔斯上校却是英国海军中的另类，他认为世界最先进的战术必然是敌军将在下一场战争中使用的，故此教给日本海军的信条是――了解世界最先进的军事战术，然后针对它找出破解的方法！利用高机动性能的军舰，加上密集的舷侧火力，专门对付上一代的横队阵形。利用日本舰队速度快、速射炮多的优势，避免与中国舰队近距离接触，以一字长蛇阵破解夹缝雁行阵，便是他找到的答案。实战中，日本舰队在前进中还特意向外摆动了一下，拉开与中国军舰的距离，避免遭到冲断。一方追求的是世界最先进，一方追求的是打垮世界最先进，两军建军的指导思想不同，在大东沟海战中造成了不同的结果。（摘自《血火考场：甲午原来如此》 东方出版社 图/陈明贵）阅读详情：
范文三：从北洋水师的覆灭看洋务运动的失败从北洋水师的覆灭看洋务运动的失败政法学院096
摘要：洋务运动是一次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为维护其统治的“自救”运动，并希望借此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是到最后中日战争中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从开始走到了它的尽头，洋务运动却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财富。本文将通过写北洋海军覆没的原因来分析这场洋务运动的失败，由此来解开一些作为远东第一水师被日本海军击败的悲剧结局的面纱。 关键字：洋务运动 北洋海军 宝贵财富 原因 悲剧结局的面纱洋务运动，也称“自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改革运动，目的是通过学习西方（最初瞩目于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吸收，后逐步到政治、文教和社会伦理等方面）增强国力，以巩固清政府的统治。“①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总理洋务的中央机关，标志着洋务运动正式开始。洋务运动也从此开始了它令世人希冀和惋惜的一生。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总纲在北洋海军覆没和洋务运动失败中的作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提出的处理中西学关系的原则:“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加上魏源在《海国图志》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论断发展成后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其后主持同光新政的洋务派官僚的中体西用思想，并且贯彻洋务运动之始终。洋务派对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自始至终采取了坚定的甄别、遴选的审慎态度，他们对“自强”过程中学习、引进的认识，全在一个“用”字上，“他们虽然意在使国家实现富强，但却不敢提出文化、制度方面的改革，即变革国‘体’，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体’本质上是优越的”③关于“唯技术论”，李鸿章有一个十分精到的解释：“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而这个所谓的世界无人能及的“文武制度”却成为北洋海军失败的最大原因。中国当时四大海军，在管理上无一不采用封建衙门式管理，内部官僚化、贪污中饱、挥霍无度等现象严重，而且在晚清政治出现了中央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地方上还有淮系、湘系等权力集团，加上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干预，各个集团在权利中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博弈，北洋海军成了牺牲品。李鸿章竟然为了保住他的政治资本----北洋海军，告诉北洋舰队将士“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④而当时就有人愤怒的批评道“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⑤可以看出世人对北洋海军无所作为，在中日海战中惨败的愤怒，身为中国人，竟落得一点尊严也没有，换作是其他国家的民众也会这样的恼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者对外界入侵的最大可能的回复，而想要让当权者能多大的思想进步来改革政治制度以致成功很难，“清政府上上下下是这样的腐朽，以致无力抵御外敌的侵略。他败在日军的大炮和刺刀之下，更是败在自身的苟且和衰破之中！两者相比较，后者更让人痛心。＂⑥北洋海军的覆灭和洋务运动的失败及后来的戊戌维新的失败就告诉了进步人士必须推翻清王朝统治才能达到国家富强独立，所以后来有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来结束无能的清王朝，建立的共和的中华民国。二、从战略失误和军队素质看中国北洋海军和洋务运动的失败“１８９４年，日本军舰开始进入现代海军时代，保持纵队阵势，围攻停泊在鸭绿江口外的新建的中国舰队，在那里的中国海军提督原是一个年老的骑兵军官，竟让他的舰队横排成一线，结果他们只能使用军舰前部的炮塔。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又一次舷炮齐射，正在向吴淞炮台实行围攻。”（《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这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在登陆上海而日本发动1.28事变进攻中国上海时看见日本军舰在长江吴淞口忙着调兵入侵上海说出的一句话，而话中所说的年老骑兵军官就是任北洋海军主舰之一定远舰指挥官刘步蟾。“在黄海大战中，指挥官的临场失态使北洋水师一接战便处于被动，但好象主要责任不全在丁汝昌，而在近年来一直颇受褒扬的刘步蟾。当阵形凌乱的舰队距敌尚有５３００米之遥时，刘竟在未向丁请示的情况下擅令“定远”主炮开火，打响了海战第一炮，被一些史家目为先发制人之举，而美国著名海军理论家马汉却有相反的评论：“这样远距离的射击，海军舆论能否首肯，我的回答是否。战斗的关键在于最初，最初的射击已经决定胜负的一半，并尽可能要短兵相接。”⑦当然马汉说的的确确如此，定远舰的第一轮攻击波竟然一发未中，射出去炮弹纷纷沉入大海，可知当时北洋海军因为上头的私扣军饷和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已经军费捉襟见肘，后来日本海军利用其机动性强和速度快的特点从后路包围中国舰队，北洋舰队不得不退入威海卫保持北洋海军的主力，也就有了日本用鱼雷击伤被刘步蟾炸沉，而兄弟舰镇远舰被日军降服编入日本海军的悲剧结局，曾经被国人称颂的舰只从此作为侵略中国耀武扬威的帮凶，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但想想看，定远舰只有四门重炮，远距离的发炮就算打得到日本海舰的距离，也难以保证其精确性，刘步瞻在指挥上也是有失误的。作为远东第一大水师却落得如此之下场，还有就是其军队素质差。“然而究竟是北洋舰队的炮大甲坚，克制住日本舰队的船快泡速呢？还是反过来被日本舰队的船快炮速所克制？这全在于双方将士平时的训练态度，特别是双方将领临场运用之妙。”⑧东乡平八郎在近距离观察了济远舰之后便断定“中国海军可以击灭”，他说该舰威力虽足恃，但细看舰上各处殊不整洁，甚至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主炮是军舰的灵魂，如此亵渎之，可见全军的纪律与士气（田汉《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如此之军队，难怪被日军不看在眼里，北洋舰队的覆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面对“三千年之未有之变局”，清政府想通过给自己的统治套上一层铁甲、以学习西方的新技术来支撑日趋崩塌的封建专制秩序，然而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洋务运动这一根柱子也将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中朽坏，最后淹没在历史的记忆里，但它带给我们的记忆是深刻且苍白的。洋务运动充斥着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满清封建统治者、满汉权贵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纷繁复杂交织在一起，所以封建统治体制下的洋务运动必定会走向毁灭。但洋务运动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成为后来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并引起了社会风气和国人价值观念的改变，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西方科学文化的发达，需要在更深层面上改变旧社会的面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摆脱中国被侵略、国人被奴役的现状。文献来源：①周建波《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文化思想》 （Ｍ）第１页 山东人民出版社②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84页。③魏丕信 ： 第２２期《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洋务运动与防务破产》（Ｊ）④李鸿章：《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刘镇张镇》（十一月初一日），（Ｂ）第19卷第1页⑤：张振鹍：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M）第五册 第62页⑥张海鹏、邓红洲、赵一顺 ：《国耻百谈》（Ｍ）第１８９页
中华书局出版⑦李信 ：《伪近代史的幻灭——从北洋水师致败的素质、兵器因素看洋务运动的历史悲剧》（EB）⑧樊百川： 《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二卷《洋务新政的半殖民地军事设施》第八章《北洋舰队的建立与覆灭》（Ｍ）第１２０１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阅读详情：
范文四：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战败原因初探摘 要：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惨败，有其深刻的原因，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教训。第一，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策，并非出自内因，而是带有很大的被动性；第二，清政府的海军体制严重滞后，不能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需要；第三，清政府与北洋海军的海战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缺陷。尽管如此，但北洋水师的存在，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威慑力，使甲午战争推迟了十年。关键词：北洋水师；黄海海战；近代化；李鸿章；丁汝昌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4-03一、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策，并非出自内因，而是带有很大的被动性清政府发展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心勃勃的日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过：“泰西虽强，尚在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 241874年日军武力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开始对过去没有引起关注的东邻日本高度警觉起来，认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确立了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由于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无陆地接壤，甲午战争虽因朝鲜而起，而实际上两国海军争夺的焦点，却是黄海的制海权。西方海军评论者指出，两国交战，“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1888年秋，北洋海军建成。加上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共为四支海军（舰队），统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节制调遣。北洋海军由25艘新型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其近代化的程度及其战斗力已堪称远东之首[2]235。四支海军总计实力，排在英、法、俄、德、荷、西、意、土之后，居世界第9位，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3]82。与日本海军相比较，清海军在舰艇总吨位、大口径火炮等方面占有优势。此后，北洋海军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逻辽东、高丽一带”，“前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4]，①（海军函稿，卷二，P15-17）威慑地域已从东北亚前伸至东南亚地区。海军衙门总理奕■沾沾自喜道：海军“声势已壮”[4]（第3册，P64）。李鸿章称北洋海军的实力，“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①（奏稿，卷七二，P4）。但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的口号，大力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1890年到1893年四年间，日本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分别占总支出的29.51%、27.83%、28.67%和32%[5]51。从1871年到1887年间，日本海军经费从50万日元，增长到1 000万日元[2]499。日本政府还先后拟订了第六、七、八次扩充海军的计划，连年发行海军公债，追加海军预算，征课华族累进税，鼓励陆海军及驻外人员捐献每月部分所得，甚至明治天皇也先后拨出宫中费用6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以示倡导[2]499。在1888年后，日本加速购舰活动，六年间添置军舰12艘，使日本海军在舰船的总吨位、航速和炮火的发射能力方面均超过北洋海军。1894年前，日本建成了一支较北洋海军更为精锐的舰队，其性能较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更优。其中 “松岛”、“严岛”、“桥立”实力最强大，日本海军更是叫嚣着把作战目标对准北洋水师最有威慑力的“定远”和“镇远”舰[6]89-94。就在两国海军竞赛的关键时刻，清政府却以北洋海军成军为满足，止步不前。自1888年至1894年的7年间，再未购买过一艘军舰。北洋海军成军后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十七年（1891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和南洋各国后，曾向清廷上奏，“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1]368但清政府没有意识到危机，并未接受丁汝昌的建议，北洋海军舰队的保养和配件的配置成了难题。正如清末舆论所指出，日军有备无患，积极备战，而北洋水师却出现武备松弛的局面。“倭酋积屡处心已数十年……日日讲求训练，而我不知；我之人才日销，武备松弛，而我亦不知。”[7]（第3册，第80页）晚清海军建设已处于停滞状态，加之山西、河南灾荒，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却把克扣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与三海工程。户部明确规定南北洋购买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翁同■、左宗棠、刘坤一等大员也不断抱怨李鸿章发展海军耗糜经费。这与当时日本从皇室内每年拨款30万元，从官员薪酬中抽出10%用于建造军舰形成鲜明的对照。李鸿章感慨地说：“臣添购利器、添练劲旅之志，寝愤不忘，终因款不应手，多成画饼。”①（奏稿，卷三六，P21）“日本蕞尔小郑，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①（奏稿，卷七八，P17）从更深一个层次上说，清海军建设停滞，不仅仅是一个挪用经费的问题，更反映了清政府财政的薄弱，支持一支庞大的海军显得力不从心。光绪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达每年6 000万两左右，但除去支出，所剩无几。光绪十七年（1891年），财政收入为8 960万两，而支出则为8 930万两[8]（第2辑第3册，P230-235）。在这种财力条件下，要发展一支强大海军，显然是捉襟见肘。曾任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40年之久的英人赫德曾对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说过：“海军之于大国，譬犹数之有花，必有根柢枝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归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8]（第1辑第1册，P1-2）本来财政薄弱，朝野上下又不能够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海军落后于日本就不足为怪了。二、清政府的海军领导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难以适应打赢近代化战争的需要海军的建设和作战需要指挥统一。日本1872年成立海军省，统一领导海军事务，后来又建立了军令、军政机构，建立了近代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前，为实现统一作战，日本将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大大加强了日本海军整体实力。而清海军从筹建开始，走的就是分散组建的模式。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分别由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各自控制，各自为政，没有统一领导。
　　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惨败，清政府认识到现存海军体制的弊端。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国海军的海军衙门。但由于各种原因，海军衙门成立并未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四支水师仍然是独立运行，自成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近代指挥体制。李鸿章不无担忧地说：“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起。万一中东有事，胜负尚难逆料”[4]（第1册，P367）。不出李鸿章所料，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孤军作战，其他三支水师作壁上观，拒绝支援。北洋水师内部存在指挥多元化的情况，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海防指挥系统。北洋海防是由陆军和海军共同承担的，政出多门，北洋水师提督不仅不能节制指挥炮台守备部队，也调动不了辖区内的旅顺、威海、大沽等海军基地的各局、坞。战后，北洋水师将领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说：“沿海各炮台、水雷营等地，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2]247，道出了海军指挥体制的弊端。三、清政府与北洋海军的海战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缺陷在19世纪下半叶，海军是将机动性与攻击性结合得最为紧密的近代化兵种，发挥其海上进攻职能是海军的主要长处。日本战时大本营制定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关键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中说：“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粤区，但能守此最重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折，于大局尚无甚碍。”[9]（第2册，P1944）李鸿章主张在京畿和长江一带自守，把防口自守作为海防方略的一个目标，这对于海防建设和海防斗争有较大的限制，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就处于被动的地位，使海军力量不能积极打击敌人，使海防斗争处于被动的地位。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并无明确而完整的作战计划，只是下令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在敌人入侵时“迎头痛击，悉数歼除”[7]（第3册，P17）。这就要求北洋水师固守渤海湾口，以防守旅顺、威海两军港及其附近海域为中心，而没有确立积极主动进行海上决战的指导思想。这就必然使北洋海军陷于一种极应付的状态，将海上作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本。北洋水师的海防指导思想是“以守为防”，不是“以战为防”。李鸿章在组建北洋舰队期间曾主张“以战为防”，即攻势作战。但是在北洋水师成军和旅顺、威海基地坚持后，为了保存实力，态度日趋消极，主张“以守为防”，不去争夺制海权，而是采取“与海口炮台相依辅”的作战方针，控扼渤海门户。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北洋水师完全龟缩在港内，不敢出海。黄海海战中日双方参战舰队的装备互有长短，北洋舰队因其舰船航速和舰炮射速较低，影响了它的机动和火力，从总体上看略居劣势，但这种劣势只是相对的，至多不过相差二到三成。然而这场海战的结果，北洋舰队损失五舰，日本海军多艘军舰受伤，但没有损失一舰，与北洋舰队的阵形有很大的关系。丁汝昌不懂近代海军战术，采用横阵迎敌。横阵存在很多问题，其主要缺陷在于它无法实现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高度有机结合，难以通过机动于必要的时间内集中必要的火力密度，给敌之某一特定目标以毁灭性打击，也难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机动，适时转移火力，以救护处于危急状态的兄弟舰船。横阵的机动性差，严重制约了海军积极作用的发挥。在黄海大战结束后不久，媒体舆论就指出，北洋舰队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7]（第6册，P72）。北洋水师虽覆没，但其建成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遏制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延迟了甲午战争爆发的时间。由于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的存在，日本吞并中国台湾的野心受到很大遏制，近20年不敢问津。由于这时日本海军实力远远落后于北洋水师，不得不暂时收敛侵吞朝鲜的野心。北洋水师的存在，成为日本在其海军力量未发展壮大起来之前不敢轻易吞并朝鲜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建设，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会更快，后果会更严重。参考文献：[1]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Z].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2]戚其章，王如绘.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张纬.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Z].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5]伊藤政德.国防史[M]. 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41.[6]黛治夫.海军炮战史谈[M]. 东京：原书房，1972.[7]邵循正，等.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Z].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8]包遵彭，吴相湘，等.中国近代史论丛[C].台北：正中书局，1958.[9][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58.阅读详情：
范文五：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战败原因初探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战败原因初探作者：何立波来源：《学理论·下》2013年第11期摘 要：甲午海战北洋水师的惨败，有其深刻的原因，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教训。第一，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策，并非出自内因，而是带有很大的被动性；第二，清政府的海军体制严重滞后，不能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需要；第三，清政府与北洋海军的海战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缺陷。尽管如此，但北洋水师的存在，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威慑力，使甲午战争推迟了十年。
关键词：北洋水师；黄海海战；近代化；李鸿章；丁汝昌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4-03一、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策，并非出自内因，而是带有很大的被动性清政府发展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心勃勃的日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过：“泰西虽强，尚在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 241874年日军武力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开始对过去没有引起关注的东邻日本高度警觉起来，认识到发展海军的重要性，确立了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方针。由于中日两国隔海相望，无陆地接壤，甲午战争虽因朝鲜而起，而实际上两国海军争夺的焦点，却是黄海的制海权。西方海军评论者指出，两国交战，“海权之所关系，尤为重大”。1888年秋，北洋海军建成。加上南洋、福建、广东水师，共为四支海军（舰队），统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节制调遣。北洋海军由25艘新型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其近代化的程度及其战斗力已堪称远东之首[2]235。四支海军总计实力，排在英、法、俄、德、荷、西、意、土之后，居世界第9位，在远东地区首屈一指[3]82。与日本海军相比较，清海军在舰艇总吨位、大口径火炮等方面占有优势。此后，北洋海军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逻辽东、高丽一带”，“前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4]，①（海军函稿，卷二，P15-17）威慑地域已从东北亚前伸至东南亚地区。海军衙门总理奕■沾沾自喜道：海军“声势已壮”[4]（第3册，P64）。李鸿章称北洋海军的实力，“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①（奏稿，卷七二，P4）。但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的口号，大力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1890年到1893年四年间，日本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分别占总支出的29.51%、27.83%、28.67%和32%[5]51。从1871年到1887年间，日本海军经费从50万日元，增长到1 000万日元[2]499。日本政府还先后拟订了第六、七、八次扩充海军的计划，连年发行海军公债，追加海军预算，征课华族累进税，鼓励陆海军及驻外人员捐献每月部分所得，甚至明治天皇也先后拨出宫中费用6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以示倡导[2]499。在1888年后，日本加速购舰活动，六年间添置军舰12艘，使日本海军在舰船的总吨位、航速和炮火的发射能力方面均超过北洋海军。1894年前，日本建成了一支较北洋海军更为精锐的舰队，其性能较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更优。其中 “松岛”、“严岛”、“桥立”实力最强大，日本海军更是叫嚣着把作战目标对准北洋水师最有威慑力的“定远”和“镇远”舰[6]89-94。就在两国海军竞赛的关键时刻，清政府却以北洋海军成军为满足，止步不前。自1888年至1894年的7年间，再未购买过一艘军舰。北洋海军成军后开始走下坡路。光绪十七年（1891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和南洋各国后，曾向清廷上奏，“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1]368但清政府没有意识到危机，并未接受丁汝昌的建议，北洋海军舰队的保养和配件的配置成了难题。正如清末舆论所指出，日军有备无患，积极备战，而北洋水师却出现武备松弛的局面。“倭酋积屡处心已数十年……日日讲求训练，而我不知；我之人才日销，武备松弛，而我亦不知。”[7]（第3册，第80页）晚清海军建设已处于停滞状态，加之山西、河南灾荒，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却把克扣下来的国防经费用于修建颐和园与三海工程。户部明确规定南北洋购买船只机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翁同■、左宗棠、刘坤一等大员也不断抱怨李鸿章发展海军耗糜经费。这与当时日本从皇室内每年拨款30万元，从官员薪酬中抽出10%用于建造军舰形成鲜明的对照。李鸿章感慨地说：“臣添购利器、添练劲旅之志，寝愤不忘，终因款不应手，多成画饼。”①（奏稿，卷三六，P21）“日本蕞尔小郑，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①（奏稿，卷七八，P17）从更深一个层次上说，清海军建设停滞，不仅仅是一个挪用经费的问题，更反映了清政府财政的薄弱，支持一支庞大的海军显得力不从心。光绪年间清政府财政收入达每年6 000万两左右，但除去支出，所剩无几。光绪十七年（1891年），财政收入为8 960万两，而支出则为8 930万两[8]（第2辑第3册，P230-235）。在这种财力条件下，要发展一支强大海军，显然是捉襟见肘。曾任清海关总税务司司长40年之久的英人赫德曾对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说过：“海军之于大国，譬犹数之有花，必有根柢枝干，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归国海军，其不满于吾子之意者众矣。终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8]（第1辑第1册，P1-2）本来财政薄弱，朝野上下又不能够齐心协力共渡难关，海军落后于日本就不足为怪了。二、清政府的海军领导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难以适应打赢近代化战争的需要海军的建设和作战需要指挥统一。日本1872年成立海军省，统一领导海军事务，后来又建立了军令、军政机构，建立了近代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前，为实现统一作战，日本将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大大加强了日本海军整体实力。而清海军从筹建开始，走的就是分散组建的模式。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分别由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各自控制，各自为政，没有统一领导。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惨败，清政府认识到现存海军体制的弊端。1885年10月，清政府成立了统一领导全国海军的海军衙门。但由于各种原因，海军衙门成立并未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四支水师仍然是独立运行，自成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近代指挥体制。李鸿章不无担忧地说：“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起。万一中东有事，胜负尚难逆料”[4]（第1册，P367）。不出李鸿章所料，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孤军作战，其他三支水师作壁上观，拒绝支援。北洋水师内部存在指挥多元化的情况，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海防指挥系统。北洋海防是由陆军和海军共同承担的，政出多门，北洋水师提督不仅不能节制指挥炮台守备部队，也调动不了辖区内的旅顺、威海、大沽等海军基地的各局、坞。战后，北洋水师将领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说：“沿海各炮台、水雷营等地，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2]247，道出了海军指挥体制的弊端。三、清政府与北洋海军的海战指导思想存在着严重缺陷在19世纪下半叶，海军是将机动性与攻击性结合得最为紧密的近代化兵种，发挥其海上进攻职能是海军的主要长处。日本战时大本营制定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关键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奏筹议海防折中说：“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粤区，但能守此最重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折，于大局尚无甚碍。”[9]（第2册，P1944）李鸿章主张在京畿和长江一带自守，把防口自守作为海防方略的一个目标，这对于海防建设和海防斗争有较大的限制，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就处于被动的地位，使海军力量不能积极打击敌人，使海防斗争处于被动的地位。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开始之前，并无明确而完整的作战计划，只是下令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在敌人入侵时“迎头痛击，悉数歼除”[7]（第3册，P17）。这就要求北洋水师固守渤海湾口，以防守旅顺、威海两军港及其附近海域为中心，而没有确立积极主动进行海上决战的指导思想。这就必然使北洋海军陷于一种极应付的状态，将海上作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本。北洋水师的海防指导思想是“以守为防”，不是“以战为防”。李鸿章在组建北洋舰队期间曾主张“以战为防”，即攻势作战。但是在北洋水师成军和旅顺、威海基地坚持后，为了保存实力，态度日趋消极，主张“以守为防”，不去争夺制海权，而是采取“与海口炮台相依辅”的作战方针，控扼渤海门户。黄海海战是甲午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北洋水师完全龟缩在港内，不敢出海。黄海海战中日双方参战舰队的装备互有长短，北洋舰队因其舰船航速和舰炮射速较低，影响了它的机动和火力，从总体上看略居劣势，但这种劣势只是相对的，至多不过相差二到三成。然而这场海战的结果，北洋舰队损失五舰，日本海军多艘军舰受伤，但没有损失一舰，与北洋舰队的阵形有很大的关系。丁汝昌不懂近代海军战术，采用横阵迎敌。横阵存在很多问题，其主要缺陷在于它无法实现舰队机动与舰炮火力运用的高度有机结合，难以通过机动于必要的时间内集中必要的火力密度，给敌之某一特定目标以毁灭性打击，也难以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机动，适时转移火力，以救护处于危急状态的兄弟舰船。横阵的机动性差，严重制约了海军积极作用的发挥。在黄海大战结束后不久，媒体舆论就指出，北洋舰队战败“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7]（第6册，P72）。北洋水师虽覆没，但其建成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遏制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延迟了甲午战争爆发的时间。由于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的存在，日本吞并中国台湾的野心受到很大遏制，近20年不敢问津。由于这时日本海军实力远远落后于北洋水师，不得不暂时收敛侵吞朝鲜的野心。北洋水师的存在，成为日本在其海军力量未发展壮大起来之前不敢轻易吞并朝鲜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建设，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会更快，后果会更严重。参考文献：[1]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Z].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2]戚其章，王如绘.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张纬.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Z].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5]伊藤政德.国防史[M]. 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41.[6]黛治夫.海军炮战史谈[M]. 东京：原书房，1972.[7]邵循正，等.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Z]. 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8]包遵彭，吴相湘，等.中国近代史论丛[C].台北：正中书局，1958.[9][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58.阅读详情：
范文六：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宗旨，即只改经济制度，不改政治制度。洋务运动是由清朝部分官僚发起和主持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运动，其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图“自强”“求富”。洋务派：洋务运动的主持和参加者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在中央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及沈葆桢、丁汝昌等为代表。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1861年1月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这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到此结束。洋务运动的内容：一是从图强御侮和平息内乱出发，努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二是从求富图强出发，大力开办民用工业。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阵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洋务运动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小爱充分地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第二，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必定会走上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在于其“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既变“体”又变“用”。而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其“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变“用”而不变“体”，“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第三，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官员却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办的企业一切依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另外还有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首先，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殆。” 中国人自古认为治理好国家要靠得到贤人，墨子也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可见这种政治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依靠人治的基础上。而西方基督教世界认为，人自从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就变得软弱罪恶，任何人都不可靠，因为人性本恶，这就是“原罪说”。所以西方治理国家靠的是法制。然而中国人是没有信仰观念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 正是这样，中国人对信仰的观念非常淡薄。历史上虽然出现过道教、佛教、景教，但仍只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而存在。并没有在任何时候成过气候。当佛教兴盛时，则出现“会昌灭佛”，当道教兴盛时，则又有武则天禁止。可见，宗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主导地位的。这样就势必导致广大国民道德性差，没有约束，没有秩序。所以，如果要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广大人民的国民性、从众而不敢做先驱、缺乏社会秩序是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洋务运动的失败、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一部分国人认识到：要改革，就要从根本上进行。仅仅浮于表面，而不改变本身已经腐朽庞大的政治制度、漏洞弊端百出的旧式文化，是绝对不行的！阅读详情：
范文七：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2.洋务运动对国外具有依赖性3.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1.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2.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外国资本的压迫2.官僚资本的排挤3.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4.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1.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小2.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比重小3.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4.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小，经营分散，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中国革命新局面1.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2.开始采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3.发动了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客观：反革命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2.主观：中央领导在革命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国民党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1.为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2.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3.推行保甲制4.厉行文化专制主义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2.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4.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1.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2.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3.加强共产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成就1.从争取经济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2.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3.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4.从打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5.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际步骤1.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2.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大道3.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2.资本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进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1.冲破长期左的错误束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2.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3.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审查解决了历史上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的问题阅读详情：
范文八：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时期大约正是日本发生巨变的明治维新时代。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并不比日本晚。但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呢？到20世纪初期，日本这个“蕞尔小国”已成为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华帝国仍然积贫积弱，只有挨打被侵略的份儿。这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制度上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和平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洋务运动只是封建制度下的经济振兴。政治制度不变就不会有经济起飞。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作为封建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本质是保守与封闭的。这种几千年的传统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最强大的阻力。列宁说过，传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在中国，这种传统可怕到足以阻挡一切历史前进的脚步，哪怕是根本不触及政治制度的微小经济进步。洋务运动所遇到的正是这种强大而可怕的传统。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没有也不想去触动传统思想。其实何止他们不去触动封建思想，连他们本人也是传统思想的信徒。那时保守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在根本的思想认识上，而在于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上。例如，对于铁路的不同态度。当然，与保守派相比，洋务派还算进步的。他们毕竟睁开了半只眼睛，主张“师夷之长”。尽管这种“长”完全是技术性的。但是，洋务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这才是洋务运动失败，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洋务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张之洞著名的“中体西用”论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要在维持封建专制体制和传统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师夷之长”。有学者认为，这种主张是张之洞的一种手法，目的是要学西方，但公开这样说会遭到反对，只有用迂回的方式来实现。不过，我不这样认为。张之洞深受传统文化浸泡，又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的思想和地位决定了他对清王朝和封建传统的态度。他与保守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维护封建制度，而在于如何维护上。保守派以为一味排外，见洋必反是对封建制度最好的维护，而洋务派懂得要以技术上的变来求得制度上的不变。用“西学”是为了图“中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思想解放是对封建主流意识的彻底否定。我们不能要全民都得到思想解放，也不能阻止那些顽固的保守派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但推动工业化的领军人物必须解放思想。洋务运动的悲剧就在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阅读详情：
范文九：失败的原因人的一生，要经历多次失败，可是很多次的原因是因为细节，故有句话说：细节决定成败。( 书村网
)在你转身的一刹那，有机会在偷偷的溜走，而你并没有发现，只是漠然的与他擦肩而过。你说：我失败了是因为没有遇上好的伯乐，所以我这匹千里马就只能在马圈里等待下一个伯乐。我只能说，你，没有抓住机会，放走了成功。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老总与合作伙伴谈生意，制造国内最新款汽车，只要最后签下合同，就会有巨大收益。所有人都认为拿下这个合同志在必得，可结果大大出乎意料：这个计划被扼杀在萌芽中。老总很不服，认为是合作伙伴故意刁难，合作伙伴说：我认为你们的车存在质量问题。你每次关车门都用很大力气，说明车门总是关不严。老总欲哭无泪；这是我小时候的关门毛病，一直没注意，没想到……只是因为关门，因为这一个习惯，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失去了一个机会，这是致命的。决胜，在看不见的地方。这看不见的地方，就是人们往往忽略的细节。看不在阳光下，而在阴暗处，像个整蛊专家，看着人们一次又一次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很难发现他，就与成功失之交臂。决胜，在看不见的地方。“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所以，大礼不辞小让，细节决定成败。决胜，在看不见的地方。今后的市场经济，不是大鱼吃小鱼，就是小鱼吃虾米。忽略了什么，你会成为虾米。一个人，即使在强大，终究打不过自己的影子。你失败的原因，就是你的影子。如果想摆脱他，在晴天时打把伞，遮住他，找到失败的原因，这往往是决胜的关键。天光之下，鸢飞鱼跃，青山妩媚，粉蝶蹁跹，看见地上的小花，注意枝头休憩的小鸟，找寻你遗忘的细节，成功，就在眼前！阅读详情：
范文十：失败的原因朋友从英国回来以后，向我谈起他在国外的经历。他说要不是被淘汰掉，他现在已经被 英国一大公司聘为总裁助理并负责开发国内市场了。原来朋友在英国伦敦大学进修工商管理专业期间，曾经参与过伦敦大学的专业论文评选 ，朋友的论文很被英国企业界的一些成功人士看好。英国某大公司的总裁亲自点名要他参加 该公司一年一度的职位竞选。我的朋友看完了该公司的简介以及空缺的职位以后，决定角逐 竞争较为激烈的总裁助理一职。面试答辩等一些程序全部完毕以后，朋友和另外四个对手进 入最后的决赛。决赛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做上任第一天的工作安排。朋友在国内曾在某行 政单位做过管理工作，他以他完美的思维和东方人的谦虚得了赞美。结果他和另一名年轻的 选手胜出。第二步考查他们的内容竟是赛车。在接到那把车钥匙之前我的朋友如何也想不到 第二步考查的内容会是这样。朋友的车技不错，速度很快地超过那位对手，但不幸的是他们 的路线出现了堵车，朋友等一会儿，看到后面对手的车也跟了上业，为了能尽快甩下对手， 他看了看地图，把车调头去走另外一条路。结果是那对手耐心地等到了塞车结束。而我的朋 友因为走得太远了，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对手早已到达。他被公司淘汰。那位总裁对他说：“你的性格在驾车时已经流露出来。一个人如果能够耐心地等塞车通 了才行车，那么他在工作中遇到危机时，也能够理性地去解决。自我控制和有原则对于总裁 助理这个职位很重要。希望你能明白你失败的原因。”(摘自《时代青年》2001年第3期)阅读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