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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锦棠与清军收复新疆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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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01期 作者：
刘锦棠（），名显谟，职名锦棠，字毅斋，[①a]湖南省湘乡县人，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日）生。先辈世代务农。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其父刘厚荣与弟弟刘松山投入湘军王鑫部。咸丰四年（1854），刘厚荣在岳州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时年9岁的刘锦棠，因家境贫困，只能与祖母陈氏相依为命。少年时期的刘锦棠，“好言兵，然不肯竟读孙吴诸书”[②a]。正是这种不拘成规的性格，使他在日后的军事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灵活多变的作战风格。为了找到生活依靠，也为了复仇，年仅15岁的刘锦棠，来到江西，投入他叔父刘松山所部，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刘锦棠在军中“参画方略，辄得其机要，”[③a]深得刘松山的赏识。同治三年（1864），刘锦棠在安徽，因保卫湘军祁门大营有功，被两江总督曾国藩保举为知县，并赏戴蓝翎。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又加同知衔，并赏换花翎。同治五至七年（），刘锦棠随刘松山赴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围剿捻军，“大小十余战，所向克捷，锦棠无役不从”。[④a]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因此保奏他以道员即选，并加按察使衔。同治八年（1869），在镇压陕西回民军和汉族反清武装的过程中，刘锦棠因降服董福祥、张俊、李双良等20万众，又被赏加布政使衔，并被赐予“法福灵阿巴图鲁”的荣誉称号。同年七月（1869年8月），刘锦棠随刘松山取道花马池（甘肃宁夏府境），攻打甘肃金积堡（今宁夏金积县）马化龙领导的回民军。同治九年元月（1870年2月），刘松山在攻打金积堡的战斗中，中炮身亡。湘军因主将阵亡，诸将恃功自傲，“事权不一，军中为之夺气”[①b]。回民军乘机切断湘军粮道，展开猛烈反击。在此不利形势下，刘锦棠沉着镇定，毅然以总理湘军营务的身份，威服诸将，出掌湘军大权，迅速摆脱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左宗棠对此非常赞赏，奏请清廷，给刘锦棠“赏加三品卿衔，接统刘松山旧部，用资镇率”[②b]的奖赏和任用。随后，刘锦棠督率老湘军经过10个月反复、激烈的争战，到十一月十六日（日），将金积城外570多座堡寨大部攻破，迫使马化龙和其子马耀帮交出军械，平毁剩余堡寨，向他投降。左宗棠见刘锦棠接统老湘军后，能够“和辑将士，恪遵纪律，谋而能断，虑以下人。其临阵身先士卒，英锐绝伦，实统将中不可多得之才，”[③b]请求清廷予以破格录用。清廷随即下诏，赏给刘锦棠“云骑尉”世职，赏穿黄马褂。对于马化龙，左宗棠认为，“马化龙稔恶三世，谋逆已久，蓄机甚深，纵有后效，不蔽前罪。暂若从宽，必滋后患，臣早知为国家必讨之贼。而此时议暂缓其诛者，王家疃堡墙高厚，存粮极多，非猛攻所可骤得。金积既克，其势已孤，以马化龙徇之，宜可速下。若先诛马化龙，回酋或怀疑惧，必滞戎机。王家疃一下，通昌、通贵自更无难料理。……王家疃抚定后，马化龙及其父子、兄弟、亲属伙党，重者诛夷，轻者迁徙，乃收全功。”[④b]刘锦棠即按照左宗棠的意图，在王家疃、通昌堡和通贵堡被相继攻取的情况下，以从金积堡搜出洋枪1200杆为口实，将马化龙及其兄弟子侄以及亲随部众1800多人，全部杀害。并残酷地将打死刘松山的回民军将领马八条，剖腹剜心，祭奠刘松山的亡灵。然后，护送刘松山的灵柩回湖南，暂时离开了战场。
同治十一年六月（1872年7月），刘锦棠带着从湖南招募的一批湘勇，回到甘肃。八月（9月），受左宗棠之命，率马步18营，约7000多人，攻打西宁地区由马桂源兄弟及白彦虎等人领导的回民军。十月（11月），刘锦棠攻占西宁。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四日（日），进克向阳堡和大通县城。白彦虎于向阳堡陷落时，率所部回民军2000余人，由永安、南山、草滩一带，向西逃走。二月初四日（3月2日），马桂源兄弟也于逃到巴燕戎格降清后被杀。九月初十日（10月30日），左宗棠因肃州城（今酒泉）久攻不下，檄调刘锦棠，率兵西向，配合徐占彪、金顺、宋庆等人，攻取肃州。在刘军的猛烈攻击下，九月十五日（11月4日），马文禄被迫投降，随即与马永福、马照等8名首领和1573名部属，一起被杀。白彦虎由此再向西奔，进入新疆。当晚，清军入城纵火，对手无寸铁的回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清军“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①c]。事后，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肃州首要各逆及著名悍贼悉就歼除，实资其力”[②c]。刘锦棠因此于同治十三年十月（1874年11月）被任命为署西宁兵备道。十一月（12月），河州回民闵殿臣再次起事，次月（1875年1月）即被刘锦棠镇压。至此，陕甘境内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基本上被全部镇压下去了。光绪二年（1876），刘锦棠奉命出关，收复新疆，才揭开了他人生历程中最辉煌、最荣耀的新的一页。
　　一　清军出关前的新疆形势
同治三年（1864），饱受清廷残暴统治和伯克残酷压榨的新疆回族和维吾尔族人民，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从库车拉开了席卷全疆的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浪潮迅速波及天山南北。年底，清廷在新疆的统治机构，基本上被全部摧毁。天山南北地区相继形成了控制天山南麓，自乌什至喀喇沙尔地区，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汗和卓”政权；占据玛纳斯、吐鲁番一带，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又称妥明）“清真王”政权；拥有和田地区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以及占据伊犁地区的“苏丹”政权。由于这些政权的领导权基本上都掌握在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首领的手中，因此，这场规模巨大的反清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相互争权夺利，扩大地盘和势力范围的混战。清廷在新疆的势力仅限于东疆的哈密、巴里坤，北疆北部的额尔齐斯河至塔城一线，苟延残喘，根本无力收拾这一残破、混乱的社会局势。
同年八月（1864年9月），占据喀什噶尔的回族首领金相印和柯尔克孜部落首领司迪克，因无力攻取清军据守的喀什噶尔汉城（疏勒）和英吉沙尔，就派金相印等人携带礼物，前往浩罕，请求浩罕让大和卓木的后裔返回喀什噶尔，以便用其声望来号召当地的维吾尔居民，并请求给以军事援助。浩罕因正与俄军作战，都城塔什干已失陷，仅剩安集延一城，无法给予军事援助。于是，浩罕首领阿里姆库尔决定派遣会给他带来麻烦的阿古柏伯克，和波罗尼都的曾孙布祖鲁克一起，带领68个人前往喀什噶尔。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初），“这帮冒险家就越过浩罕边界，进入了东土耳其斯坦（即新疆南疆）”[③c] 。
布祖鲁克离开浩罕前，阿里姆库尔对他说：“我任命你为喀什噶尔汗，但是，一切行政均由阿古柏执掌，他人不得干预”[④c]。因此，在司迪克将布祖鲁克迎入喀什噶尔回城的同时，对阿古柏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则大为不满。阿古柏进城后，利用司迪克等人的需要和穆斯林教徒对和卓的崇敬心理，拥立布祖鲁克为汗，自己则掌握了一切军政大权。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阿古柏赶走司迪克，并攻占了他的家乡塔什米力克（今疏附县南），迫使司迪克出亡他乡，从而控制了喀什噶尔回城，自封为“巴达吾来特哈孜”（即汉文史籍中的“毕调勒特汗”，意为“洪福之王”。）。随后，他采用各种卑鄙手法，逼走布祖鲁克，吞并和田等地。在同治六年（1867）夏，攻占阿克苏和库车后，阿古柏在南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意为七城）反动政权。同治九年（1870）秋，阿古柏“声称报效”[①d]清廷，“助中国讨贼”[②d]，“以南八城归献朝廷”[③d]为幌子，骗取了土尔扈特郡王之福晋（即夫人）和徐学功民团的支持与帮助，攻克达坂城、吐鲁番和乌鲁木齐，袭取玛纳斯，控制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
阿古柏政权的建立，引起英、俄两国的极大关注。英、俄双方在承认“哲德沙尔”政权问题上的分歧，和阿古柏势力的向北推进，使觊觎新疆已久的沙俄认为，阿古柏有可能在伊犁“建立‘亲英的统治’”[④d]。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日），沙俄以“西疆情形……绝无坐视之理”[⑤d]，借口保护商队、侨民，追捕逃犯为由，悍然出兵，于五月十七日（7月4日）侵占了伊犁。为了掩人耳目，沙俄驻京公使于同治十一年七月（1872年8月）向清廷声明，俄国绝无“久占伊犁之意。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后，即当交还”[⑥d]。但却派兵向玛纳斯和乌鲁木齐一带推进，企图吞并新疆。此时，清廷正忙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无暇西顾，于是，中国的西部边疆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同治十二年（1873），白彦虎率领的陕甘回民军从肃州西奔新疆，不久就投靠了阿古柏，盘踞在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带。沙俄借口代剿，扬言要进兵玛纳斯，新疆危机进一步加重。
清军出关前夕，沙俄占据伊犁地区；阿古柏控制着整个南疆及北疆的乌鲁木齐、玛纳斯和古牧地（今米泉境内）一带；清廷的残余势力及后援力量，只占有东部的哈密、巴里坤，北部的塔城、精河、乌苏、古城、奇台、济木萨一线。因此，收复新疆不仅要克服自然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因素，还面临着与沙俄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任务相当艰巨。作为收复新疆前敌总指挥的刘锦棠，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作战条件下，充分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完成光复祖国大好河山的艰巨任务的。
　　二　清廷对新疆问题的处理
清廷对新疆问题十分重视。新疆变乱发生后，清廷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即于同治四年正月初九（日），命令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进驻哈密，收复失地。但是成禄“始终畏怯。奉旨频催，则以粮运不继，卸过关内镇道”[⑦d]。行至高台，适值肃州回民起义，成禄即驻兵高台，“岁按额征，摊捐粮料、麸草、煤碳、油烛，以及年节犒赏，……兵不出城”[①e]。并且在此“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将自己的三姨太也从北京接到高台，“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②e]。早把收复新疆的使命抛到了九霄云外。
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派守备魏忠义，带领新疆危机发生后，清廷从关内派出的第一批——两营军队，进驻塔尔纳沁（今哈密东部）。六月（7月），文麟从凉州招募的一批兵勇进驻哈密，逐渐扭转了当地清军的被动挨打局面。同治八年七月（1869年8月），哈密协办大臣景廉抵达哈密，清军即以巴里坤和哈密为基地，与妥得璘的“清真王”政权在此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同治十年五月（1871年7月），沙俄侵占伊犁后，表示“愿将所得伊犁地面交还”清廷[③e]，并假惺惺地催促清廷，“迅即派员前往接收”，“将一切办理章程商量妥协”[④e]。清廷接到照会后，马上派署理伊犁将军荣全进驻塔城，在塔城、库尔喀喇乌苏、博罗塔拉一线布防，做好收复伊犁的准备。并且命令景廉相机攻取乌鲁木齐。
当时，全国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陕甘回民起义相继而起，直接威胁着清廷的统治。有鉴于此，清廷采纳了曾国藩“暂弃关外，专清关内”[⑤e]的建议，全力对付“腹心之患”的关内义军，但并没有放弃新疆的打算。相反，在与俄国就伊犁问题的交涉过程中，俄方的“一味狡展”使清廷清醒的认识到，要收回伊犁，“非空言所能有济，必须中国兵力足以震慑，先发制人，方能操纵自如，杜其觊觎之渐”。[⑥e]
同治十二年（1873），关内的农民运动被镇压后，清廷即以全力注视新疆。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二日（日）清廷任命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督率出关的张曜、金顺、额尔庆额各部。九月（10月），又命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和转运事宜，以袁保恒为帮办，共图新疆。
就在清军相继出关，准备收复新疆之际。同治十三年三月下旬（1874年5月），日本在美国的公开支持下，悍然出兵侵入我国美丽的宝岛——台湾。这样，我国的东部边疆也出现了危机。如何解决东部和西北的边疆危机，在清廷内部引起了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的激烈辩论。
清廷由于连年用兵，镇压人民，向帝国主义列强支付大量赔款，财政十分拮据。因此，海防派的代表人物，直隶总督李鸿章即以此为由，建议清廷放弃新疆。他认为，新疆“既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而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应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①f]。在他的影响下，新疆“万里穷荒”得之“何益于事”[②f]的论调，甚嚣尘上，清廷因此举棋不定。如果不驳倒这种论调，已经开始的西征行动就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夭折。
李鸿章等人的谬论，遭到了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者的有力驳斥。湖南巡抚王文韶认为，俄国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应该全力注重西北。“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③f]他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日），左宗棠上奏清廷，提出了海、塞防并重的建议。针对李鸿章等人提出的停兵节饷的论点，左宗棠以各省关欠解西征协饷三千多万两的事实指出，“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④f]左宗棠海、塞防并重的主张，得到了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的大力支持。文祥认为，“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⑤f]。所以在廷议时，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西征。使本来就认为“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虽欲闭关自守，其势不能”[⑥f]的清廷，终于下定决心，作出了收复新疆的重大决定。但是，由于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景廉办事过于拘泥，没有随机应变的才能，所以，出关清军始终在哈密、古城、济木萨一带徘徊，没有重大进展。清廷遂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改派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
这场貌似湘、淮两系争夺经费，实则有关国家领土完整的海、塞防之争的结束，终于揭开了这场驱逐外敌，收复疆土，维护祖国统一与尊严的战争的序幕。
　　三　奉命出关
左宗棠受命后，对新疆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俄踞伊犁，安集延踞喀什噶尔，皆腴疆也。我纵克乌鲁木齐各城，扼各处总要，重兵巨饷何从取给，亦终必亡。藩篱一撤，强敌日肆凭陵，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皆战场矣！何论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乎？”[①g]因此，此次作战，应先攻取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然后再进兵南下。而此次出兵，“志在剿贼绥边，并为建威销萌之计。惟自忖年衰病久，深虞精力未足副其志，致贻霄吓之忧，亟图倚任良才，匡其不逮。三品卿衔见署西宁道刘锦棠，英锐果敏，才气无双。近察其志虑忠纯，尤堪重任”[②g]。遂决定此次出征，只以刘锦棠所部老湘军和自己的亲兵卫队为主力。指派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指挥西征各军。当左宗棠询问刘锦棠出关作战需要多少人马时，刘锦棠豪迈的回答道：“胜兵万人，足以横行，不在多也”[③g]。这充分表现了他对敌人的蔑视，反映了他战胜敌人的决心和胆识。
光绪元年（1875）夏，左宗棠在兰州召开分统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商讨作战计划。会上，刘锦棠“自定出关马步廿余营，以缓行速战为义”[④g]。左宗棠授权他在前线，“相机办理，不为遥制”[⑤g]。左宗棠的赏识和信任，使刘锦棠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年底，刘锦棠再次来到兰州，与左宗棠商讨有关西征作战事宜。左宗棠把自己的作战想法，详细地告诉了刘锦棠。经过缜密的商讨，最后，两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光绪二年正月（1876年2月），老湘军各部陆续从凉州向肃州集结。在此，刘锦棠对所部进行精简，整编为马步25营（步队17营旗，马队8营旗）。三月十三日（4月7日），左宗棠抵达肃州，刘锦棠与他再次进行磋商，决定以“先迟后速为稳者”。此时，先前出关各军，因滞留已久，迁延不进，锐气销磨，亟盼湘军早日出关。刘锦棠与左宗棠妥议之后，即派部将汉中镇总兵谭上连，宁夏镇总兵谭拔萃，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等人，率部相继从肃州出发。四月初三日（4月26日），刘锦棠亲提大军从肃州起程。为了避免途中发生饮水和粮草供应不足问题，他命各部先在安西会合，然后再分批向哈密进发。刘锦棠就这样，率领这支“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⑥g]，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光绪二年四月（1876年5月），湘军前锋谭上连部抵达巴里坤，分兵驻扎巴里坤以西的芨芨台、色毕口、大石头和三个泉等地，以保证巴里坤和古城之间的运道的畅通。随后，谭拔萃和余虎恩也相继率部到达。五月初（5月底），刘锦棠来到哈密，着手准备进军事宜。他命令后续部队把储存在哈密的军粮分起短运，先翻越天山，运抵巴里坤，再从巴里坤运到古城。同时，要求各部务必于闰五月底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整装待命。这样，既解决了运力不足的问题，又使士兵得到了休整的时间。闰五月初十日（7月1日），刘锦棠从巴里坤抵达古城，分兵驻扎木垒河以东地区。在对后方进行了周密、妥善的布署之后，刘锦棠即率轻骑前往济木萨，与金顺共同商讨进兵计划。
　　四　古牧地——乌鲁木齐之战
这位“西陲依重巩长城”的“儒将”的到来，迅速改变了出关清军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闰五月二十日（7月11日），刘锦棠亲抵清军与敌交战的前哨阵地——济木萨，与金顺商讨进兵方略。他在亲临三台、滋泥泉、阜康等地，了解了军情之后，对金顺说：“不备不虞，不可以师。白彦虎内结安集延，外连英、俄，复以危辞煽动土回，精骑十数万，天山南北路，呼吸可以自致。我军骑兵十不当一，成军以出，一战不胜安归呼？且前史用兵西域，军每苦饥。今自北路进，宜先据阜康为储粮屯师之地，料敌形势，进可以攻古牧地，撤乌鲁木齐藩屏，退可以折其冲。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济木萨去古牧地四百里，非所以便我而待贼也”[①h]。二十二日（13），刘锦棠返回古城做进兵古牧地的准备工作。
当时，盘踞在古牧地、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一带的，是投靠阿古柏的白彦虎和马人得等人。他们一面将精锐部队部署在古牧地一带，与清军对抗，一面派人向阿古柏求援。有鉴于此，刘锦棠认为，此战应“以大队径驻阜康县城，出队捣古牧地。此关一开，则乌垣、红庙子贼不能稳抗，白逆必窜吐鲁番以寻去路”[②g]。六月初一日（7月21日），刘锦棠统率所部各军来到济木萨，与金顺一起制订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两队人马同时西进，沿途要隘分兵驻防，以防敌军扰乱后方。初八日（7月28日），刘锦棠、金顺两军进驻阜康，金顺驻军县城，刘锦棠则率军驻扎在城东的九营街。此时的阜康城，已非昔日的繁华小镇。战乱之后，人烟稀少，榛莽丛杂，不便行走。清军不得不整修道路，以便军行。就在清军大队人马向阜康一带集结的时候，白彦虎也从红庙子移据离阜康以西90里的古牧地，坐镇指挥。阿古柏也从南疆“派遣阿孜木库尔带领六百名有着很好坐骑和装备的骑手，以及4个胖色提（500人长）去支援驻守这个镇的那支小小的卫戍部队”[③h]，并亲率一万多人为后援。针对这种情况，刘锦棠认为，“贼中正收获麦豆，有粮可因，虽后队尚未到齐，然师期不宜再缓，”[④h]必须马上发动进攻。
在阜康通往古牧地的大道上，出城往西，浓林蔽目，野潦纵横。城西20里处的西树儿头子，尚有废渠可以把城西的积水引到这里，供部队和牲畜饮用。从西树儿头子再向西走50里就是黑沟驿。但这50里地尽是戈壁，没有水泉，只有途中的甘泉堡有一眼枯井，开掘后也只能供百十人一天的食用，根本无法在此扎营。白彦虎之所以在水源之地黄田筑卡树栅，严密防守，而放开大路不守，其用意正在于此。当刘锦棠了解到，水源之地黄田就在黑沟驿之上，而其上游就是古牧地的时候，遂将计就计，于六月十九日（8月8日），将马步各营调集离阜康县城西部10里之处，开挖废旧渠道，把水引到西树儿头子，就地修筑营垒。二十日（8月9日），又派部分士兵在甘泉堡列队训练，挖掘枯井，作出一副走大路的模样，迷惑敌人。白彦虎得报，即屯兵黄田，以待清军。
二十一日（8月10日）三更时分，刘锦棠亲提大军，与金顺会合，神不知，鬼不觉的挥军直捣黄田。黎明时分，清军在占领了黄田一带的有利地势——山冈之后，即向敌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从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的敌军，一面向古牧地守敌求援，一面向清军展开猛烈的反攻。刘锦棠率兵从左，金顺率兵从右，分兵迎战。刘锦棠派陕安镇总兵余虎恩，总兵陶鼎金带马队为左路先进，宁夏镇总兵谭拔萃，参将董福祥，副将张俊率步队随后跟进；提督黄万鹏率旌善马队为右路先进，汉中镇总兵谭上连，提督萧元亨等人率步队紧随其后；提督谭和义、唐国华率步队保护炮队，知府罗长佑等人保护辎重。布署已定，余虎恩和黄万鹏率先领兵下山，与敌马队展开激战。清军将士奋威猛击，敌军节节败退，与步队会合后，又重新向清军发起反攻。余虎恩、黄万鹏即率马队张开两翼，侧面包抄，谭拔萃、谭上连等人率步队居中迎敌。在清军的包抄攻击之下，敌军大败，丢弃卡栅、辎重，狼狈逃窜。刘锦棠率兵追抵古牧地，守军或入城固守，或逃向红庙子。刘锦棠见古牧地城大墙坚，一时难以攻破，就还驻黄田。当左宗棠接到金顺关于进兵阜康，采用引水诱敌之策，奇袭黄田的军报时，即断定，此乃“毅斋囊底之智耳”[①i]。刘锦棠就这样，以奇袭黄田，拉开了古牧地之战的帷幕。
刘锦棠从被俘敌军口中得知，白彦虎和阿古柏因怀疑古牧地守将马明与清军私通，就把他押回南疆，改派王治和金中万驻守。六月二十三日（8月12日），清军进围古牧地，刘锦棠部分别驻扎城东与东北两面，金顺所部驻扎城东南。二十四日（13日），阿古柏派阿孜木库尔带领数千人的马队从红庙子来援。刘锦棠一面通知金顺，一面整队迎敌。“这时已经相当强大的中国人，袭击了阿孜木库尔弱小的分队。那些喀什噶尔人拚命地战斗，但是他们的大部分，包括阿孜木库尔在内都被击毙，只有一百人左右跑了出来，把不幸的消息带给了‘毕条勒特’。”[②i]打退敌人的援兵后，清军将士在猛烈炮火的有力支援下，迅速攻占了城外的山垒和城关，完成了对古牧地辑怀城的包围。面对顽敌，刘锦棠与金顺“计议，屯兵坚城之下，利在速拔，尤需严密防堵，遏其奔窜，以期聚歼”[③i]。由金顺所部负责城西、西北、西南三面防务，刘锦棠所部驻扎城北、东北、城东，防止敌人逃窜，并连夜赶修炮台，安放大炮。六月二十六日（8月15日），刘锦棠派宁夏镇总兵谭拔萃，率千总庄伟用大炮轰塌了东北面城垛。他与金顺商定于二十七日（8月16日），由他攻东、南两面，金顺攻西、北两面，对守敌发起总攻。同日，清军炮兵又在城东炸开了一道一二丈宽的缺口。当晚二更，刘锦棠召集将领布置了攻城作战任务。由谭拔萃督同提督席大成、副将汤仁和率军攻打城东北角，谭上连督同提督萧元亨、戴宏胜攻打东城，知府罗长祜督同副将杨金龙和庄伟指挥城南炮队，掩护攻城部队。提督谭和义、谭慎典等人伏兵护城壕中，等炮火炸开城墙，即强行攻入。直隶州知州袁垚龄等人驻守南城两侧，以备策应，阻遏敌军出逃之路。余虎恩等人驻守城南一带的山冈，提督张春发等人防守西南平川，截击城中逃敌。刘锦棠自己则亲率老湘军马队，在城南山垒上居高督战。刘锦棠的周密布署，保证了这场歼灭战的圆满完成。
二十八日（8月17日），清军发起全面攻击，清军炮火将城墙多处炸开缺口。刘锦棠督军猛攻，守敌拚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数小时的鏖战，刘锦棠所部中军及董字营从城的东南角率先攻入城中，金顺所部和刘锦棠派去攻打东北部的军队，也相继攻入城中。随后，经过激烈的巷战与城外追歼战，清军仅以阵亡158人，伤455人的轻微代价，攻占了辑怀城。全歼守敌6000多人，守将马十娃、王治、金中万均被击毙，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白彦虎因未入城而侥幸逃脱。在缴获的一封乌鲁木齐阿奇木马人得给古牧地守将王治、金中万的信中说，“乌城精壮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①j]。得此消息，刘锦棠“以古牧地既克，守贼尽歼，乌垣逆贼必闻风胆落，乘胜直捣，一鼓可下”[②j]。遂一面知会金顺，一面派兵前去侦察。此时，敌军已如惊弓之鸟，在通往乌鲁木齐的大路上，已见不到敌军大队人马的踪影。
二十九日（8月18日）黎明，刘锦棠留谭和义与唐国华驻守古牧地，自率各军径捣乌鲁木齐。一路上，清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残敌。为了全歼残敌，刘锦棠分兵三路，左右包抄，中间突破，迅速包围了乌鲁木齐城。乌鲁木齐守敌白彦虎和马人得，在清军的凌厉攻势面前，自感无力抗拒，遂于清军进抵乌鲁木齐前，南逃至距乌鲁木齐180里的达坂城，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援军与清军抗衡。因此，清军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迪化城和巩宁城。扫除残敌后，惨遭蹂躏的乌鲁木齐满汉两城，仅剩下汉回居民数十人。就这样，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了乌鲁木齐三城。
从清军收复古牧地和乌鲁木齐三城的战斗中，我们可以发现，每次战斗前，刘锦棠都要对敌情作周密的调查。在军事布署上，无论是攻坚还是追剿，都力求全歼。他既注重进攻，也注意策应和打援。黄田和古牧地全歼守敌，重创援军的辉煌战绩，就是这一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抓住有利战机，出敌不意，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袭取黄田后，刘锦棠即进围古牧地，使敌人还来不及撤退就被全部包围。攻城时，他充分发挥近代先进武器的威力，迅速攻占了辑怀城。在得知乌鲁木齐城防空虚的情况下，跟踪追击，取得了连克三城的辉煌战果。“出塞偏师幸获数捷，甫及旬日，连下数城，颇非始愿所及。”[③j]就连在前敌指挥作战的金顺，也“以古牧地既敢抗拒，则进军乌垣必有数番大战”[④j]，根本就没有料到，辑怀城一克，敌军已望风披靡，清军能在三日之内取得连下四城的辉煌战果。这不能不说是刘锦棠灵活指挥的结果。对这一战，英国人包罗杰评论说：“这次进军是以如此惊人的隐蔽进行的，而攻击又是如此神速和巧妙；由于这些原因其效果就更加提高了，这是在中国和中亚细亚的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⑤j]由于刘锦棠作战有方，表现出色，清廷给予他以赏给骑都尉世职的奖赏。
清军攻克乌鲁木齐三城后，昌吉、呼图壁各城敌军，闻风而逃。玛纳斯北城敌军头目余小虎，于六月底弃众南逃。七月初一（8月19日），玛纳斯南城敌军守将黑宝才，也率众南窜。六月二十九日（8月18日），荣全指挥的清军和孔才、徐学功所部民团，经过近6个月的围攻，才打下了玛纳斯北城。然而，攻打玛纳斯南城时，清军则遭到了残存守敌的顽强抵抗。七月初一，金顺率军从昌吉前往玛纳斯助战，刘锦棠则指挥所部，清除了南山小东沟、东山、柴窝堡、大西沟、水西沟、板房沟、三台、滋泥泉、阜康等地白彦虎和余小虎的残余势力，从而保证了清军后方的安全。但是，攻打玛纳斯南城的清军各部，为争克城之功，不顾大局，各行其事，致使该城久攻不下，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最后，不得不向刘锦棠求援。八月十七日（10月4日），刘锦棠接到金顺的求援信后，派谭拔萃、罗长祜等人率步队6营，马队5旗前往增援。在湘军的帮助下，各军齐心协力，于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攻克南城，收复了玛纳斯全境，从而解放了阿古柏统治下的北疆所有地区。
这次清军北路作战的目的，“一在扼其纷窜以省防兵，一在下兵南路防其牵缀”[①k]。乌鲁木齐等地的收复，使肃州至哈密到塔城一线的清军连成了一片，它既遏止了俄军东进的企图，又可以防止阿古柏匪徒的北窜。“乌鲁木齐既克，即须规复吐鲁番城，扼贼咽喉，则南路各城不难次第戡定。”[②k]
　　五　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之战
清军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的战斗，虽然给阿古柏集团以沉重打击，但是从敌军的兵力布署情况来看，则是北路轻而南路重。因此，要彻底摧毁阿古柏政权，消灭其有生力量，必须向南疆进军。然而清军收复玛纳斯，还师乌鲁木齐时，已届冬令，主帅刘锦棠“病虽痊复，然严寒临阵，非其所宜，老湘全军患役者几过一半，势非缓养不可。而后路转运新粮甫经开办，驼只车骡均形裹足，急切不能取齐。若即进兵，则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凝结之时，诸形棘手，且无论筑垒、支帐均不便利也”[③k]。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遂决定等次年雪融冰消之际，再进兵南疆。
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被清军攻占后，阿古柏就开始着手加强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的防务。“在吐鲁番和托克逊以及达坂城要塞布署了下述兵力：萨巴宰（步兵）7000人；骑兵7500人和27门炮以及达10000人的东干兵员，”后来“又增添了库尔勒来的1500骑兵和从库车来的1000骑兵”，[④k]总共27000人。派大通哈（大总管）爱伊得尔呼里率精兵4000人，驻守天山通往南疆的重要孔道——达坂城；次子海古拉率步、骑6000人，大炮6门，驻防托克逊；艾克木罕、马人得和白彦虎驻守吐鲁番。阿古柏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经此布置，阿古柏认为，天山防线凭险设防，以逸待劳，万无一失，遂有恃无恐。因此，对于清军来讲，“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①l]。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清军统帅左宗棠决定，徐占彪和张曜所部攻打吐鲁番，刘锦棠攻打达坂城，两城克复后，再攻取坚城托克逊。由于刘锦棠一军连续作战，部队减员较多，急需补充，以保持原有建置。左宗棠除从兰州防营挑选近千名士兵补充湘军缺额，调侯名贵炮队归他指挥外，又将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总兵方友升、桂锡桢所率马队3营，调归刘锦棠指挥，使刘锦棠的南征军达到29营，大大增强了湘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左宗棠命刘锦棠与徐占彪、张曜共同约定进攻日期，以便三军协同作战。他认为“安集延酋以诈力胁南八城及吐鲁番，而以重敛为事，人心早离。只要头节打通，官军禁止扰掠，则王土王民何分中外。且剿且抚，第二进即可径抵阿克苏，分三路规复全疆似非难事”[②l]。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基本上如其所料。经过4个月的休整和补充，光绪三年三月（1877年4月），攻打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三月初一日（4月14日），刘锦棠亲率马、步各营旗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逾岭南下。初三日（4月16日）抵柴窝堡，侦知达坂城守敌毫无防备，即命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等人率马队9营，汉中镇总兵谭上连等率步队4营，于“是夜初鼓，衔枚疾走。乘贼不觉，径趋达坂，期以五鼓会集城下，立合锁围，杜贼窜逸”[③l]。达坂城附近有一片草泽，为了阻止清军，守敌将湖水引入泽中，形成一道淤地，深及马腹，成为防卫达坂城的天然屏障。余虎恩等人率队过河涉淖，迅速占领了达坂城周围的有利地形，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完成了对达坂城的包围。
翌日，守敌发现自己陷入重围，就用枪炮对清军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轰击。为了摸清敌军实力，刘锦棠不顾个人安危，策马巡视四城，“所至贼枪密注，子下如雨。从骑有伤者，刘锦棠坐骑亦中子立毙，易马而前，”[④l]丝毫不为所动。随后，他一面命令各军密切注视守敌动向，防止敌军突围；一面指挥各军修筑营垒，挖掘濠沟，以备阻击敌人的援军。初五日（4月18日），宁夏镇总兵谭拔萃押解开花大炮来到前线，湘军的攻击力量大为增强。当天，海古拉派马队1500人前来增援，被清军击退。达坂城守敌在援军断绝的情况下，准备突围南逃。刘锦棠从城中逃出的维吾尔人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命各军“夜间列燧照耀，光如白昼”[⑤l]，使敌军夜晚突围的企图化为泡影。初七日（4月20日），城东炮台建成后，刘锦棠命令参将侯名贵和庄伟，指挥3门大炮对城内进行连环轰击。清军炮火首先摧毁了城中敌军的炮台，接着又将城墙炸开多处。最后，一颗炮弹飞入城中，击中了敌人的弹药库，引起爆炸。一时间山崩地裂，声震全城，加之大风，火焰迅速漫延起来，结果又引爆了敌人储存的弹药。连续不断的爆炸轰鸣，使敌人肝胆俱裂，死伤狼藉，城中守敌犹如一群无头苍蝇，四处乱窜，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清军乘势发起攻击，歼灭突围之敌，一举攻克了达坂城。此战，清军以伤亡167人的轻微代价，取得了毙敌2000多人，俘获包括守将爱伊得尔呼里及6名胖色提（500人长）在1200多人，缴获马匹800多，枪炮1400多件，大炮1门的巨大胜利。这是刘锦棠采用“缓进急战”战术，继黄田、古牧地之后的又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达坂城被克，阿克柏即失去了赖以阻止清军南下的天然屏障。
“攻占达坂城之后，刘锦棠采用了中国人与敌斗争的传统方式，‘以其油炸其肉’，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①m]对被俘的南疆土尔扈特人和维吾尔人，“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候官军前进，或为内应，或导引各酋自拔来归”[②m]。他的这一作法与其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及金顺等人在玛纳斯尽杀降众的作法是截然不同的，对瓦解敌军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俘虏回到原籍后，“哈克库里伯克担心俘虏被释放的消息会削弱起义者的战斗意志，于是按照他父亲的命令，在喀喇沙尔处死了部分逃到那里的达坂城人，其余活着的人又逃回到讨伐者（清军——引者）那里去了。如此残酷的措施改变了居民对阿古柏伯克的好感，帮助了他的敌人”[③m]。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刘锦棠于十一日（4月24日）夜，亲提大军秘密起程。于十二日（4月25日），在白杨河分兵，一路由道员罗长祜等人率马步6营，进军东南，与徐占彪、张曜会攻吐鲁番；一路由他自己亲自统率马步14营，从西南直捣托克逊。大军行至小草湖，刘锦棠从托克逊逃出的维吾尔人口中得知，托克逊守敌海古拉已弃城西窜，白彦虎正指挥部下抢掠人畜，焚烧村堡，准备裹胁当地居民一起西逃。居民们不堪忍受，请求“大军速援。并称大军所遣免死回目驰归，宣布官军威德，回众无复疑惧，延颈以待官军”[④m]，由此可见刘锦棠俘虏政策的效力。十三日（4月26日），刘锦棠挥军疾进，行至距城十里之地，只见前面火光冲天，枪炮声不断，知道敌人又在围攻庄堡，遂与敌军在城郊展开激战。清军号鼓齐鸣，杀声震天，守敌不支，放火焚烧了粮食和弹药，弃城而逃。是役，清军毙敌2000多人，降服20000多人，自己则只伤亡92人，真可谓是一场漂亮的追歼战。同一天，罗长祜统率的湘军抵达吐鲁番，与徐占彪、张曜所部会攻该城，守敌马人得被迫率部投降。
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之战，是双方主力的一次大决战。在这次决战中，由于刘锦棠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将士奋勇，所向无敌，敌军“大概损失了不下二万人”[⑤m]。相当于阿古柏在这一地区整个防守兵力（约27000人）的五分之四，约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左右。[⑥m]三城既克，破竹之势已成。而三城之克，“得手全在达坂之克，无一漏网（真是奇捷全捷）[①n]，“实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②n]。吐鲁番被收复后，通向南疆的大门就向清军敞开了。刘锦棠因功，赏戴双眼花翎。双眼花翎，按照清制规定，不是贝子贝勒是不能戴用的。刘锦棠以监司受戴，“恩与督抚无异，朝廷眷注之隆，为二百年所未有”[③m]。
南八城门户既开，刘锦棠准备乘胜南下，收复八城。无乃师行绝域，饷源涸竭。吐鲁番新粮收获尚需时日，从哈密、巴里坤转运陈粮又难以马上聚齐，加之火州吐鲁番六、七月份“暑热至不可当，师人多病”[④n]，无法继续作战。刘锦棠遂与左宗棠商议，让部队在吐鲁番一带休整待命，等粮饷运到，八月（9月）秋凉时，再发起新的攻击。
　　六　底定南疆
“阿古柏或是以武力，或是以诈骗的手法取得了喀什噶利亚所有城镇的统治大权，但是却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因而，他从一开始执政的时候起，就决定依靠军队的力量，而使它成为这个国家拥有特权的、统治的阶级。”[⑤n]当他的军队接连不断的遭到清军毁灭性打击，士兵纷纷逃亡的时候，众叛亲离的阿古柏感到回天无力，便于四月十七日（5月29日）在库尔勒服毒自杀。“他死后，在追逐汗位者之间发生了内讧，这就使清军的讨伐行动变得容易的多了。”[⑥n]
阿古柏自尽的当天，其次子，亲英的海古拉（也称哈克·胡里伯克）从喀喇沙尔来到库尔勒，陆续将他的军队集中到这里。四月二十日（6月1日），海古拉宣布了阿古柏的死讯。二十五日（6月6日），他宣布艾克木汗条勒为他的副手，主持库尔勒一带的防务，自己则以运送阿古柏尸体为名，准备回喀什噶尔与其兄——亲俄的伯克·胡里伯克争夺王位。就在他离开库尔勒的第二天，艾克木汗条勒即自立为汗，并派兵占领了阿克苏。海古拉在途径库车时，遭到了当地以托胡迪夏为首的维吾尔人的袭击。五月十三日（6月23日），海古拉行至离喀什噶尔不远的克孜勒苏河桥上时，被他哥哥派人所杀。这样，七城国政权就分裂为互不统属的三个部分，即喀什噶尔的伯克·胡里伯克，阿克苏的艾克木汗条勒和和田的尼牙孜伯克。为了争权夺利，三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混战。七月五日（8月13日），伯克·胡里伯克率兵5000人打败艾克木汗条勒，进占阿克苏，艾克木汗条勒逃往俄国。
八月（9月），伯克·胡里伯克回到喀什噶尔尚不到一个月，就传来了和田尼牙孜伯克反正降清的消息。月底，就在他打败尼牙孜伯克的时候，清军收复南疆的最后一次战役——秋季攻势已经开始了。
盛夏一过，经过休整补充的刘锦棠所部，兵力已达32营。而敌方则由于“内讧，已成瓦解之势。计八城中，除喀什噶尔尚须重烦兵力，此外师行所至，当无敢再抗颜行者”[①o]。
七月十七日（8月25日），刘锦棠先派提督汤仁和由托克逊进驻苏巴什和阿哈布拉。八月初一日（9月7日），继派总兵董福祥和张俊沿阿哈布拉、桑树园、库木什、榆树沟、星星子、乌沙塔拉一线，设哨筑垒，至曲惠安营。提督张春发由伊拉湖小道进抵曲惠，与张俊等人会合，按路程远近，预备柴草饮水，准备迎接大队人马。八月二十一日（9月27日），刘锦棠命吐鲁番、托克逊步队各营从大路向曲惠挺进，自率马队走小路。二十六日（10月2日），清军各队齐集曲惠。次日，刘锦棠派提督余虎恩、黄万鹏率马步14营，取道乌沙塔拉，沿博斯腾湖向西，绕至库尔勒背后，奇袭该城。自率大军于二十九日（10月5日）从大路向开都河一带推进，直捣喀喇沙尔。海古拉与艾克木汗条勒逃走后，留驻喀喇沙尔一带的白彦虎，知道只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抵御清军进攻的，就把自己的残部移驻开都河西岸，然后掘开开都河水，“以阻官军”。河水“漫流泛滥，阔可百余里。……深者灭顶，浅者亦及马背”[②o]。清军一面泅渡搭桥，堵塞决口，一面赶修车道。九月初一日（10月7日），刘锦棠率军进入喀喇沙尔城。此时，城中“水深数尺，官署民舍荡然无存。所有缠回均被白逆迫胁随行，间有存者，隐匿山谷不敢出也”[③o]。刘锦棠遂将和硕特台吉札希德勒克管辖的蒙民数百户迁到这里居住。在蒙古族人的帮助下，清军在水浅之处，轻骑减装，乱流而渡。“沿途民舍均已烧毁，亦无居民。”[④o]初三日（10月9日），清军进入库尔勒，“则空城一座，俱无人烟”。此时，清军“行粮已罄，后路转运车驼未至，军无现粮”[⑤o]，无法继续前进。为了不延误战机，刘锦棠动员士兵“觅掘窖粮，得数十万斤”[⑥o]，解决了军粮短缺的难题。随后，一面飞挽后路转运接济，一面派人招徕、安抚难民，巩固收复区。白彦虎一路烧杀抢掠，胁迫当地居民随行，行动非常缓慢。初六日（10月12日），清军粮饷运到，刘锦棠亲自挑选精锐步兵1500人，骑兵1000人为先锋，跟踪疾追，在洋萨尔赶上了白彦虎的殿后部队。十一日（10月17日）四更，在白彦虎狼狈逃至库车，喘息未定之际，刘锦棠已亲率大军追抵城下。经过一场鏖战，清军歼敌千余人，追杀40里，于次日收复了该城。这场从库尔勒开始的追歼战，清军在6天中驰骋900里，收复了喀喇沙尔和库车两城，“拔出被裹回众以十万计”[⑦o]。十五日（10月21日），拜城人开城迎接清军入城，刘锦棠令各军驻扎城外，招集逃亡。“布置甫定，令各营将领蓐食疾进。十六日五更，履冰而行，霜凌凝积，手足冻皲，人马交困，行八十里抵铜厂，”[⑧o]逃敌正胁迫20000多居民渡河。刘锦棠即挥军猛扑，“见贼即杀，人马之尸顷刻堆积河中，水为不流”[①p]。接着又在上铜厂大败敌军。十八日（10月24日），清军追至阿克苏，该城十多万维吾尔人，“皆守城以待官军”[②p]。阿克苏北通伊犁，西连乌什，东接库车，往西可达喀什噶尔、叶尔羌和英吉沙尔，进而可达和田。清军收复阿克苏后，白彦虎除经乌什逃往喀什噶尔外，已别无出路。二十一日（10月27日），清军追至乌什阿他伯什地方时，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之上，已不见敌军踪迹，才返回乌什。这次追歼战，刘锦棠率军在“三旬之间迅扫贼氛，穷追三千里，收复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歼贼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决机神速，古近以来实罕其比”[③p]。刘锦棠因此受到以三品京堂候补的奖赏。
收复东四城后，刘锦棠本打算在阿克苏等地休整一段时间，补充兵员和给养，等张曜率军到达阿克苏后，再率马步全军直捣喀什噶尔。然而，就在这时，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宣布反正的和田尼牙孜伯克被伯克·胡里伯克打败，投奔了清军。阿古柏派驻喀什噶尔汉城的原清军降将何步云，也寻机反正，派人给刘锦棠送信，请求急速进兵援救。白彦虎于九月底（11月初）窜至喀什噶尔东北180多里的卡里他亚以两克时，所部已不足百人，饥疲交迫，又被伯克·胡里伯克留守喀什噶尔的阿里达什拒之城外。直到伯克·胡里伯克打败尼牙孜，回军喀什噶尔时，才允许他入城，助攻汉城。汉城形势异常危急。刘锦棠当机立断，改变原来先取叶尔羌，然后夺取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的计划，决定先取喀什噶尔，以断敌外逃之路。他派余虎恩带队由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和玛纳巴什，从正面佯攻，提督黄万鹏等人由乌什取道布鲁特边界为奇兵，迂回包抄，约定两军由余虎恩统一指挥，于十一月十四日（12月18日），在喀什噶尔会合。因为巴尔楚克和玛纳巴什地处通衢，扼和田和叶尔羌冲要，刘锦棠遂在两路大军起程后，亲率马步各营前往驻扎，以便策应前敌各军。等张曜一军到齐后，就展开全面进攻。
十一月十三日（12月17日），当余虎恩和黄万鹏两军进抵喀什噶尔时，只见汉城火光冲天，杀声不断，战斗异常激烈。见此情景，余虎恩当即立断，分兵三路，首先从东门发起攻击。刹那间，清军号鼓齐鸣，马步如墙奋进，守敌纷纷弃卡奔逃。战斗中，清军将白彦虎的副元帅王元林击毙，全歼东部守敌。西北敌军见东部失利，派兵三四千人前来助战。正激战间，黄万鹏领兵从后面杀到，清军两面夹击，汉城守军也呐喊助威。在清军凌厉的攻势面前，敌军顷刻间即土崩瓦解，打开西门狼狈而逃。黄万鹏和余虎恩一直追至中俄交界之地，俘获了余小虎等人，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伯克则由俄属布鲁特逃入俄境，清军只好返回喀什噶尔。与此同时，刘锦棠亲率大军由玛纳巴什南下，于十七日（12月21日）收复叶尔羌，二十日（12月24日）倍道袭取英吉沙尔，并派总兵董福祥略定和田。二十二日（12月26日），刘锦棠进驻喀什噶尔。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清军收复和田。这样，驱逐阿古柏侵略者，收复新疆失地的战斗，历时一年半，于光绪三年十二月（1878年1月）胜利地结束了。至此，除伊犁地区还在沙俄手中外，其余失地已全部光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胜利的速度之快，不仅出乎国外人士的意料之外，就连西征军的统帅左宗棠，在清军收复吐鲁番时还认为，“数月之间转战三千余里，窃恐事有难能”[①q]。直到南八城相继光复，他才感到“戎机顺迅”，对刘锦棠统带西征军将士所建立的伟大功绩作出了，“既劳烈而论，已足光垂史牒。若夫功成迅速，则实古今罕见之事”[②q]的高度评价。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对敌作战中取得的少有的一次彻底的胜利。它不仅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振奋了民族精神，而且粉碎了英国殖民者借阿古柏反动政权在新疆扩展其势力的阴谋，并使沙俄认为清军收复新疆“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③q]，从而达到永久霸占伊犁地区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清军在对敌作战中所表现出的非凡作战能力，使帝国主义列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不能不有所顾忌。一直密切注视战争进程的英国亚洲问题专家包罗杰说：“中国人克复东土耳其斯坦，毫无疑义，是一件近五十年中在中亚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自从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征服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这又以一种更为不合我们口味的方式证明，中国具有一种适应能力，必须承认这是在中亚日常政治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④q]。然而，这次胜利的取得，除了左宗棠力主西征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顶住各种压力，扫除重重障碍，保证了西征军的顺利进军外，与西征军的前敌统帅刘锦棠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发挥和运用是分不开的。
新疆地区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戈壁沙漠，冰山雪岭，作战环境十分恶劣。在这种环境中作战，不仅要克服自然条件带来的不利因素，而且要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刘锦棠认识到西征作战与在陕甘作战的性质截然不同，与左宗棠制定了严格的军纪。他们认为，此次作战“如能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⑤q]，把严格地执行军纪提到了长治久安的高度。因此，他的部队在进军过程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地方完善如初，迅速赢得了民心。清军所到之处，“各城阿奇木、阿浑、玉子巴什携酒酪，献牛羊，络绎道左，”[⑥q]受到“欣喜的欢迎”。[⑦q]。他们“日夜延颈，拭目盼望”清军的到来。“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①r]“没有一个城镇向皇帝陛下的大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还为皇帝的大军作了力所能及的事。”[②r]对抓获的俘虏，除安集延人外，其余的一律发给路费，遣返回家。这样作既争取了民心，又瓦解了敌军，从而使清军的讨伐行动得以顺利进行。
由于刘锦棠用兵，“善遇战士，尤不嗜杀，故人乐为用”[③r]。所以，虽然他所率领的西征军将十万里长驱，每个营仅发4个月的盐菜银，也无一人为此而却步。作战中他牢牢掌握“缓进急战”的作战原则。在对敌军发起攻击之前，准备好充足的粮饷，必“亲周视地形”，摸清敌情。进攻时注重奇袭，出敌不意，往往采用长途奔袭，深夜包围的战术，使敌人防不胜防。交战中，他总是充分发挥近代枪炮的巨大威力，先挫敌军锐气，然后以优势兵力全歼敌军。正因如此，清军在从库尔勒开始，两个月的追歼战中，军行“五千余里，未尝亡一裨将，兵威之盛，汉唐开边之臣所未闻也”。刘锦棠指挥的清军进军之神速，使外国人也为之惊叹。包罗杰评论说：“中国人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非凡的深谋远虑的特点，这些行动表明中国将军和他的副手们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的士兵们的服从、勇敢和忍耐力。从曲惠向喀喇沙尔迅速的推进，从那里向布古尔急行军，占领库车、征服者对待平民的宽容，所有这些综合起来使这一段战争对中国和它的将军们，特别是对金顺（应为刘锦棠）说来，是最值得钦佩的”[④r]。欧洲报纸也发表评论说，中国“用兵可谓神矣！”欧人“军律亦无以过此。平时欧洲人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迨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洲一清醒也”[⑤r]。刘锦棠率部收复新疆，驱逐外敌这一波澜壮阔的情景给新疆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光绪十八年（1893）沙俄武装入侵我帕米尔地区，清政府妥协退让，丧权失地的时候，新疆广大军民无不愤慨地说：“若前抚臣刘锦棠在任，断不至此”[⑥r]。也正因为如此，刘锦棠才被新疆各族军民视为保卫边疆的“西北长城”[⑦r]。
①a《湘乡城江刘氏续修族谱》卷一十五。
②a《刘襄勤史传稿》。
③a《刘襄勤史传稿》。
④a《清史列传》第15册，第4662页。
①b《刘襄勤史传稿》。
②b《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岳麓书社出版，第297页。
③b《刘襄勤史传稿》。
④b《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
①c《平定关陇纪略》卷一十二。
②c《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四。
③c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汉译本，商务印书馆，第83页。
④c穆罕默德·翟蚨：《费尔干纳与喀什噶尔》。
①d《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百三十三。
②d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六。
③d曾毓秀：《征西纪略》卷四。
④d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44页，1963年伦敦版。
⑤d《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九。
⑥d钟镛：《西疆交涉志要》卷三。
⑦d左孝同：《左文襄公家书》卷下。
①e《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二。
②e《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一。
③e《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
④e《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七。
⑤e《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⑥e《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十八。
①f《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②f崇实：《请缓西征宽筹国用以备海防由》，一档馆《军机处录副》，防务类，第10号。
③f《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九。
④f《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六。
⑤f李云麟：《西陲述略》。
⑥f《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一。
①g《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六。
②g《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七。
③g《刘襄勤史传稿》。
④g《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五。
⑤g《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八。
⑥g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汉译本，第223页，商务印书馆。
①h《刘襄勤史传稿》。
②h《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六。
③h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利亚》汉译本，第14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
④h《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266页。
①i《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七。
②i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利亚》汉译本。
③i《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
①j《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九。
②j《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268页。
③j《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七。
④j《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三○○。
⑤j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汉译本第195页。
①k《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九。
②k《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十八。
③k《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七。
④k前引库罗帕特全著207页。
①l《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七。
②l《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七。
③l《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
④l《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
⑤l《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
①mD·A·ucueb：《yǔrypkckoe rocygapcmbo ǔmmulllap（）》，C.46—47，uockta,1981.
②m《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
③m见前引ucueB著。
④m《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
⑤m见前引包罗杰著汉译本201页。
⑥m见前引库罗帕特全著汉译本201页。
①n《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八。
②n《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八。
③n《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八。
④n《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八。
⑤n见前引库罗帕特全著汉译本159页。
⑥n见前引NcueB著。
①o《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
②o《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493页。
③o《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493页。
④o《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一。
⑤o《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494页。
⑥o《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494页。
⑦o《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496页。
⑧o《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一。
①p《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第501页。
②p《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一。
③p《左宗棠全集·批札》，第413页，岳麓书社。
①q《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一十一。
②q《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0页，岳麓书社。
③q兰斯德尔：《俄属中亚细亚》，第1卷，第627页。
④q见前引包罗杰著汉译本223页。
⑤q《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十七。
⑥q曾毓秀：《征西纪略》卷四。
⑦q别里尤：《克什米尔与喀什噶尔》，转引自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第245页。
①r《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一。
②r《伊米德史》汉译稿，下册，第160页。
③r《刘襄勤史传稿》。
④r见前引包罗杰著汉译本220页。
⑤r《西国近事汇编》卷二。
⑥r《陶勤肃公新疆奏稿》卷一。
⑦r《湘乡城江刘氏续修族谱》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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