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原校长，著名核物理学家、著名教育家杨福家先生2022年7月17日上午在上海因病辞世，享年86岁。

“早上走的。很突然。”曾经担任杨福家先生秘书的陈弘老师，17日告诉记者，“他生活很规律，也很注重养生，没有基础疾病，太突然了。”

他是一位科学家，是 第一位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的中国核物理学家，曾与谢希德等科学家，提出“在上海建造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提案，为“上海光源”的故事写下了“序言”。

他是一位教育家， 1993年至1998年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起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是 第一位担任外国知名大学校长的中国公民；2004年创办并出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也是 创办中外合作大学的第一人。

杨福家曾直言，“很多人只知道 我是中科院院士，不知道 我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很荣幸一生当中拿到两张证书。”

作为核物理学家，他在多校从事教育治理、开展教育活动中一直秉持这样的育人理念，从复旦大学、诺丁汉大学到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力主“博雅教育”。

“我们老是‘文科班、理科班’，念文的不学理的，读理的不管文的——这个观念要打破，文理是相结合的。” 2018年，杨福家在上海院士风采馆与上海电力大学共建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给大学生上思政课时就表示，“文理结合”才能育出“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杰出人才。

来源 | 综合整理自上观新闻、文汇报、东方网及

资深记者、作家马国川微信公号“川上人曰”

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不分家

60年前，杨福家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他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01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在杨福家看来， 博雅教育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文理结合。

他告诉研究生们，钱学森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其实有回答，那便是：文理结合不够， 把文理分开，搞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在美期间平时就玩乐器，海归回来下了船，一手牵着他的小孩，另一手就拿着乐器。

“一个有科学创造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杨福家回忆自己小时候，父亲就这样对自己进行教育和培养，让他学理科同时也送他去学画画、学音乐，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

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杨福家认为，因为科学创新不单单靠逻辑推理，科学创新在萌芽之时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联想，给你启发，产生灵感；有了灵感，再按照逻辑思维去推演去计算，设计实验加以证实，从而有了创新。“ 科学家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才能大跨度地联想，所以科学和文史是没有分家的。”

顶尖本科一流博雅办好教育

“ 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 根据杨福家的解释，“博”指广博的知识，“雅”指素养、修养。通过在课堂上受到的讨论式、相互质疑的教育，在住宿学院内受到的名师熏陶，在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内受到的锻炼，学生就敢于争辩，追求真理，懂得思考，学会做人，学会与人相处。

从杨福家一辈子的亲见亲闻看，世界上最顶尖的本科院校都是贯彻博雅教育的院校。他不止一次列举，比如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本科院校，被称之为“ Liberal Art College（博雅学院）”；有些博雅名校甚至都以“学院”而非“大学”相称，在国内并不知名。事实上，美国研究型大学只占 3%，职业型学校就是“高职”占 60%，两者之外的就是占 37%的这类学院。

杨福家的老师、国家一级教授卢鹤绂院士（），曾被邀请到一所博雅名校去教书。当时，卢教授所在大学的校长对此还大惑不解：堂堂一级教授，跑到这种小学校去？后来才知，这所学院在本科教育中全世界排第三名，谁能在校教学都是非常荣光的。

后来，杨福家还去了另一所相关学院，就是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念书的女校——史密斯学院，“ 我发现他们图书馆写了一个词： Discover（发现），进图书馆不是去背书的，看了书要有所发现，读书的目的是有创造、有发现。 ”

不论今昔，世界上一流本科教育其实都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在杨福家毕生的办学实践中，文理结合之“博雅”的另一要素，就是 做人第一、修业第二。“ 这个话不是我发明的，‘哈佛红皮书’里早有了，还有耶鲁大学 1828年报告也有，这两个学校都是培养他们总统的，当然也讲政治。 ”

曾有一位毕业生告诉杨福家，他去硅谷有名的科技大学——斯坦福，本想去学技术和理科的，没想到前两年没有任何科学课程，学到第三年才选定专业；而前两年里，有 3个学期都要学的一门课，就是“文化观价值观”，每个本科生都必须念。

杨福家也告诉他，这门课程不仅学习西方传统经典，柏拉图、笛卡尔、马克思等，也接触世界其他文化的代表人物与经典著作，例如中国的孔孟之道。课程围绕着“人何以为人”这一主题展开。

“无论学生将来学习什么专业，都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杨福家这样回答，“我们为什么要搞科研，为谁而学。”

担任复旦校长后他提出两条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规定

在不少复旦老师们的记忆中，杨福家 1993年 2月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复旦大学“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目标。

据一位复旦大学教授回忆，杨福家担任校长时，中国的高校刚刚开始发展，“很艰难，当时的复旦大学不论是知名度还是得到的支持，都非常有限，但是他的目标让当时的复旦人非常振奋”。

杨福家是土生土长的复旦人，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谈到：“那时，我和同事们想得最多的就是，应当把复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所以我在就职演说中，就按照复旦的基础及复旦人的愿望，提出了‘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想法。”

也是在 1993年夏天，复旦大学提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制定了《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 1993— 2005）》。

在杨福家看来，好大学的根本在于教书育人。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把教学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两者兼顾。如果不搞研究，就没有更多新的东西，教学也是教不好的。

他提出，“名教授上基础课”，包括基础实验课。在 1993年这个倡议刚刚提出时，学校只有两名博士生导师上基础课，而到下半年，就有 16名博士生导师走上本科生教学的讲台，让本科生从一开始就能得到一流教师的教导。

很多复旦老师对杨福家的印象是：“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也不怕犯错”。在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立下了两条在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规定：除了教授必须上本科生讲台，必须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之外，另一条就是学生只要作弊就必须开除。

他在离任时的报告中说道：“ 1993年 6月，当获悉全校有 27名学生在考试中作弊时，我们开始狠抓考风，实行了‘谁作弊，谁退学’的制度。这项制度经过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广泛讨论，形成共识并付诸实施。为此，学生共写了 1200余篇文章；复旦校刊用了整整 25个版面，广泛展开讨论。严肃考风，不仅维护了考试成绩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净化了学校的风气，教育了学生要诚实做人。几年来，作弊的学生毫无例外地被勒令退学，作弊学生的人数已降为每学期平均 2名。”

也因此，学校在请一些著名科学家给学生作报告时，总是要求最后一部分要以他们的经历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

当时，杨福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杰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1993年初，他和同事们倡导建立了“ 21世纪学会”，从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挑选 100名优秀学生，直接接受由院士和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团的指导。

从 1994级开始，学校改原来的班主任制为导师制，导师由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从 1996年开始，在校内设立了“杨武之讲座”（自然科学）、“林肯讲座”（国际政治）、“松下讲座”（管理科学）、“发展讲座”（社会发展）等，邀请国内外一批杰出的学者和名人，给学生讲世界的最新发展和科技的最新动态，杨振宁教授当时就来连讲三天。

杨福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个举措是：“ 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个性同样鲜明的金晓峰还记得，杨福家就任校长时，自己还是一位青年教师，刚升任副教授不足三年。当时的大学因为历史原因，在职称评聘中论资排辈普遍比较严重。

在一年一度的全校科研工作会议上，学校让他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发言，没想到他在列举目前阻碍自己发展的唯一因素时说：“我认为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复旦大学正教授的标准，但现在却仍是一个副教授，这显然不利于我的工作，在此我正式提出申请，希望学校能解决我的职称问题。而且我敢保证，今后我能够回报学校的，一定会远大于学校给我的这个职称。”此时会场上响起一片笑声。金晓峰开玩笑地说他就临时成了“名片教授”——即在名片上可以先印上教授头衔。他说：“当时我父亲还在世，他嘲讽我‘教授是要来的，当得有什么味道’。”确实，复旦大学随后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

事实上，复旦大学从 1993年起就在校内设擂台，让青年教师竞争高级职称，让年轻人可以脱颖而出。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有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的办法获得高级职称。 1992年复旦大学专任教师中 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 54人，到 1996年就达到了 207人，其中教授 41人； 1997年 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达 262人。

杨福家自己在刚刚毕业两年时，就担任了物理二系即核物理系的副系主任。担任校长后，他说：“放手让青年人挑大梁是培养青年的重要方式。”当一批中青年教师被推到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许多优秀青年教师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 1996年求是科技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评审中，复旦大学有 3名优秀青年教师获奖，和北京大学并列第一。

杨福家后来谈到，要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就必须让每个人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并发挥作用。

1993年，复旦大学设立了校内特殊津贴，院士每人每月 500元，上基础课的名教授每人每月 300元，青年正副教授每人每月 100元。 1994年，学校设立杰出教授，首批选出 2人（王沪宁和陆谷孙），在校内享受院士待遇。 1995年，学校又宣布建立首席教授制度，首批 3位教授获首席教授称号。

据曾经在杨福家身边工作了 20年的助理陈弘回忆，杨福家一直在做中外教育的比较，从精英的培养到民办大学的校长，再把诺丁汉引进中国教学，几种不同的机制和教学方式，清晰地了解期间的界限，希望能够给中国的教育带来更多的探索。

事实上，关于高等教育，杨福家不仅不断地比较探索，也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甚至直到几年前，他已经 80高龄，仍然不断地思考并且撰文。

杨福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形成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职业高校等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要鼓励各类高等院校发展。

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提出，它的定位是一般性大学，而不是研究型大学，定位清晰了，事情就好做了。

此外，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有偏见，认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职业院校。杨福家多次说，这是错误的。应该尊重职业教育，尊重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规划。高等教育应该鼓励多元评价体系，消除区别待遇。

杨福家也曾直言，有些学校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非常不妥当的。他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了 12年校长，他认为，在担任校长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思考。不同校长有不同的治校理念，如果校长换的比较频繁，学校发展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也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发展研究院，集中复旦各学科的力量，发挥高校的“思想库”功能，为上海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

以下为著名记者、作家马国川先生2000年对杨福家先生的专访。原载“川上人曰”微信公号，我们在转载时有删节。作者写道：十二年前我在复旦大学采访过这位著名的教育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想今年下半年再去上海采访，谁料竟成永久遗憾。人们总是问，中国教育的希望在哪里？我想，希望在于以育人为志业的教育家，在于为教育家提供施展才华的社会环境。当年在采访时，杨校长强调的就是教育家办学。特将当年的采访重刊于此，以为纪念，也希望能够给关心教育的朋友以启迪。

马国川：这些年许多人都在批评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一些场合提到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直言他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有一种危机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福家：其实温总理已经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问题。2007年5月14号，温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马国川：但是，如何具体化呢？

杨福家：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首先要回到基本问题上来，即弄清楚什么是大学，或者说一所大学有什么？一要有“有型资产”，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楼的含义更全面，还包括设备、图书等等；二要有“人力资源”，包括要有大师。大楼大师的说法来自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他说过：“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个说法不完整，并不是说梅贻琦先生讲得不完整，因为他不是回答“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的，梅贻琦讲这句话的背景是1931年清华大学的建设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学校已把重点放在引进大师上，而不是过多地关注房子，于是他强调大师的重要性。除了大师，人力资源还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大学有没有优秀学生，以及他们能否在一流教授的指导下，在人文、科学技术的前沿探索方面或为社会服务方面，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心，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是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几年前我曾夜访剑桥大学，晚上10点，仍见大批优秀学生与导师在实验室科研。我深有感慨，难怪剑桥大学培养出８０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情景到处可见。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教授曾经说过: “什么叫一流大学? 只要在周末晚上去看看那里的灯火是否辉煌”！确实，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里，我们一定能看到：一大批既充满着激情与兴趣，又能艰苦奋斗的优秀研究生在杰出的教授指导下、在宽松又自由的气氛里日日夜夜地在探索自然的奥秘，攻克技术的难关。不少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大发明家都由此而诞生！

马国川：一所大学除了“有型资产”和“人力资源”，还需要什么？

杨福家：还要有“文化内涵”，就是要有大爱，包括爱师、爱生、爱国家、爱世界等等，这是学校的一个关键所在。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例如哈佛大学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思想战胜权威”，前校长萨默斯说过，让进哈佛的每个学生都成才。哈佛大学把所有的学生都看成金子，没有好生和差生之别，问题是让他们怎么发光。萨默斯曾经出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他当新校长不久就有一个新学生来找他，说你是经济学家，应该注重每一个数据的准确性，我发现你的一个数据有错误。一个新学生敢向校长挑战，这就是哈佛的文化。难怪萨默斯说，如果哪一个大学能够有这种文化，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连续七年美国大学排名第一。哈佛大学过去三年曾和它并列第一，但最近一次又落于其后，原因在于普林斯顿大学有两个指标超过了哈佛大学。虽然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仅有6000多名学生，但是小学校拥有大文化，它可以接纳有精神病的纳什教授，没有让他下岗，这就是宽容文化——“美丽的心灵”。文化对于学校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很多大学欠缺着文化。不管是在哈佛大学还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所以，师生之间可以讨论，甚至争论。钱学森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在与老师讨论中，也曾在争论中气得老师把书摔在了地上。可第二天一大早，他的老师冯﹒卡门就告诉钱学森：你是对的，我是错误的。

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显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都是大学应有的文化。良好的学术环境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除了“文化内涵”，一所大学还要有良好的办学体制。

马国川：在您看来，大学要有有形资产、人力资源、文化内涵和良好的办学体制。除了有形资产外，其他三方面我们都很欠缺。

杨福家：现在国内大学软硬件建设失衡，较普遍的情况是大楼、教学设备等硬件建设大有改善，其中很多建筑很豪华，甚至远超过国外一流大学。此外，不少大学还都有好几个校区，且相隔甚远，不得不开班车，学生、教师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路途上，这与当今先进办学理念背道而驰。而大学的软件建设被忽视，大师、优秀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相对欠缺，没有特色，没有文化内涵。笔者到过国内很多大学城，参观了不少名校新建的校区，但感觉不太好，因为看不到这些名校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看到的只是漂亮、甚至于豪华的建筑，但却没有人气。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主要是由观念与体制上的缺陷。在观念上，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高等教育的特点，不了解建设一流大学的要素；在体制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充分发挥教授在办学上的主导作用。我们今天核心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一个关键。

马国川：那么，怎么解决体制问题呢？

杨福家：总结起来，关键是三句话：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

“爱师爱生”是常识，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它就很难做到。现在的问题是，国内的大学纷纷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一个教师每年的论文数量、科研成果，甚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决定着他的待遇、名望和升迁。这能说是“爱师”吗？英国大学教育最高明之处就在于：从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每个人从进大学那天起，就有人关爱他。剑桥有一句导师名言：“我的烟熏将把一个学生头脑中的火种点燃。”人的头脑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储存火种的地方，而找到火种并且点燃，不光需要训练的技术，更需要爱。可是在国内，大学生和学校、和老师的关系越来越淡薄，这能说是“爱生”吗？“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 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其它的都是空白的。

马国川：您所说的“依法办学”主要是指什么？

杨福家：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大学的章程。其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章程就是大学的“宪法”，没有章程的大学就不可能做到依法办事。要做到依法办事，大学首先要制订自己的章程。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老子最欣赏“无为而治”，使老百姓感受不到上面有一个统治者，这就是最好的统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教育部就不必什么事情都亲自去管，而是放手让大学自己去做。教育部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马国川：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中，核心恐怕还是依法办学。

杨福家：对，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比如，诺丁汉大学的章程有一百页，各种权利义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要做领导首先要懂得这个法，必须按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章程之上。

马国川：我们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即使有法也不依。

杨福家：我对此深有体会。我在国内有很多顾问的头衔，都是毫无意义的。前些年我到深圳开会，当时的市长许宗衡临时约见我，劈头就说，你从此就是我们深圳政府的顾问了。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完全没有准备，市长一句话就给我戴上了一个“顾问”帽子，这样的顾问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不过，有一个顾问是有意义的。几年前，香港大学问我能不能做校长的特别顾问，我说可以。没有想到，不久香港大学郑重其事地来了一个文件，顾问的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我签字后，做了六年香港大学顾问。中国所有的顾问都是“终身制”，不需要辞职的。可是到2005年我正式辞去了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因为我做了香港政府“大学资金委员会”的国际委员，这个委员会决定各个大学的经费分配，要求其成员不能与各大学有利益关系，所以我必须辞去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

马国川：没有想到，人家的规定这样具体清楚。

杨福家：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而且非常清晰，我们就缺少这样的规定。所以我认为，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然后由人大会议承认章程。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马国川：《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里有明确规定，各大学“自主办学”。遗憾的是，落实不了。

杨福家：怎么自主办学？不是来自个别人的恩赐，而是来自法律的授权。

马国川：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问题，一个是各大学没有章程，无法可依，一个是即使《高等教育法》里有规定，但是有关部门不能做到依法办事。

杨福家：实际上，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批准，只要它没有违反法律就行。比如美国的教育部无权干预大学的事情，大学就是按照自己的章程去办。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批准，只要获得批准，大学就按照章程办事，除非违法，违法就根据法律处理。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像美国的教育部，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

马国川：“民主办学”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吗？

杨福家：《高教法》里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大家不太注意罢了。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时演讲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怎么保证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需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民主办学。

“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马国川：2009年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由懂教育的人办学，这也是现在大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大家都在批评中国没有真正的教育家。

杨福家：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世界范围来招聘的，而不是由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好氛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是副部级，教育部部长都对他们很尊敬。美国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以前就是一位大学校长，他接到国防部长任命后写了一封信说，我热爱这个学校，但是国家需要我，我更热爱我的国家，我必须走。韩国的一位大学校长直接被任命为总理。日元上的人物福泽喻吉就是庆应大学的校长，并非王室成员。

马国川：看来，把校长定位副部级，表面是抬高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明确把大学校长定位教育部的下属，我们之间就是一个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杨福家：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不见他的，我为什么要见你呢？没有一个校长会见他。英国的教育部长是内阁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会会见他，但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可是他说任何的话，对我没有影响。更并不意味着你说的话就是“指示”，我没有义务按着你说的去做。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他知道自己的地位。诺丁汉大学有一个15层的高楼，建在路边，很不合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也建议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决定，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的话我可以听，但是我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马国川：但是中国却把大学视为政府的附庸，教育部更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是自己的下属。

杨福家：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是去除大学的行政化是应该的，至少应该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时候，那时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不管是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校长，还是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他们的地位都非常高，绝对是高于部长级的。

马国川：核心的问题是要保证大学成为学术自治体，它和政府之间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的，政府做什么，学校做什么，大家都非常清楚，而不是说学校是政府的一个附属。

杨福家：大学成为学术自治体并不意味着一所大学可以为所欲为，它要在法律下运作，不能违法。

马国川：教育家需要懂教育的人来办学校。在您看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换句话说，教育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杨福家：作为一个教育家，第一，他应该了解世界的教育，也了解中国的国情，而且有过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第二，他必须有比较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最好能够在教育系统学习多。当然，真正的大学校长从教育学院出来的并不多，但是很多校长都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

以前我讲过，美国的一些大学都有几百年历史了，像哈佛已经373年，比美国历史还要长。中国的大学才多少年，怎么和人家比？但是我现在的观点变了。16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接待过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当时，拉宾总理自豪地介绍：“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其领土的60%是沙漠，90%是干旱地。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我问：“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他答了一句：“以色列有7所一流大学。”以色列最早的大学是1924年才建立的，不到90年就有了7所一流大学。近年来，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3倍；论环境，我们60年和平，他们战火不断；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却没有一所可与那7所相比！6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对比这些，对中国教育现状怎么会没有危机感呢？

马国川：在美国，历史不到100年就成为世界名校的也有，关键是大学怎么办。

杨福家：新中国成立60年了，没有培养出一位大师。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已经有七位了，但是他们与新中国的教育没有任何关系。例如，杨振宁和李政道是解放前的西南联大时期培养的。

马国川：西南联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虽然那时候很穷，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了。

杨福家：包括谈家桢、苏步青等人的重要的学术文章，都是在那个时候写下出来的，因为那个环境允许搞学术，而现在的环境呢，使学者浮躁得不得了。最近我在几次演讲中，都要求取消研究生毕业要发表几篇SCI文章的规定。如果把这个规定用到世界上，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拿不到学位。很多获奖者就是靠他们的博士论文，此外就没有其他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要求至少发表两篇，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们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把关系理顺了，大学就会发展很快，就会出很多人才，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老出不了人才。使人满意的体制应该能够保证大学由教育家办学，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办学自主权，保证做到《高教法》规定的“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马国川：您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校长，和国内大学比起来，英国的大型是怎么运作的呢？

杨福家：我曾经问过哈佛大学校长，他说在美国大学校长主要做两件事，全世界找钱，全世界找人。最早诺丁汉大学找到我时，我首先去问，我要不要管这些事呢？我以为要去筹钱呢。弄钱我可没有手段。后来我才了解到，与中国一样，英国的学校都是政府的，不需要校长去弄钱。实际上领导学校的是三个委员会：校务委员会、教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三个委员会之下有一个执行者，执行三个委员会的决议，这个执行者就相当于国内的校长。教育部不干预学校的事务，各大学都是依法办事。在就任诺丁汉大学校长半年以后，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我发表了一次演说，直言英国的大学可以与美国大学竞争，但是永远超不过美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大学要自己筹集资金，重要的还不在于钱，而在于社会是否认可大学，只有得到社会认可的大学才能获得社会的资助，这激励着美国大学都奋力追求卓越。办好大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看它能不能够拿到非政府的资助，非政府的资助说明社会的一种认可。

马国川：现在国内民众普遍对教育不满意，大学很难得到非政府的资助。

杨福家：老百姓对教育不满意，怎么会给你钱？而在美国，来自非政府的资助可以让教授安心研究，不要考虑生活问题。我们现在有多少教授全心全意在搞学术研究？包括学生，高中生不念书了，为了找工作，大学生最近几年也不念书了，教学质量怎么会高啊？我才不相信呢。

马国川：中国也在搞市场经济，许多人都在困惑，大学和市场应该是什么关系？

杨福家：大学校长、科学家与总经理绝对不能混在一起，这三者是个三角形，要搞科研，就专心搞科研，既要搞科研又要做大学校长，做不好的；要做生意，就专心做生意，既要搞学校管理又要做生意赚钱，也不可能做好。我做复旦大学校长的时候就讲，学校的责任不在于拥有多少家公司。我一直反对学校办公司，但是学校一定要为经济服务。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有人统计过，美国经济的增长有70%来自大学。大学必须对经济发展有贡献，但这不等于大学一定要办公司。

马国川：大学应该对经济有贡献，并不等于大学就要办公司。

杨福家：大学不能办公司。大学可以抚育公司，并不意味着大学应该占有公司。你看麻省理工学院抚育出多少公司，可是自己没有一个公司。所以必须明确，在现代社会，大学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是责无旁贷的，必须为经济服务，但是并不意味着学校的每一个人都要做与经济直接有关系的工作。这是两码事。一定要有一部分人做长远的基础性的研究，做他们有兴趣的研究，即使与经济毫无关系，也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研究条件，让他们安心工作。

马国川：如果说大学和政府之间要有清晰的边界，同样大学和市场之间也要有清晰界限。

杨福家：大学绝对不能盈利。我一开始就反对“教育产业化”，因为大学是一个公益的事业，绝不能有任何盈利。即使因为某种原因有一点收入，这些收入只不过是总收入的一部分，应该用于增加教学研究经费。绝对不能与教师的利益挂钩，教师的工资应该由学校来出，要保证他们安心工作，全力以赴，同学随时可以找到他们。可是现在国内大学教授兼职之风盛行，北京有一所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已经毕业了，他说老师的面都没见过！当然，教授也有他们的苦衷，学校里发的那点工资不能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生活。问题是，这样子，中国教育搞得好吗？

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

马国川：对于现在大学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些学者也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改革，您的意见呢？

杨福家：对于这样的领导体制暂时不要动，因为这是《高教法》里规定了的。但是一定要厘清，什么是“党委领导”？不是党委书记领导，而是党委集体领导。

马国川：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如果真正改造了，其实这样的体制也是可以的。

杨福家：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诺丁汉大学的“学校委员会”的领导不是校长，我是董事会的主席，我参加校务委员会，名单上我是第一个，但是校务委员会主席不是我，主席是校外的人士担任。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是执行校长，一个人执行不过来，任命了7个副校长帮助执行。校长权力大得很，今天任命你，明天就可以解雇你，不要任何人批准。但是三个委员会盯着你，多少眼睛看着你，谁敢乱来？把亲戚拉来做副校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马上会有人提议弹劾你。校长有权力任命副校长，但是有两个人不能任命：财务长和教务长。执行校长是校委会选举的，财务长也是由校务委员选举的，然后推荐给校董会任命。还有管教学质量控制的教务长也是校务委员会选举的。

马国川：校长、财务长、教务长三者是平行的。

杨福家：质量控制不在校长手里，财务权也不在校长手里。不像我们的财务长，如果不听党委书记或校长的话，马上就会被换掉。可是在诺丁汉大学，财务长工资很高，依法办事，只要他不违法，校长拿他没办法，因为他对校务委员会负责。教务长也是如此，哪像我们这里，一切都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尤其是财务都捏在手中，权力集中，当然容易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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