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散叶集纳（三二四）
　　( 06:57:24) 转载▼标签： 分类： 油画《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一笔负千年重任 04:29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袁运生董希文的油画作品《开国大典》 资料照片我生平有幸结识的老师之中，董希文先生是我学生时代印象最深，也相知最深的一位。他，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人。坚信艺术的理想比一切都更重要，一生坚持油画民族化这一目标，并告诫他的学生：“一笔负千年重任。”《开国大典》是受到表扬的一个例子，《红军过草地》是他在1957年完成的另一幅巨作。董先生以20世纪40年代初曾经尝试过的国画写意人物的笔法绘制，这种大笔触后来被运用在60年代初的西藏第二次写生作品里。此画的另一个突破，是色彩的抽象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全画以普兰和橙黄为基调间以土黄和黑色，色彩表情极为严峻，被批评者认为是充满了对革命的悲观主义情绪，它的确是有一种悲壮的情调。事实上这幅画是颇富于人情味的，篝火、笛声、重云，深沉的思绪，但这种悲壮是坚韧信念的颂歌！作为历史画，能够做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是极其难能可贵。这幅作品是董先生在油画民族化方面更重要的一次努力。写到这里，不禁忆起许多往事。1959年上写生课时的一幕：当时我以点彩的办法去画一盆花，董先生建议我去看看修拉和西涅克的作品，正说得高兴，我看到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以为自己有使命必须教训所有人的学生，气冲冲地走到董先生面前：“董先生，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讲！”董先生被叫到教室门口。“董先生，你这是怎么回事？！袁运生至今拒不改造，你还指点他去看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那气氛好像教育一名不可言喻的惯犯。董先生只是一言不发，转身朝办公室走去。董希文（），浙江绍兴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开设油画工作室培育大批艺术英才。代表作为油画《开国大典》。那时，我们工作室的五名毕业生常聚会在董先生家里谈艺术，系统欣赏董先生几十年来的所有作品。这些日子便是我们的节日。每次到先生家中都会有两个食盒放在桌上，一只装着糖果，另一只是饼干或茶食。董先生总是先出来见个面而随后借故走出去半小时左右，好让我们放肆动手，回来后再谈艺术。那时节，学生们胃里太空，和老师一边谈话，吃糖的样子一定不雅。“你喜欢塞尚吗？”有一天董先生突然问我，听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眼中放光，感慨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和他有一段距离，使我不能很深地理解他！”我想说，可能是性情的关系，但没有接下这个话茬儿。回想我曾经听到吴冠中先生讲，在杭州艺专时期，董先生曾经在色彩方面受到林风眠先生的指评，独自到孤山上痛哭的往事，当时我不接话茬儿可能是对的。先生严于责己的精神实在是他的重要本色。那次我还对于美术教育中所谓基本功的概念发挥了一通议论，我表示反对强使大家接受统一的，认为是唯一正确的基本功概念。我说，所谓基本功是为了给学生以后的创作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应当尽可能地扩充基本功所含有的内容，现代的艺术教育应当提供从古典主义直到毕加索之间的所有选择。这种论调在当时显然是太出格了，但出乎意料，董先生特别严肃且一板一眼地说：“我同意袁运生的这个意见。”从这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到我们之间好久以来的亲近感觉是有深刻原因的，只是他从来没有这般无顾忌而已。袁运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现任美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为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有一天，我们一同欣赏他多年来的作品。差不多所有的画都看过了，过去的和现在的，变化真大啊。董先生指着自己1942年的一幅《苗女赶场》的油画说：“本来，我自己心中最中意的是这一条路子。”正如他常说的，那是笔笔负责、恣意而自由的绘画。我的内心不禁为之一震！我回味他这条肯定自我的迂回的曲线，暗自下定决心：寸步不让，寸步不让地走自己的路。董先生的心思全用在绘画里了，全副精神，全副精力，你看他作画的表情便是那样。他的眼神，拿笔时手的挥动都是刻骨铭心的，这是一种心性的表现，无论是藏族喇嘛的早年白描写生，还是《红军过草地》中大笔衣着的描写，或者再次西藏写生的那种豪放的饱满的笔触，他都是率性而作，这里面留有他的精神。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还手把钢刀，直戳印章，毫无犹疑（他只有那么大的力气了）坚持他作画的主张，要一笔笔画下去。一笔负千年重任，不遗余力。他的骨灰盒上用了最后一块自己刻的名章，是那段日子钻研汉印，熟读碑铭最后的心得。坚实、肯定、一去不复的刀痕，有情有致的笔画，这坚忍的情愫，活生生突出了自己的性情。他是以悲壮的情怀与艺术告别，与自己的生命告别的。他是一位真正的殉道的艺术家！读中文系：获得一种有价值的生命范式日11:44&& 来源：文化专栏&&中国图书评论&& 作者：王一卉【编者按】相信很多读中文系的人都遇到过类似的询问：学中文有什么用，学中文出来拿什么谋生，学中文是不是就是写写文章，学中文的你能不能帮我写份情书等等。“百无一用是书生”，在这个日益喧嚣纷繁的世界，中文系逐渐沦陷。并非所有中文人都能走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然而纵使在最平凡的岗位上，读中文系的人的内心世界也必有为人所不知的精彩，他们躬耕在自给自足的精神园地，守住心中的理想桃源，追寻着一种有价值的生命范式。那天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在认识我之前，他对“中文系的女生”这样一个群体抱有某种过于美好的幻想，遇见了我才发现，原来中文系的女生也是很“接地气”的。我笑。大概也能猜得出他心里曾经那么一个白衣飘飘，长发披肩，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窗前翻书时手边还要有一盅香茗的女子形象。而我，不过是一个中人之姿，爱吃爱玩，爱花爱草，爱刷网爱看美剧，也爱说冷笑话的平凡女生罢了。那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浸淫的这整整七年时光，对我而言，究竟有怎样的意义？或者说，究竟有没有意义？日，南京大学文学院一百周年院庆，毕业一年的我又回到了学校，看到熟悉的师长，和一些风尘仆仆从各地赶回的同学。院庆大会的流程单是一个又一个人的讲话，但是我早就知道，中文系的师生的讲话，才不会是官样文章，必定有精彩的火花迸发。果然。最帅院长大人依旧气度非凡，即使是那么正式的发言稿，也同样“憋不住”地引经据典，让人在某些瞬间又回到了大学一年级他的古代文学课堂，听他说经学，讲卦象。北大、台大中文系代表发言各具特色；杰出系友叶兆言的发言暗藏锋芒，听得台下掌声笑声不断；凭《蒋公的面子》而为众人周知的温方伊学妹的发言，更是出乎意料的机敏，大气。当然，最精彩的莫过于莫砺锋教授的演讲稿，当天晚上就在朋友圈里被满满地刷屏了。本科的通识课程和讲座中曾窥得其风流气度，单凭这一点就比许多没有上过他的课的研究生同学幸运得多了吧。在中文系，对我的影响最深，震撼最大的，大概就是这样一批气象非凡的师长了。我常常一脸骄傲地和同事说起那些年，我们迷恋过的中文系老帅哥，但是却不太愿意给他们看照片。照片怎么能反映他们的学识之广博，思想之深邃，言谈之气韵？去掉这些，他们的确与普通人无异，甚至因为没有金钱地位堆出来的“气质”而泯然众人。但是阿潘曾经在某篇文章中说，你看中文系的人走在路上，与常人没什么分别，但是他们的心中，另有一个世界。中文系的学生，其实是一个很难概括的群体，正是这样一种难以概括，才让这里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来。你当然可以只看书本，将课业完成，领取一张印有文学院字样的毕业证书。但是我所遇到的同学，实在是各有各的一套活法。他们在自己专攻的领域阅读、研究，他们看古典文献，也看网络文学，他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泡上整整四年，或者七年。他们写东西，只是因为心底的那个声音告诉他们不得不写。闲暇时候，他们有的会吹笛吹箫弹古琴，有的会写字画扇打太极，有的会唱昆曲，当然流行歌曲他们也拿捏得当。他们会成立自己的话剧社排自己写的戏，他们会编系刊刊登自己喜欢的文。但是这些有着各自宇宙的个体，却又能因为这种彼此尊重的生活态度而成为好友。我想大概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个群体，可以几个短信，就召集起一帮人在北大楼前的草地上，围坐一圈，喝着啤酒，等待凌晨时最圆最大的月亮出现。我知道，他们的内心，都有一轮明月，清辉遍地。大概再也不会遇到这样一帮朋友，可以一起暴走城南，坐小火车穿越半个南京城，乘轮渡体验江上之清风，可以相伴看尽颐和路公馆，一同沿着城墙绕行南京城一周。春天时，可以赏梅明孝陵；夏天时，可以乘凉玄武湖；秋天时，可以闻桂灵谷寺，冬天时，可以围炉小火锅。在中文系，能和这样一群有想法，有生趣的人朝朝夕夕，同游同乐，我想，这七年对我而言，就是有意义的了。2004年的时候，我念高一。当时，南大中文系在我的高中立了个台子做建系90年的宣传。我怯怯地走上前，和一位学姐说，上南大中文是我的梦想。那个学姐笑盈盈地递给我一份宣传资料和一套纪念书签，说，来吧，你一定不会后悔的。回家之后，我就在那个宣传资料上写下了：光荣而伟大的梦想。前几天我还把那份材料翻出来给我的学生看。告诉他们，那里是我最初的热爱，也将会是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的一个选择。尽管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出色的中文人，读书太少，学识太浅，更是难以走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之路，但是在这里读过的每一本书，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让我成为了现在的自己，这个我觉得一直活得清清明明，踏踏实实的自己。即使忘却所有读过的小说情节，散文词句，古诗古文，我相信，南大中文对我而言，仍旧是有意义的。我想大概不会有太多思想道德修养的老师，会在上课时给学生讲西南联大；讲果壳知乎TED科学松鼠会博物杂志MOOC课程；讲《黄金时代》，讲萧红；读卢新宁的《在怀疑的时代依旧需要信仰》；讲孟子的“人异于禽兽者几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讲横渠四句；讨论《三体》；让他们读了马克思的原典后再来评价马克思的思想伟不伟大，给他们说说西马的代表人物；让他们警惕心灵鸡汤，请他们学会独立思考，怀疑一切包括我所讲的这句话；给他们说我的旅行见闻，我的绕南京城游记，我所看过的禁止出国文物。我曾经跟他们说过，我说的一定是我相信的，那些我不信的，如果我不能批驳，那么可以选择不讲。我在这样一门课里尽我所能的融入一点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学识有限，能做的太少，但至少不违本心。我想，这也都是中文系七年生活，给我打下的烙印。即使我们不会都成为文学研究者，无法都从事专业相关的工作，但是我们必定是不一样的一群人。中文系的人遇到过太多人询问，学中文有什么用，学中文出来拿什么谋生，学中文是不是就是写文章，学中文是不是一件轻松浪漫的事情，学中文的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份情书，学中文的你能不能给我家孩子起个名……遇见得多了，也就很少去辩驳什么，而是羞涩地笑笑，插科打诨地糊弄过去了。只要自己心里明白，何必求得那些难以抵达的理解呢？在南大文院的这七年，成就的是我之为我的安身立命的基座。莫砺锋教授告诉我们，学中文获得的是一种有价值的生命范式，它在屈原，在陶渊明，在杜甫，在苏轼，在辛弃疾，也同样在鲁迅，在老舍，在萧红，在张爱玲，它在我们每一个坚守精神高地的中文人的血脉中。& （注：作者王一卉，系南京大学文学院2006级本科生，2010级硕士生）壹周读：鲁迅笔下的“爱国主义”五则日15:09&&来源：新浪读书 &&&&&&&&&&&&&&&&&&&&&&&&&&&&&&&&&&&&&&&&&&&&&&&&&&&&&&&&&鲁 迅导语：鲁迅一生的行动思想指南就是爱国。他以犀利的文笔直陈社会弊病，批判围观者的冷漠，对国人的国民性阴暗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然今天的时代早已非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相比，但清醒地、理智地爱国，并勇于直陈社会之弊端，仍然没有过时。1、随感录三十八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Nordau，诺尔道（），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政论家、作家。著有政论《退化》、小说《感情的喜剧》等。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国民之敌”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剧本《国民之敌》的主人公斯铎曼一类人。斯铎曼是一个热心于公共卫生工作的温泉浴场医官。有一次他发现浴场矿泉里含有大量传染病菌，建议把这个浴场加以改建。但市政当局和市民因怕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极力加以反对，最后把他革职，宣布他为“国民公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mob，英语：乌合之众。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侗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牛二，小说《水浒》中的人物。他以蛮横无理的态度强迫杨志卖刀给他的故事，见该书第十二回《汴京城杨志卖刀》。。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BonG.LeBon，勒朋（），法国医生和社会心理学家。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仅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道学，又称理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思想体系。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玻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脖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动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署名迅）&&&&&&&&&&&&&&&&&&&&&&&&&&&&&&&&&&&&&&&&&&&&&&&&&&& 2、随感录四十八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古书里的弱水①，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别想了一样新号：“西哲”，或曰“西儒”。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②，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这一日抬一回神舆。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新进英贤”，能否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折衷一世？“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③注释：①我国古籍中有关于“弱水”的记载，说它“鸿毛不浮，不可越也”（无法承载任何船只的水域）②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提出的口号，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③Brand，即勃兰特，易卜生所作诗剧《勃兰特》中的人物。“All or nothing”。英语。“不能完全，宁可没有”的意思。　（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选自《热风》）3、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这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磋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本篇最初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选自《热风》）4、随感录六十一“不满”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但要问：照我们的意见，怎样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话，想来大约是“收回治外法权①，收回租界，退还庚子赔款……”现在都很渺茫，实在不合人道。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若论皮毛，却总算略有进步了。这回虽然是一场恶战，也居然没有“食肉寝皮”，没有“夷其社稷”，而且新兴了十八个小国。就是德国对待比国，都说残暴绝伦，但看比国的公布，也只是囚徒不给饮食，村长挨了打骂，平民送上战线之类。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算得什么希奇?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注释：①治外法权，指过去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5、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乎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诸公!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弱水去黄河几丈么?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谷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桑间濮上如何情形，自由恋爱怎样态度?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点悔么?四斤的担，您能挑么?三里的道，您能跑么?他们如果细细的想，慢慢的侮了，这便很有些希望。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为什么陈寅恪只字不提鲁迅日11:16&& 来源：新浪专栏 新史记 陶方宣 桂严留学日本时的陈氏兄弟合影。左起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鲁迅与陈寅恪关系非同寻常。当年鲁迅赴日本留学，与陈寅恪和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船出洋。那是1902年，鲁迅与陈寅恪的哥哥陈衡恪同时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亲自带领下，乘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出发去日本，小小少年陈寅恪也同船随行。俞明震即是陈寅恪的大舅，他可是个新派人物，鲁迅对他的印象不坏，在《朝花夕拾·琐记》中对他有这样一段描述：“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与陈寅恪的交往从此开始，到日本后，他们又同在建校不久的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到1904年毕业，同学两年。在弘文学院，鲁迅与陈寅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主任、主编、校长、总长、将军、元帅、总统，不管是恩人或仇人、领导或下属，他一不开心张口就骂，却没有骂过路矿学堂的俞明震，也就是陈寅恪的舅舅，也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名篇《王观堂先生挽辞》，就发表在吴宓主持的《学衡》杂志上。《学衡》还刊登过陈寅恪《与妹书》、《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不知道是因为与陈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还是学力不逮、不敢妄评，反正终生未见微词，这在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几乎是一个特例。要说起陈寅恪的家族之大，怕是在中国难有望其项背的。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原任直隶按察史，甲午倭寇犯高丽，陈宝箴充任大清国战时军需指挥官，以粮台转运史的身份负责为前线准备军械粮草，终日与荣禄、刘坤一、聂士成、袁世凯等面商或电文往来，做的是保家卫国、名垂千古的大事。陈寅恪著《寒柳堂集》也谈到身世，说自己祖父任湖南巡抚“仅得小省”，在他眼里，小省当个省长算不上什么官。就说亲自护送鲁迅、陈衡恪、陈寅恪去日本留学的俞明震，出生绍兴俞家，也是真正的大家族。单说老俞家有个儿子叫俞大维，读哈佛、读柏林，与陈寅恪同学，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寅恪与大维原本就是姑表兄弟，亲上加亲。俞大维后来做了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自称与陈寅恪“二代姻亲、三世交情、七年同学”。俞大维的儿子叫俞扬，后来娶了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陈寅恪最初从国外回国，任蔡锷的秘书，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却和鲁迅来往频繁。鲁迅那时候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是陈寅恪兄长陈衡恪题写。清明节后的那一天，他取了几册书来到蔡将军府。陈寅恪正埋首在案前一摞卷宗里，鲁迅和他打招呼时，他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老半天没有任何反应。鲁迅将书放到他面前，陈寅恪才回过神来，摘下眼镜擦拭了一番，然后找出茶杯，每一只都积满了茶垢。他叫门房给他们送来两盏热茶，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喝了茶，陈寅恪才缓和了些。鲁迅将几本书往他面前推了推：“刚刚出版的几册书，闲来贤弟可以翻一翻。”陈寅恪将书拿起来，随手翻了翻，然后说：“我记得当年在日本，你就不来上课，尽找外国小说看，翻译的底子就是在那时候打下了。”鲁迅说：“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单纯做学生，这钱绰绰有余，但我后来回国结了婚‘游学’的。抽烟、喝酒、购书，这钱就不够用了。你知道的，加上周作人很快与羽太信子谈起了恋爱，钱更不够用。”陈寅恪说：“不过你会挣钱，给《浙江潮》写稿子，给各种小刊物、同乡会写文章做校对，日子还是过得不错。”鲁迅说：“那跟你们世家子弟是不能比的。当然，你那时还小，我的成就就远不如陈衡恪。”陈寅恪说：“陈衡恪是拼了命的，他生来就是读书的命。”鲁迅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陈寅恪说：“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鲁迅说：“这是我和师曾(陈衡恪)不同的地方，他用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学业，另一只眼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忆录》里说鲁迅：“退学后住东京的这几年，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不进，平常只逛旧书店——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怪不得鲁迅能如此全面地编辑出几部《域外小说集》了，正是自由地研究、自由地创作，在俄、法、德、波兰、匈牙利文学的大海里自由翱翔，为日后回国扛起新文学大旗打下坚实的基础。陈寅恪从蔡锷将军府辞职后再度出国，离开北京时来到教育部向哥哥陈衡恪告别，顺便也和鲁迅打个招呼。那天在教育部附近的一个饭店聚餐，陈衡恪为弟弟送行，鲁迅和几个教育部的同仁也在座。酒过三巡之后，鲁迅与陈寅恪回忆当年发生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趣事。当时陈寅恪与鲁迅床抵着床，两人年龄最为接近，关系十分密切。有一次已回国的同学来信询问弘文学院的近况，鲁迅和陈寅恪、陈衡恪等人联名回信，把学院情况事无巨细地一一告诉了他们。陈寅恪对鲁迅说：“你那时候就看了很多书，我那时还小，并不太懂事。你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候你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我感到很吃惊——你那时就一直鼓励我，受到你的鼓励，我给家父写了很多信，我记得有许多话比如指出日本包藏祸心，其实都是平常你跟我说的。”鲁迅说：“你从小就与别人不一样，看得出来，你将来的前途无可限量，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陈寅恪再度出国后，与鲁迅再没有联系。但是鲁迅日记中却不时地提到他，而陈寅恪却再没有只言片语谈到鲁迅。作为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此种反常行为令人不解。一直到晚年，陈寅恪才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一代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从不提及，这也是陈寅恪孤高与自尊的证明。他默默地走着一条漫长无尽的学术之路，最终成为令人仰望的一代大师，他的学问被傅斯年称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来源：本文节选自《鲁迅的圈子》，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张爱玲在异国他乡的那些年日17:16&&来源：读书专栏&&作者：范典& 张爱玲谢世已近20年，可是关于她的话题一直未断。遗作相继由她好友的后人整理出版，从《郁金香》到《小团圆》再到《少帅》，以至于读者都开始怀疑张爱玲版权继承人宋以朗的用心。这种猜测实在是多余的，秉着张爱玲与宋以朗父母宋淇与邝文美的交情，宋也不会靠出卖长辈遗稿来获取饱暖之资。张爱玲的“黄金年代”应该处于她与胡兰成相恋时期，那时候的她写就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等日后斐声海内外的名篇，到了后期，她嫁给大她29岁的德国剧作家赖雅，生活捉襟见肘，很是困顿。赖雅中风后，她还要将精力投入到照顾他的病体当中，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她只能靠给香港电懋电影公司写一些剧本来获取稿酬。令人意外的是，她用英文写就的一部部小说在美国却并不走俏，反遭到一次次退稿。她就在给夏志清的信件中透露了这份心情：“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正赶上英镑贬值后的风潮，可能毫无反响。”《北地胭脂》中译本名为《怨女》，由中篇小说《金锁记》扩充改写而来，可是并未被美国出版人相中，屡投屡退，以致于张爱玲在信件中一次次说起，而又将它归于一种客观原因。《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汇集了张爱玲与夏志清先生的通信118封，另外也有夏志清的回信16封半。两人通信最早是在1963年的5月9日，最后一封信则是在日，保持着三十余年的情谊，大概因为彼此相隔距离不远，都在美国，夏志清还曾邀请过张爱玲从好莱坞搬至纽约来当邻居，可惜对方已习惯独居。这本书可以算是张爱玲去美国后写作和生活踪迹的一次寻访，彼时她独居异乡，与国内友人保持着联络，如宋淇夫妇、庄信正、夏志清等人，如若没有这些信件往来，恐怕她就从此销声匿迹，因为她在国外的发展并不理想，很多文字还是借由这些朋友帮她在港台发行，才结集出版，继而形成“张学”的系统，为后来很多文学爱好者研究并摹仿。信的往来间，张爱玲向夏志清讲述的都是有关创作、翻译上的事，比如对《海上花列传》的钟情，在申请一些研究费用后不辞原文辞藻的艰涩和方言的难翻之处，向夏志清请教：“打麻将，打错一张，否则‘多三副搯子’。(三张相同？)”可是夏志清虽然从小在苏州长大，却也对这个术语不太熟识，因而在他当时任职的《联合文学》杂志上登函请求读者。这是有点学者的情怀了，当时在网络仍未出现的时代，做研究都要跑到图书馆，像钱钟书一样学富五车的知识人毕竟少见。夏志清倒是给张爱玲介绍了一位神人姚克，记性极好，“无锡钱钟书下来就要算上他了”。夏志清回忆，张爱玲与姚克相识，一些“零碎问题”都去请教于他，相当于一本活字典，一个时代逝去了，就像一阵浪头裹挟着无数的零碎记忆和物什沉没了，这样的神人的存在，相当于在沉船内打捞宝物。要不是夏志清在书中提起姚克，恐怕今人也无从得知他就是晚年曾因其话剧《清宫怨》搬上银幕后遭江青批斗而名声大噪的江南才子。张爱玲在美国的创作旅程一开始走得并不理想，可是经由夏志清等一帮朋友的热荐以后，尤其在台湾，她的著作签给皇冠文化，由琼瑶的丈夫平鑫涛先生全权代理出版，势头立即起来了。很多人开始摹仿她的创作，在《联合文学》比赛当中，就有一些投稿的作品跟她风格近似，作为评委的夏志清立即将新人们的稿件推荐给张爱玲看，这予孤独一人在异国他乡的女作家而言，是一种欣慰，也是于孤独守旧中得到新生灵感的处方。与她年轻时代的文学创作相比，后期作品她更执著于反映个人经历和生活，翻来覆去地讲，以至于现实中的生硬与生涩统统沥现，正如白先勇说《小团圆》的史料价值更重于文学价值一样。这些信件是夏志清先生在张爱玲故去后重新整理出来，因年代模糊，遂进行原文的一一审核与对证后才重新按时间顺序列好，并在每封信后标注彼时信件往来的幕后故事。因为单只读到张爱玲的信，却不见夏先生的信，总觉得不平衡也不能全理解，有了夏先生的标注，两者就像小孩子玩的翘翘板，一上一下有了平衡的切磋。信件往往会透露个人的很多信息，因此才会有很多名人的后代严禁他人拍卖或出售先人的信件，然而张爱玲既无子嗣又无亲人，这种事就不由她了，为后人添了一点研究的乐趣，恐怕她也没什么好不高兴的。尚且她在信里多讲书和写作，极少谈论个人生活，除了一些病疾。王德威在后跋中称这些信件里透射了“病的隐喻”，她在向夏志清透露自己的病情时也只是三言两语，从牙病困扰到街头被青年撞到右手骨裂，再到屡受虫子干扰而搬家，实则是因皮肤过敏，以致于搬家不停丢东西，朋友来的信件也来不及拆阅，桩桩件件，说得轻巧，却触动读者的心。夏志清的个人生活也并不乐观，婚后与於梨华、陈若曦等女作家产生一些情感纠葛，尤其是陈若曦后来在书中痛骂他的为人，激起夏志清的极大委屈和愤懑的情绪。他与前妻离婚后娶得王洞，可是生了个女儿夏自珍却是“智识未开”，一直处于“自闭”状态，这让他极为痛苦。张爱玲在回信中每每安慰他，说自珍将来是会幸福的，这给予夏志清一定的慰藉，张爱玲的细心由此可见，她每信必写上问候王洞及自珍的祝福语，令人感动。张爱玲原本很可能像鸳鸯蝴蝶派中的某个人，虽然存在著作却默默无闻，也形不成系统和研究的方向，夏志清真的算得上是她的“知遇恩人”，不但将她与巴金、老舍等人推荐至现代文学史的作家前列，而且还从中撮合自己的学生来研究她的小说、翻译她的小说到日本等国。两人见面的次数寥寥，张爱玲也只大了夏志清几个月而已，可是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们却借由这些信件展开了一些业务上的交流，如果不是基于出版或稿件的发表，张爱玲恐也难以与无聊之人维继这种关系，某种程度上而言，她是将夏志清当作国内的代理人，因为她对打理这些文稿和后续出版、合同方面的事并不擅长，有人替她操心她自然是可以舒心不少。而夏志清也是将她推崇备至，甚至不惜贬低像张粲芳一类的华裔作家来提高张爱玲的地位：“在Lawrence J.Trudeau主编的Asian AmericanLiterature(Detroit，一九九九)这部巨型参考书内，二张分量相当，张粲芳评论部分占了十五页，张爱玲才十四页，真该有人去把前者的作品好好评审一番才对。”可见他对张爱玲是多么的喜欢和追捧。书籍信息：《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夏志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萧红，未及绽放已死去日14:17&&读书专栏&&作者：胡艳丽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是鲁迅先生为萧红()《生死场》写的推荐序中的文字。其中的“观察”和“越轨”似乎也是萧红一生的写照，她对生活的观察体悟，点点滴滴都融成了笔下奇崛的文字，没有她的笔锋所至，怕是生于此中的人们也难以发觉原来这冷得发慌、饿得发慌的世界也是这番生猛有趣；而她的越轨，则吸引了世人无数刻薄的眼神，少年时的懵懂反叛、青年时的走投无路皆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消费，消费她的故事胜过消费她的文字、思想。关于萧红的传记性文字不下70余种，种种立场、观点，或褒或贬大致还原了萧红一生的经历，幼年丧母，在祖父那里得到童年唯一的温暖，而后与父亲对抗行骗才得以上中学，后又因违抗父命走上了逃婚流浪的旅程，从此与家庭的温暖隔绝。萧红一生的悲剧从此开始，少不更事之时无人指点关心，错走的人生道路，让她赔上了一辈子的身体健康。悲苦的际遇令萧红更加深了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在梦里都在写句子的萧红，文学才华在遇到萧军以后，渐渐崭露锋芒，后得鲁迅指点帮助，名动上海。这分明是一个美好生命的开端，但她的精彩还未来得及绽放，便过早地萎落了。萧红这样的奇女子，断不属于视觉尤物，她的美在于灵魂、在于流浪，因而相较电影，我更愿意看《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一书。作者邹经是懂得萧红的，她懂得她“跳跳攒攒”的明媚童年、懂得她青春期的反叛与对未知的恐惧，她也深深地理解萧红在绝境之中与萧军相遇产生的依恋式爱情。这种懂得并非凭空而来，是要参阅大量关于萧红的记述性文字，同时还需要一颗慈悲的，能体味孤独、体味痛苦的心。在《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中，邹经也是率直得可爱，颇有初生牛犊的风采。比如，她为当时一众文人对萧红文字的鄙薄颇为不满，便说“将萧红和萧军比较，本就是将天比地。‘无招胜有招’的灵光和‘流氓打架’的胡来，哪里就有了可比性”，这一句想必是通读了萧军、萧红的诸多作品才有的断言。她激赏端木蕻良的文学鉴赏力，便有了“要知道端木蕻良年轻时落落寡合、恃才傲物，一向以我行我素的真面目示人，时有批评过分的刻薄，但绝不违心褒扬。端木对萧红的推重，在今天看来，正符合萧红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作者率性的文字，令这本传记有了自己的灵魂。民国时期，虽然大环境一片萧条肃杀，人心却是纯朴的，围绕在萧红身边的这些人物，都是一派天真。相比像个大男孩一般的萧军，端木蕻良更懂得萧红。对于文者而言，真心懂得自己、欣赏自己的精神伴侣当比生命更重要。端木蕻良在萧红过世后曾做词：“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书中，作者也感慨，不论是萧红、萧军还是端木蕻良，他们都是民国时期的至情至性之人，活得真实洒脱，只是他们这一番相遇，若是能改换在他们全部心智成熟以后，一切故事都将不同，文字的碰撞也将演绎不同的结局。萧红还未及真正长大就已离开人间，如今我们只能流浪在《生死场》《呼兰河传》的悲凉之中，慢慢体悟这位民国才女灵动的精神世界。她的文字远比她的经历更精彩，但只有了解了她的经历才能更好地理解她文字场景中的种种映射，理解她对生活、对爱、对一生际遇的种种隐讳表达。（书籍信息：《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邹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红孩:唤声姐姐叫萧红&& 日11:50 来源：中国文化报与黄源(左)、萧军(中)合影《呼兰河传》 萧红 著国庆期间，正逢电影《黄金时代》热映。五日下午，我到三环附近的爱琴海影城去观看，本以为这部电影上座率能有五成就不错了。结果，走进影院看到黑压压的头影才知道，几乎满场。我坐在那里就思忖，这部描写女作家萧红的电影去年才演过小宋佳版本的，今年的汤唯版为什么这样火，其个中原因是因为萧红还是因为导演、编剧、演员的变化？我没想到，这部电影的片长竟然达三个小时。以至于在两个半小时后，妻子给我发来短信：电影完了吗？跟哪个美女在一起看的？我答复：大片，三个小时，美女熬不住，走了。事实是，在放映的三个小时中，观众没一个走的，仿佛在看一场电影欣赏课。回到家里，还沉浸在对萧红的印象里。妻子说，去年电影《萧红》你一连看三场，今年你准备看几场？我说，先看一场，如果有可能，再陪美女看一场。妻子瞪了我一眼，说，美的你！节日后上班，单位几个年轻的记者问我，红老师，看《黄金时代》没有？我说看了啊，你们也都看啦？她们说，去年您就向我们推荐去看电影《萧红》，今年要是不看，您准会说我们缺点什么。我说，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去年推荐看《萧红》，是想让你们了解那个时代，一个女作家传奇而又多舛的人生。今年推荐，是想让你们看一下艺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前者是内容，后者是形式。“红老师，您告诉我们，您究竟喜欢萧红什么？”记者A问道。“红老师，如果您生在那个时代，你是否会爱上萧红呢？”记者B问道。“红老师，萧红跟鲁迅先生产生爱情没有？”记者C问道。面对年轻记者的提问，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与回忆当中。我是一九八四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那时我在北京郊区农场的一所中学读高一。某一天，我遇到农场幼儿园一位喜欢文学的老师，她跟我提到她正在看贾平凹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她还说她喜欢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萧红的《呼兰河传》。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萧红的名字。几天后，我到学校的图书室去借《呼兰河传》，结果老师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无奈，我只好到农场的图书室去问。图书室的管理员见我是个学生，就说你不是职工，图书不外借。我说，那我能看看《呼兰河传》的样子吗？图书管理员见我一脸的天真，就说好吧。他转过身走到里间屋，只用两三分钟就把《呼兰河传》找到了。我双手接过《呼兰河传》，当时的心情用激动是不足以形容的。我翻了几页，然后几乎用乞求的语气说：叔叔，您能借我三天吗？第四天我保证还您！图书管理员说，我没这个权力啊，万一你弄丢了可怎么整？你最好能找个大人替你借一下。我听后脑子有点懵，我母亲虽然是农场职工，可她要来机关得走四十分钟，这可把我难住了。这时，农场工会一位热爱文学的领导从图书室门口经过，因为都喜欢文学创作，我们见过几次面，于是我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冲他喊了一声。工会领导听到我的叫声，回头一看是我，就惊奇地问我来干什么。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他听后很痛快地对图书管理员说，就以我的名义借，书丢了我负责。到现在我都很感激农场工会的那位领导，尽管他在与我后来的交往中有几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从《呼兰河传》书后的借书登记中，我知道我是农场里比较早阅读这本书的人，至于农场幼儿园里那个老师是如何看到的，我不得而知。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初读《呼兰河传》时，并没有读出其中的好，或许是因为在农村长大的缘故吧，对于书中的乡村描写，觉得很是一般，当时甚至想，如果小说可以这样写，我一个月就能写出一本《呼兰河传》来。然而，等我真的写一本叫做《青春的答卷》的长篇小说时，生活阅历尚浅的我写到七八万字，怎么绞尽脑汁也憋不出故事来了。但不管怎么说，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在我青春年少时催生了我的文学梦。也就是在那一年的秋天，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我所在的朝阳区文化馆举办了“金色的秋天”文学作品征文活动。我虽然没有投作品，可在农场一帮文友的带领下，我还是出席了颁奖会。那天，前去开会的人很多，那是中国当代文学最辉煌的时期，各地的文学活动都很狂热。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为获奖者颁奖、讲话、签名的三位名家分别是萧军、袁鹰和韩少华。萧老那天穿一件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像个炼钢工人，说话声若洪钟，按现在的说法，特有大腕儿的范儿。我坐在较为偏僻的地方，只能远远地翘着脖子听三位老师讲话。在萧老讲话时，有人小声议论说，萧军的第一个夫人是萧红，写《呼兰河传》的那个三十年代女作家。我一听萧红和《呼兰河传》马上来了精神，很想对议论的人说我知道萧红，最近刚看过她的《呼兰河传》。可我没有那样做，我多么珍惜能够亲耳聆听到萧老的讲话啊！如今已经三十年过去了，当初萧老究竟讲了些什么，我似乎已记得不太清晰。我清楚记得的是，在颁奖大会结束时，许多人纷纷挤到主席台，争先恐后地让萧老他们三人签名。我或许是出于自卑，或许是从小在农村长大还不大懂得签名的意义，只是坐在那静静地落落地看着热闹的人群。大约过去了十分钟，人们渐渐散去，这时萧老猛地抬头朝我坐的方向看来，我的目光此时正好也向着萧老，也许是某种感应吧，萧老冲我招了一下手说，那个小伙子你过来一下，我给你签个名。我随即站起身来，拿着会上发的印有“金色的秋天”字样的红色硬皮笔记本紧张地走到萧老近前。萧老看着穿着蓝色制服、头发有些杂乱的我说：小伙子，从你身上我仿佛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说完，他将笔用力地在笔记本扉页上签下了“萧军”二字。说实话，以我当时对萧老的了解，我还真不明白他对我说出那句话的意思。多年后，我把这话说给萧老的女儿萧耘和女婿王建中听，王建中对我说，你与萧老的缘分不浅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萧老对一个年轻人这么赞美呢。一九八八年，我在农场的一个乡政府做团委书记。那一年我考入北京经济学院，半脱产学习。经济学院北门斜对面分别是朝阳区文化馆和小庄新华书店。这两个地方，我是经常去的。某天中午休息时，我在小庄新华书店意外地发现了女作家萧凤写的《萧红传》，我当即买下，回到教室便津津有味读了起来。通过这本薄薄的传记，我大致知道了萧红年轻而又多灾多难的人生，我为萧红的爱情不幸而不平，也为她的英年早逝而悲伤，当然也为她遇到鲁迅先生而庆幸。当时只有二十一岁的我，对一个女人第一次有了男人的爱怜，我从心底里不知不觉地把萧红看成了我亲爱的姐姐。这一年年底，我在去农场开会的时候，听说农场幼儿园有个年轻的女老师由于工作上的事跟领导发生了冲突，结果一气之下吃了大把的安眠药。幸亏发现得及时，不然就死掉了。我听后感到很惊讶，幼儿园里有十几个年轻女老师，她们和我是同龄人，有两个还是我的中学同学。她们都毕业于幼儿师范学校，分到农场幼儿园心里多少有些不甘心，很多同学都想通过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大专学历离开幼儿园。会议结束后，我找到幼儿园的一个同学，想问问自杀女老师的情况。开始她不肯说，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她才告诉我，那个女同学自杀的原因就是想考学向领导请假，领导不批，便一时想不开做了蠢事。我问同学那个女老师是她的同学吗？同学说是，而且是个少数民族老师，所以事情出来影响很大。我又问同学，女老师现在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同学说，在医院，她压力很大，谁也不愿意见。我同学说的这个少数民族老师我认识，姓何，个子高高的，长得白白净净，戴一副眼镜，非常文静。和同学分手后，我没有回单位，在商场买了一些水果就直接去了农场医院。医院不大，只有几十张床位，找一个病人是很容易的事。鉴于情况特殊，医院给小何老师安排了一个单间。我敲了几下门，小何老师并没有回应，见门是虚掩的，我便推门走了进去。我的到来，并没有让小何老师感到兴奋，她只是说了声“你好”，便沉默地把目光移向了窗外。如此，我便对小何老师说：“我来并不是想安慰你，而是向你表达一种敬佩，为了考学，尽早离开农场，你连死都不怕，可我却做不到。”听我这么一讲，小何老师扭过身来，叹了一口气，说：“我其实挺傻的，干吗要这样呢？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苟且地活着吗？”“也不都这样，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想法也就不同。比起那些在牛场、果园工作的女工，她们是多么羡慕幼儿教师这个职业呀！”“可我不想当幼儿教师，更不想长期在农场工作。我就想考学，到城里去！”小何老师的话说得十分坚定，大有宁死不屈的架势。我和小何老师是同龄人，她的想法我能不了解吗？我们这个地方属北京近郊，虽然叫农场，其实和农村差不多，尽管我们在农场上班，可大多数人的户籍还是农村户口，在城乡差别十分讲究的时代，什么样的户籍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为了参加自学考试，一年前我也曾经跟我的主管领导发生过冲突，关键时刻多亏党委书记支持了我，否则，我是无法到北京经济学院上学的。“到城里去，这没有错，可你得跟领导搞好关系啊？”我大声地说。“我开始是跟园长好好说的，可她就是不同意。说同意你去了，别人怎么办？”“园长说的也没有错啊。”“问题是，不光不让我去，所有的人都不让去，难道非把我们的青春都献给这个农场吗？我没有那个志向！”“你们园长是武断了点，可以每年选择一两个人去嘛，脱产不行选择半脱产。”“要是那样也就好办了。我问她为什么不同意，她说没有为什么，领导班子就是这么定的，这样的话谁听了不生气。”“于是，你就骂了园长，还摔了门——”“我当时肺都气炸了，回办公室拿着书包就回家了。”小何老师的话让我把事情的经过搞得很清楚。见她情绪略有好转，我说：“你这么一闹，领导肯定会让步的，他们会答应你考学的。”“考不考学是下一步的事。我现在考虑的是要调到哪一个单位。”看着小何老师憔悴的样子，我没有对她说，以你这样的脾气，哪个单位敢要你啊！但我又不得不劝她，在我苦于没有好办法时，我想到书包里的《萧红传》。于是，我对小何老师说，我最近刚看了这本《萧红传》，关于其中的内容我不想多说，我只是想对你说，你在做下一个选择时，一定要看完这本书再做决定。说好了，我只借给你看三天。三天后，我那在农场幼儿园工作的同学给我转来一封小何老师给我的信，内容很简单，大意是：感谢你那天来看我，你走后我就看了《萧红传》，我一边看一边哭，为萧红，也为自己。我现在决定辞职，在家专门复习，迎接高考。我向你保证，以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都不会再选择自杀那种蠢事了。我要好好地生活，带着憧憬和追求生活。最后，向你请求，你一定答应我，把这本《萧红传》送给我吧，我会永远地珍藏它。看着小何老师的信，想着她开心的样子，我心里感到格外释然。尽管我心里为失去《萧红传》有点不舍。多年后，我与萧凤老师不期而遇，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她听，萧凤老师听后说，想不到一本小书能救人一条命，看来人一辈子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就值了。可惜的是，这本书萧凤老师家里也没有样书了，不然，我让萧凤老师给我签名一本该多有纪念意义啊。齐白石的待客之道日10:46&&来源：读书专栏&&作者：李舒去某朋友家做客，请我吃他最喜欢的北海道白色恋人饼干。抠抠索索半日，从铁桶的饼干盒子里掏出一块给我，絮絮叨叨说：“这是你来，所以请你，一般人我才不给。”笑得昏天黑地，觉得眼前是齐白石附体。白石老人的“抠门”，其实是老时代人的惜物。在街上买东西，包鞋、包书，包糖食的纸分大小都留着，起画稿用，北京画院曾经展览过，穿衣镜上面都藏着包书纸片，上面写着难以辨认的药方；“内联升”的包鞋纸上，画了一个持弓搭箭的人，旁边注明画时执弓的手要下移一寸；废纸上画了一个瓷瓶，上面有鸳鸯荷花，据说是在古董店看到回来临写的，说可以给小儿辈当传家画稿，“可当水田几亩”；客人带了卤肉来，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齐白石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码上盐加点秋油，自己也吃得很开心。不过有一个人，却是例外，1948年秋天，赵清阁第一次走访北平，10月13日下午，她带着好友凤子、凤子新婚的丈夫沙博理，和电影制片厂的徐厂长等人去跨车胡同拜访齐白石，那一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截然不同的齐白石。赵清阁的北平之行，除了拜见各种旧雨新知，也有很好玩的细节，比如某日和一位“老北平”同行，主动提出要去参观八大胡同，为创作而收集妓院的素材。见男的不好意思，她便很大方地告诉他：“去年在上海洪深老夫子就带我去过一家妓院吃‘花酒’，还有阳翰笙等等几个朋友。人家知道我们是为写作去的，一点都不大惊小怪。也正是那次的触动，我才想写一个现代李香君的电影剧本。”在去看望齐白石之前，赵清阁已经见过了梁实秋、朱自清的遗孀陈竹隐和梅校长，龚业雅的陪伴下去拜访了“穿着豆绿色缎子晨衣”的林徽因。1948年时的林徽因，已经病得很少出门，但赵清阁还是说她“风韵秀丽”。林徽因对于自己的身体很不满意，说出门看场电影都要带着毯子，“偶尔写写小诗，都是脱离现实的，没意思”。她最羡慕的女人是凌淑华，因为她出国去伦敦了。赵清阁便说起之前为凌淑华饯行，在上海请客，来的人很多，有“白薇、许广平、陆小曼等”，提到陆小曼，林徽因便不言语了。赵清阁见齐白石，是因为她早年在开封学画，一度也在上海美专跟名家倪贻德学西洋画，她手绘的国画小品多为古人山水临摹，后来她在张道藩的引荐下，拜了白石老人为女弟子，这当然便是不一样的情分。那时候，齐白石身边的女人是曾任北京协和医院护士长的夏文珠。齐白石看见赵清阁，“分外高兴，亲自打开柜子拿出上好的香片叫夏女士沏茶。又取钱叫女佣去买了许多花生、葡萄招待我们。他像对待心爱的孩子似的，亲切地直管捡大个的葡萄往我手里送……”齐白石问赵清阁有没有继续画画，赵清阁说，正在写电影剧本，画画的事，她“赧然摇头，答道：‘顾了文事，废了画事，辜负长着！’他看着我迟疑地说：‘唔，二者不能兼顾？！可惜！去年在上海我看了你的画，觉得你是应当画下去的。’”当天看过齐白石现场作画，赵清阁要告辞了，可老人死活不依，还坚持要到外面的湖南饭馆请吃晚饭。夏女士服侍老人穿上一件新玄色团花缎长袍，换了一双新粉底双脸布棉鞋。夏女士笑着和我说……因为他喜欢你，他常看你送给他的小说，他夸你写的文章好。……去岁他在上海时不少人仰慕他的大名，并不学画也拜他为师，他碍于情面，只好接纳。在一个宴会上我看到了他，开始仅知道我为文人，后来知我学过画，引起他的注意。他愿教我。饭后，白石老人慷慨赠画给赵清阁。并且看在赵清阁的面子上，给予凤子和沙博理作为新婚贺礼的画，也只收了象征性的纸张费。果然如王森然说齐白石，凡女弟子求画，有求必应，而且多是精品。白石老人又赠她照片，墨笔题了“清阁女弟子长相见八十六岁白石老人”。沈建中为赵清阁编的散文集《长相忆》，在《缅怀白石老人》里，她现身说法，替画家节俭辩护，“至于说他"小气"，也是无稽之谈。看到他送画给朋友们从不收钱，至多收点纸张费。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一年，我每到北京去看望他，他总要送我字、画，也从不收润笔。我不能白受他的赠画，便回赠他一些礼物聊表谢意。我买过一件团花缎子袍料给他，他笑着说：我穿惯了布衣，这种讲究的绸缎衣服穿在身上不自在。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收下了，记得有一天他请我上馆子吃饭，穿的就是这件团花缎夹袍。”那次赵清阁在北平，还曾在颐和园临风把酒，又独自到陶然亭公园怀古凭吊，既看了石评梅和高君宇两位恋人的墓，也特地寻访赛金花的墓址却不得要领。她可能不知道，白石老人还痴迷于赛金花。至于我们都关心的那位大师的名字，她只在日记里提起了一次，且后面加了“先生”二字，有些不可思议的老实诚恳。李翔宇:赴英散记日07:08&&来源：文艺报相& 遇飞机缓缓落在伦敦，窗外依旧是晴空，看着发亮的荧光屏，一行小字“伦敦时间19点”，瞬间愣住了，用双眼细细打量着天空，没有一丝黑夜的气息，太阳似乎对伦敦情有独钟，停在这里舍不得离去，伦敦的天淡蓝，夹杂着淡淡的白，两种颜色十分默契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伦敦的背景色，不知道蒙蒙细雨之时，是否更美。从伦敦赶往波莱顿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正好静下心来端详一下伦敦。或许是四面环海的缘故，风特别凉，像是开着一个巨型空调，感觉是从夏天一下穿越到了冬天。裹着厚厚的衣物，经受着阵阵冷风的洗礼，困意反而更浓了，奢求着家的温暖。已经十几个小时没睡，再加上4点起床，上眼皮不争气地耷拉下来，一会儿便沉沉地睡过去。再次睁开眼，天已经暗了，像是不小心洒了的黑墨水，渲染着整个夜空，但底色却是蓝色，细细看去，泛着淡淡蓝光，有种神秘的美。忽然感觉少了发动机的阵阵轰鸣，才意识到车已经停下，懒懒地直起身，窗外诡异的静，暗黄色的光修饰着宁静的校园。顺着一条蜿蜒的小路，便通到了住处。住的地方像是一片别墅区，几栋两层的小楼随意地围着，小楼上部是暗黄的，下部贴满了小巧的红瓦，两部中间是一条用黑瓦修成的分界线，黑瓦整齐地竖状排列，简约、整齐，屋顶上也是黑瓦，整个楼在远处看浑然一体，各个颜色搭配得十分完美，没有一丝冲突。环绕这小屋的是一片绿地，其实不止这，整个住宿区就是在绿色的映衬下建的，植物的面积甚至多于房屋面积，在这里，感觉是在一个大公园，绿地中建的一个个灰色的阶梯和石凳，点缀着植物。洁白的鸽子穿梭在小屋和绿地间，时而飞翔，时而停歇，发出断断续续的鸣响，增添了几分生气，不禁感叹：没有自然的世界是不完整的。夜渐渐深了，窗外很静，偶尔的动物叫声感觉置身于山林之中，不知是什么触动了心的最深处。英国的清晨有一种奇妙的魅力，催人早起。太阳还没露头，天空涂了一层淡淡的金，朴素和高贵都共存于此，却有种协调之感。打开窗，清凉的风一下子涌了进来，急忙披上外套，躲开这热情的风。英国的风热情，人更热情，走在校园里，街道上，过路的行人总会亲切地跟你打招呼，上公交车时，司机都会和你道早安；走在大街上，环卫工人会向你招手，好像是曾经的老友。在确认无数次和我打招呼的是陌生人后，我也开始向每一个经过身边的人道早安，用对待朋友的态度去对待路人。人的一生会遇到数不清的人，如同天上的星，但大部分却是流星，转瞬即逝，没有留下丝毫踪迹，便消失在人群中，不能追寻，也不需追寻，不如给予今生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一个温暖微笑，默默地看着背影消失于人海。在英国，总是感觉身处于农场和森林之间，没有城市所普遍具有的烟尘和喧嚣，有种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平衡。当今，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重视自然，马路两边种上了一排排绿树，城市边的不毛之地也铺上了一层淡淡的绿，几乎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植物，装点着灰暗的城。即使是这样，总感觉怪怪的，就像是在枯树上接了嫩芽，城市与自然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膜，虽然透明却无法破开。在英国却没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它生来与自然就是一体的，与其说是建在城市中的森林，不如说是建在森林里的城市。他不是刻意地用绿色修饰自己，而是舍不得迷人的自然，舍不得沁人心脾的绿，不知不觉把自己打扮得可爱精致。两边的小楼矮矮的，瓦片中透露出中世纪的风情，显示着古典的美。每个小楼前都有一个精致的小花园，嫩绿的树藤缠绕着黑色的栏杆，牵牛花盘在枝头，绽放着自己的青春，旁边小巧玲珑的扶栏整洁、干净，显示着主人细腻的内心，即使是快速发展的今天，主人依然悠闲地擦着扶梯，用双眼打量着世界，在这时间观念淡化的小城，这才是生活。走过安静的居民区便是商业街，道路两旁也切换了风景，典雅的复古花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开门营业的店铺，这些店铺大部分是咖啡厅或是快餐店，一阵阵薯条和汉堡的香气扑面而来，灌满了整个鼻腔。这些楼也是古典建筑，却没有居民区悠哉，一个个紧紧地贴在一起，三层楼各司其职，才体会到什么是“寸土寸金”。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一座宏伟的教堂悄悄地躲在建筑之后，在拐了几个路口以后，才看到它的全貌。教堂占地面积很大，足足有一个街区，在商业区显得格外奢侈，白色的墙，白色的瓦，每个尖顶下都有一个椭圆形的球，高大的石柱撑起了整个建筑。人活着，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更需要精神的寄托，没有物质人无法生存，没有精神就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宗教便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而建立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前来，以求内心的清静和满足，气派辉煌的寺庙成为人们的精神殿堂，成为许多人内心的皈依。游子之思走出校园，草场迫不及待地冒了出来，放眼望去，淡绿、墨绿交织在一起，遍地的草一望无边，平整的像地毯一样铺在深褐色的大地上，大地并不平整，而是跌宕起伏，波浪般的形态富有动感，远处，几棵小树零零星星地散落在旷野上，投下片片树荫。眼前的景有两种主色调：绿和蓝，分为了大地和天空，天空依旧是湛蓝无瑕，几朵白云悠悠地飘过，一会挡住太阳，一会又让太阳逃离，弄得世界一会灰暗、一会明亮，不禁希望太阳永远都躲在云后边，免得让世界陷于火热之中。又走到了那条熟悉的小道，眼前又浮现出那个缤纷的花园，车辆依然在穿梭，人群依然在涌动，步调依然不变，整齐划一，内心却有些不同，有种隐隐的感动。漫步在无数次经过的街区，两边的小店灯火通明，即使是白天，也充斥着璀璨的灯光，把自己修饰得高贵而华丽，像中世纪翩翩风度的绅士，矜持地站在两旁。中午第一次出来觅食，看着两旁的美食，不为所动，没有了第一天的新鲜感，一日三餐全都是西式自助，没有特别，没有任何期待。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在准备放弃时，一家小小的餐厅让我的心微微地动了一下。并不起眼的小门，设施简陋的小店，在这么多雍容的绅士前更不起眼，就像是一个衣着普通还打着补丁的年轻人，显得有些不合群。以前在国内总是喜欢看英文，感觉像是出国；真正出国，满街的英文把曾经的感觉冲刷得一干二净，当看到小店上写着“拉面馆”几个汉字时，瞬间热泪盈眶，好像找到了家的感觉。这家拉面馆门涂的是红漆，那种中国的红，看着这红，感觉比北京的故宫更加亲切。走进店里，店员都是中国人，即使在身边有很多中国人，但在这里有种特别的体验，像留学多年的中国人看多了金发，突然有一天发现了人群中夹杂着一丝黑发，重新拾起久违的国语时的感觉，当时真想说：“我也是中国人。”仔细一想，他们也应该见多了中国人，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是一个普通的过客，留下的也只是片刻的记忆。见惯了刀叉，筷子又从遗忘中苏醒，漂泊的心有了归宿。筷子背面还印着“how to use the chopsticks”，突然有种独特的自豪感：我会用筷子！虽然不算什么，虽然只是点滴小事，却贴着中国的标签。面很快就完成了，清澈的面汤上弥漫着淡淡的水雾，几片碧绿的菜叶装点着窄窄的面，令人垂涎三尺。急忙开动，但第一口就领略了什么叫“烫”，舌头像触电一样，瞬间缩到嘴唇后面，这才意识到面是热的！来到英国早不知烫为何物，奶和水永远待在冰箱里，各种的沙拉和水果散发阵阵冷气，好像能驱走酷暑，娇弱的胃可不这么想，一碗温暖的面汤终于暖了受尽折磨的胃。连面带汤全部送进肚子后，还意犹未尽。留学的游子都会有对故土的依恋，对那片生你养你的土地，总有种浓浓的情。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故乡，故乡不是狭隘的地区，而是宽广的祖国——中国。　(李翔宇，笔名墨雨，现为在校高一学生)曾梵志新作走进卢浮宫：自由女神被解构为写意式雕像日08:41&&&&来源：新京报记者李健亚法国浪漫主义艺术家德拉克洛瓦创作于1830年的《自由引导人民》被认为是最受亚洲观众关注的藏品之一。曾梵志创作了四个版本，此次与德拉克洛瓦的对话是第四版，自由女神被解构为写意式的雕像。“卢浮宫闭馆关灯后，那些伟大艺术作品艺术大师的灵魂从画中走出，我希望知道他们怎么评价我的作品”，因着新作《从1830年至今》于巴黎当地时间昨晚在卢浮宫的展出，当代艺术家曾梵志或许能实现他的愿望。近日，曾梵志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了此次在卢浮宫展览的台前幕后。他说，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曾对他的创作生涯形成绝对性影响，“技巧与情绪孰轻孰重一直是一个被争论的命题。当站在原作面前时，我发现德拉克洛瓦用自己的方式早就给出了答案，偏执于任何一面都是对自己的局限，让你无法进行自由创作。”自10月22日至11月17日（巴黎当地时间），观众将在卢浮宫看到德拉克洛瓦和曾梵志的对话。对话场所德侬厅以19世纪绘画藏品见长，而德侬厅中悬挂《自由引导人民》的“红厅”区域，更因专门展示浪漫主义绘画作品而与法国艺术史具有最密切的渊源。法国浪漫主义艺术家德拉克洛瓦创作于1830年的代表作《自由引导人民》被认为是最受亚洲观众关注的藏品之一。应卢浮宫之邀，曾梵志以其为母题进行了一次再创作，并将其命名为《从1830年至今》。两幅画作虽是等大，但之间的差异却显而易见。德拉克洛瓦画中的自由女神形象，被艺术家所想象的革命者所簇拥；而曾梵志的新作中，自由女神被解构为写意式的雕像，背景部分的人物群像则被他标志性的乱笔线条所替代。曾梵志创作了四个版本，此次与德拉克洛瓦对话的是第四版。曾梵志介绍，在《从1830年至今No.1》中70%至80%都遵从了原作，“我希望它拥有一种古典的韵致”。但在创作临近尾声时，“我盯着自己的作品，突然却发现自己被眼前清晰的图像禁锢了。我完成了一个‘自由的故事’，却突然想去破坏它，于是接下来又创作了三个版本。”在这三个版本中只保留了自由女神的形象，曾梵志用简单的方法勾画后，又让她被反复覆盖，“最后我发现她从一个肉体逐渐变成了一个雕像。”■ 延伸话题进卢浮宫“正厅”是有门槛的近年来，国内时常有“某某画家在卢浮宫举办展览”的消息。不过这些展览很多于卢浮宫地下一层的卡鲁赛尔展厅展出。作为当年法国政府“大卢浮宫”计划扩建后的展览场地，卡鲁赛尔展厅是一个集餐饮、购物、文化消费为一体的商业场所，由相关公司负责经营，凭借卢浮宫的品牌赚取商业利益。去年卢浮宫馆长让-吕克·马丁内兹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谈及了卢浮宫商业运营中的租用场地问题。当时，马丁内兹含蓄地指出，卡鲁赛尔展厅举办如此多的展览，目的在于与各行业建立起专业的合作关系——当然展览的质量也需要保证。在引入当代作品的展览方面，卢浮宫有着自己的内部项目，且不少是让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与馆藏形成对话。2009年法国华裔艺术家严培明就受邀展出“蒙娜丽莎的葬礼”，严的创作就位于悬挂《蒙娜丽莎》那面墙的背后。■ 缘起为何对话德拉克洛瓦？此次的对话可以说发轫于三年前。曾梵志指出，2011年在香港一个活动上遇到卢浮宫的时任馆长亨利·鲁瓦耶特，“我们对话一拍即合，于是生起展览合作的想法，希望借展览带动更多关于‘古典与当代’的讨论。”如何介入这场“古典与当代”的讨论？曾梵志选择了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曾梵志告诉记者，第一次看到这幅作品是在1985年，它印在历史教材上，只有邮票大小，却对自由女神的形象和突破性构图留下了很深印象。而十年后第一次看到原作后，曾梵志觉得在卢浮宫所有的古典油画作品中，该作带来的视觉冲击最强，“原作的尺幅很大，人物的绘画技巧异常丰富细致。场景是凝固的，作者的主观视角却非常明显，具有非常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曾梵志透露，在其最早成名系列《协和三联画》中表现的都是群像，看上去描绘的都是客观日常生活，但刻画人物的方式却又是完全主观的，“这种将思考与现实结合起来的方式让我摆脱了创作风格的束缚，这应该归功于《自由引导人民》带来的启发。”中国文学辉煌起点《诗经》:"思无邪"不虚伪不掩饰日08:59&&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文/刘黎平马和之《唐风图册》之《绸缪》马和之《小雅鹿鸣之什图卷》之《出车》大多数民族的文学都有始发站，例如欧洲文学的始发站是《荷马史诗》，中华民族文学的始发站则是《诗经》。《荷马史诗》讲故事，是叙事诗。故事的主角是英雄和奥林匹斯诸神，在一场因为美女海伦而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人与神的意志和力量充斥其中。《诗经》讲感情，是抒情诗。主角从贵族到牢骚满腹的小官吏，到小清新文艺男女青年，乃至征夫游子，都有机会露脸。中国人重感情，所以中国文学也是从感情出发的。感情起点：“思无邪” 不虚伪不掩饰中华民族是一个纯真质朴、不虚伪的民族，绝不无病呻吟，也不故作高雅，很接地气。这一点在文学里表现得很充分，在文学的源头——《诗经》里表现得更为充分，可以说规范了中国文学不做作的特质。这个特质是《诗经》的编辑孔子概括的。有人问，《诗经》有什么特点，请用一句话概括。孔编辑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句话记载在《论语·子罕》里，其中的信息量可大了，后面的学者为了解释它，费了老大的劲，但概括起来无非是艺术上和思想上的。思想上，没有歪邪之见、纯正。“思”本是个语气助词，没什么实质意义，但被孔子赋予了“思想”、“念头”的意思。朱熹说：是要让读《诗经》的人没有邪念。清朝嘉庆时的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议》里说：“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归于正。”就是要防止思想歪斜不正，要规范人回到正道上来。好的诗，当然要引人走正道，这是属于思想上的见解，但《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还要有文艺范，如果从这个角度解释，该如何呢？宋朝理学家程颐解释得很给力：“思无邪者，诚也。”就是说，诗歌这玩意，要表现真性情，假不得，做作不得。孔子为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真实，千万别以为他是迂夫子、道德家，虽然他说郑国的歌曲有点放荡过分，“郑声淫”，然而，这不影响他将21首郑国的民歌选入《诗经》，例如郑国的小男女偷偷欢会的场面，并没被孔子删掉，都一五一十地收入。编辑是真实的，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诗歌就是真实的，中国文学沿着这条真实的路径走下去，当然也是真实的。将“思无邪”朝这个思路理解，更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实面目。这部经典真实到将贵族男子的单相思刻画得丝丝入扣，居然还放在篇首，这就是最有名的《周南·关雎》。对于这首诗的写作意图，早期的《毛诗序》解释得挺“高大上”的，说是宣扬“后妃之德”，是贵族夫妇效仿的家庭范本。不过，从直接的字面压根看不到这种“高大上”的色彩。我们只看到一个害了单相思的男子，追靓女不得，只好对着河边的水鸟和河里的水草发呆，接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做梦都在延续追靓女的念头，“寤寐求之”，“辗转反侧”。这还没完，更进入幻想状态，想开音乐派对来讨好心中的女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个追女神不得的文艺小青年，其害单相思的画面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孔主编居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而且一放就是两千多年，后人不敢动它丝毫。揣测孔子这么安排的意图，说是要促进家庭和睦，标榜淑女品德。确实如此，但往更深里说，和睦的家庭来自于真挚的感情，感情上接地气，家庭才和睦。总之，要真实，不能说教，孔子的高明，就在这里。人气起点：从贵族到平民都能露个脸《诗经》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的基础是真实的，接地气，以广大的社会群体为描述对象。西周的贵族、牢骚满腹的小官吏、田间采桑的农妇、拿着货币去集市买丝的城市平民乃至在林场伐木的奴隶都有机会露脸，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所谓“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事”，“饥者”和“劳者”就涵括了广大的基层群体。例如为工作奔波的齐国小官吏，那画面简直不是一般的生动，那心情简直不是一般的深刻，“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这位仁兄似乎一直处于紧急战斗状态，天还没亮就去上班，慌乱之中，把衣裤都穿颠倒了。为什么狼狈成这样？就是因为老板催得急。吐槽之中，带着浅浅的喜剧色彩。瞧，多么真实的工作状态，搁现在，可以拍一部叫做“齐囧”的电影。当时老百姓的家居条件如何？看看小蟋蟀就知道了。这段描写太接地气了，作者没去周朝农村蹲过点是写不出的：七月的时候，蟋蟀在野外；八月的时候，蟋蟀在我屋檐下；九月的时候，蟋蟀入了俺家的门；十月的时候，小蟋蟀钻入我家床底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快过年了，农家又关门塞缝熏老鼠……这些是何其丰富而真实的生活场面啊。就算是写贵族，也带着浓浓的平民色彩。西周的始祖稷，曾是尧手下的农业部长，算是大官吏，但在《诗经·大雅·生民》里，却是一名乡土味颇浓的农业专家形象。这小子是个弃儿，自小就会种庄稼。种豆子，豆子茂盛；种禾穗，禾穗沉甸甸，“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烘托出这位西周始祖形象的，不是辉煌的殿堂，而是一大片丰收的庄稼，一大片肥沃的田野。《诗经》就是这样的饱满而实在。真实性来自于广泛性，西周、东周时期广泛的民众是真实的，决定了《诗经》是真实的，从而决定了中华文学的源头是真实的。《诗经》是真性情的，中华文学也是真性情的。李白为何成“诗仙”？因为他有真性情，感觉一时彷徨的时候，呼天抢地，拔剑击柱，千金散尽……性情有多真实，他的诗歌就有多真实。而人们喜欢的正是这样真性情的才华。情绪平衡点：既宣泄情绪又平和心灵当然，文学光有真性情还不完美，也需要有节制，感情上不能走极端，表现形式上要含蓄。例如李白的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极其悲凉，可是，在诗的收尾阶段，还是走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积极境界。在表达失望的情绪时，既直白，又含蓄，只说“明朝散发弄扁舟”，哥我明儿要披散头发坐船浪迹天涯，其实未必是真的坐船走人，而是放逐自己的情绪。李白的这种风格，其实就是《诗经》的风格。还是以《关雎》为例，那位文艺男青年尽管思念心中女神到了难以入眠的地步，但也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一枪把自己解决掉，有深度有真心的爱情不是一锤子买卖，要拿命去换，而是要有文艺范，于是就展开美好的想象，“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含蓄，就是《礼记·经解》里说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尽管清朝的袁枚怀疑这不是孔子的本意，是汉朝人硬塞进去的，但确实也道出中国诗歌的特点：温和厚道，不说白了，不说狠话，含蓄地表达。《论语·八佾》里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和哀伤都不过度，这决定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真性情的民族，也是一个理智的民族。文学亦然。所以，中国历代以来的诗歌，既是散发宣泄情绪的，也是稳定平和心灵的。这个尺度，就体现在“诗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几个字里，所以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人生空间是有弹性的，经得起挫折，受得了失败，事业可以失败，人格却不失败。《诗经》，确实不失为中华文学一个辉煌的起点。宝鸡村民自家后院挖出青铜器&物主或是秦国贵族来源：华商报&& &日07:45昨日，魏炳祥说，他和妻子当时是在自家后院发现的青铜器宝鸡高新区千河镇魏家崖村农民魏炳祥，在自家后院取土时，发现12个“土疙瘩”。清理发现，竟是12件精美的青铜器。挖掘机铲土崖挖出几个“宝物”“一铲子下去，倒出的土里好像就是个青铜片。”昨日，回想起挖出“宝物”的过程，魏炳祥仍很激动。魏炳祥说，10月16日下午4时左右，他在自家后院一个近10米高的土崖取土时，突然发现挖掘机挖出的一铲子土里好像有块巴掌大的青铜片。他又“狠狠挖了一铲子”，结果土里翻滚出几个“土疙瘩”。“一看就是青铜器。”魏炳祥说，他赶紧叫来妻子魏小宁，并开始仔细寻找，竟然先后找出了12件青铜器，包括铜壶、铜盘，还有青铜鼎，而几件青铜鼎都缺一条腿，一个铜盘也出现了残损。一家三口商量后决定上交给文物部门经过清洗，魏炳祥发现，这些青铜器样式奇特，造型精美，“一看就是文物”。对于这些文物的去留，魏炳祥犹豫了。“说不犹豫是假的，但我俩想了半天都拿不定主意。”魏炳祥说，在妻子的提醒下，他决定和正在武警陕西边防总队服役的儿子魏沙商量一下。“我爸在电话里把情况一说，我当时就劝他赶紧上交，不能留在家里。”魏沙说，他清楚，出土的文物属于国家，私自占有是违法的。当晚，魏炳祥查到了宝鸡市文物旅游局的电话，但由于是下班时间，所以一直没人接。“心情激动的，几乎一晚上没睡着。”魏炳祥说，10月17日一早，他就打电话反映了发现文物的事。专业人员清理现场发现春秋早期贵族墓昨日，宝鸡市文物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接到报告后，他们立即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经清理，发现文物出土地是一座春秋早期的贵族墓。墓葬形制是竖穴土坑墓，长4.6米、宽2.6米。东西向，内有一棺一椁。而陈仓区博物馆馆长董卫剑说，由于文物是农民取土时发现的，所以当时墓室大半被挖残，只留下了东西两角和北边部分，考古人员立即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经清理，现场共出土青铜礼器12件，其中，铜鼎4件、铜簋（guǐ）4件、铜壶2件、铜盘1件、铜盉（hé）1件，另外还有铜铃8件、玉玦（júe）1件、石手柄1件、石串饰6枚、残陶豆1件、陶珠1组356件，并提取了漆器残余标本。此外，里面还发现有一堆疑似狗骨的兽骨。当日，这些文物被安全运回陈仓区博物馆保管。“这次考古最遗憾的就是，墓主人所有骨质东西都已粉末化，不存在了。”董卫剑说，由于该墓葬已经距今2500年左右，所以棺椁也都腐化进了土里。昨日华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清理出的墓葬底部有红、白、黑等颜色的土。董卫剑说，那正是棺椁腐朽后留下的。疑问1& 墓主是何人？昨日，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辛怡华说，这个墓葬应该是春秋早期的。“根据当时的礼制，天子使用九鼎八簋，而诸侯是七鼎六簋，士大夫一级是五鼎四簋。”辛怡华说，因此判断这个墓主人应该是秦国贵族，等级为士大夫一级，由于没有铭文，所以身份成谜。对于此次为何只出土了4件铜鼎，辛怡华说，确实少了一个鼎，具体原因不明。疑问2& 兽骨为何能保留至今？辛怡华说，春秋秦人墓葬有杀牲殉葬的传统，一般是杀狗，所以发现的兽骨可能是狗骨，但还需进一步鉴定。对于兽骨为何能保留到现在，而墓主人却化成了灰，辛怡华说，因为墓主有棺有椁，里面有氧气，易腐；而殉葬的动物是直接埋在土里的。疑问3& 此次发现有何意义？陈仓区博物馆馆长董卫剑说，这个墓葬的发现意义在于，对秦国早期的历史研究有新的参考价值，并对寻找秦国都邑汧渭之会提供了新的线索。董卫剑说，秦国“九都八迁”，而在宝鸡地区，就有4个都城，其中包括汧城（今陕西陇县）、汧渭之会（今宝鸡，汧河和渭河交汇的临近区域）、平阳（今宝鸡陈仓）、雍城（今宝鸡凤翔）。“汧渭之会到底在哪，考古界到现在有3种不同观点。”董卫剑说，而此次文物出土地魏家崖村，就是说法之一。一般墓葬都在城附近，所以，这座墓葬的发现，对确定秦国都邑汧渭之会的位置提供了新线索。(记者周金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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